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党争，肇始于明神宗万历时。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职为民，放归田园。他在故乡修葺宋时东林书院，与高攀龙聚众讲学，阐发治国理政的见解和主张。

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

明末党争（明末的党派之争）

此时明朝政治腐朽衰败、社会矛盾激化，他们“应时而作”，讲学中针砭时弊，讽喻朝政，褒贬官吏，声望日隆。

东林党发祥地东林书院

顾宪成积极联络朝中故友，举荐人才，贯彻自己的主张。

顾宪成所提倡的廉正奉公，廓清吏治，开放言路，革除积弊，在暮气沉沉的晚明，犹如澄澄清流，深得文人认同，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

东林党的异军突起，引发了守旧势力的紧张和不满。他们分为楚、齐、浙等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

东林党因拥戴朱由校即位而获重用。

著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

当时内阁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等大臣，都支持东林党澄清吏治，匡扶社稷。

大批东林党人跻身仕途，掌控朝廷军事、政治、文化和监察大权。他们利用“京察”和“大计”，对官员考察品论，“狭而私者”罢黜，“宽而公者”提拔，慢慢“东林势盛，众正盈朝”。

可极盛之际也是衰败之始。

东林党不懂得妥协的政治艺术，过于注重“名节”。考察官员，总体虽称“持正”，却已显出“门户”偏见。

对于认同自己的，同志友人，笼络有加；反对的，穷追猛打，不遗余力。

失势者聚集在宦官魏忠贤周围，形成阉党集团，伺机对东林党人打击报复。

朝廷形成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集团，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

东林党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二十四大罪状；阉党举报东林党“名清实浊”，收受疆臣贿赂。

因为有皇权庇佑，阉党对东林党形成压倒性优势，东林党精英如杨涟、左光斗就义理想，玉碎信仰，东林党严重受挫。

杨涟等人为理想就义

不久崇祯即位，见魏忠贤威胁皇权，便翦其羽翼，瓦解阉党，东林党再受重用。

如果说早期东林党尚重“持正”，那么在经苦难磨砺后，价值观却发生扭曲，愈发偏狭自私。

崇祯面对的是糜烂不堪的烂摊子，“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

为中兴明室，崇祯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但朋党之争的顽疾积重难返，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寻，冰炭互角”。

崇祯长叹:“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失望之情难以掩饰。

党争消耗着统治力量，终于将王朝导向深渊。

1644年，北京城破，崇祯身亡，天下无主。

由谁即位，遗臣又出现两种意见。马士英主张立福王朱由崧，东林党则要立潞王朱常淓。最终朱由崧登帝位，成立南明小朝廷，引起东林党不满，党争不灭反炽。

一年内就发生了质疑福王合法性的三大案:“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一面是君王面对党争困局，束手无策，耽于享乐；一面是朝臣斗得不亦乐乎，终于使清军南下，社稷倾覆，神州陆沉。

反清义士夏允彝便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

反清志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明末遗臣戴名世慨叹说:“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明末党争给清初官员的印象深刻。清人温睿临在《南疆逸史》中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在训斥故明旧臣时也不留情面:“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