古话讲绝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1915年，9月6日，毛润之给好友萧子升写信，告诉他，自己去拜访了老师，湘潭同乡黎锦熙，后者的观点，让他深有感触，更明白了读书做人干事之道。

群学肄言（群学肄言怎么读）

黎锦熙提到：

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俾士马克，通识最富者也。即今袁氏，亦富于通识者也。

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在这里，王安石成了重理论轻实际的反例，而俾斯麦和袁世凯，则被认为是很了解社会，所以能推行合适政策的人。

尽管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昏了脑袋，想要称帝，但看他之前所为，从编练新军，到倾向维新，再到迫使清帝退位，却又让他们住在紫禁城，还给予极大好处，以及与革命党的斗争中，屡次得手，不能不说，他确实是个通晓社会现实，摸透了国民性格的人。

虽然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规律，凡革新，一定是民众已经生活艰难，所以有其必要性和进步性，但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却认为他脱离了实际，各种措施看起来是对老百姓好，最后的效果，却导致他们受害——王安石文章可媲美汉唐才子，但他只适合坐在书斋里，因为他根本没有看清人间运行的规律。

（王安石剧照）

一句话：

欲做事，先做人。

如果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不了解世道人心，一个好汉没有三个帮，怎么可能立业呢？

是故，黎锦熙还推荐了一本书给他，严复翻译的——

《群学肄言缮性篇》。

读完此书，毛润之感觉醍醐灌顶。

他说：

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

（斯宾塞）

严复的翻译，半文半白，其实，此书后来有个更通俗的名字——

《社会学研究》。

我没读过此书，但从毛润之的信，可知，此书对于理解社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