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米儿火

一、“国学”一词，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概念相对明确。

《周礼·春官·乐yuè师》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公“制礼作乐”，开“礼乐教化”，奠定了中国“礼乐之邦”。乐师即当时的乐官，兼及学官，掌管“国学”工作，用以教导贵族子弟操练学习。

《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时候教学，家里有私塾，乡里有乡学，郡县里有郡学，国家京城里有太学。孔疏引正义曰：“国有学者，国谓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这里的“国学”，指的是诸侯在国都所设的学校，应该是级别最高的教学机构了。

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孙先生的理解，周朝时候的“国学”，是“贵族子弟学校”。

可以看出，在古代，“国学”的概念，指的就是学校，是国家所设立的教学机构。“国学”作为教学机构，历代略有变化。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

唐代诗人李中，写过一篇《壬申岁承命之任淦gàn阳再过庐山国学感旧寄刘钧》。里面写到与同学共读时候的场景，“读书灯暗嫌云重，搜句石平怜藓深”。这里的“国学”，指的应该就是庐山下面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建于南唐李氏朝廷，时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当时的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唐代另外一位诗人令狐峘huán，写过一篇《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释奠”日，是指古代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孔夫子的节日，“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礼属于“三礼”中“君师”之礼，是祭孔规格中最高。诗中写到“肃肃先师庙，依依胄zhòu子群。”描写了唐代学校“国学”里面祭孔的盛况。

宋人吴泳，也写过一篇《送杨子达入国学》，里面写到离家上学时的情景，“母线丝丝直，爷诗字字情。别情非所惜，回看锦衣荣。”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前往“国学”就学的学子的殷切期待和美好祝福。

清人《西巡回銮luán始末》这样写到：“学堂之设，（光绪）二十四年业已议有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递进，给照为凭；大学卒业学成，乃咨送京师国学，覆加课试，量才授官。所学皆实用，所取皆通才，而国家收得人之效矣。”这里的“国学”，已经从周朝时候的“贵族子弟学校”，发展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了。

二、近代以来的“国学”概念，基础而多元。

近代以来的“国学”一词，具有基础一致性以及多元指向向。

基础一致性，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是没有异议的。这种基础一致性的由来，离不开另外一个国家——日本。

18世纪20年代前后，日本本土文化自觉，“国学四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yìn试图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国文化影响。荷田春满甚至向德川吉宗建议建立国学学堂，以反对运用儒学、佛学的态度对日本的古典做解释。江户时期，日本国学就是以追求日本固有的、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神道思想而闻名。

19世纪末，面对西学和“欧化主义”的刺激，日本学界从世界文化格局中反思和重识本国文化，再次发出“国学”的呼声，从此“国学”一词在近现代流行开来。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社会文化转型，中国一大批学人士子，东洋求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的“国学”，也就自然感染并刺激了处境相似的中国人。

1902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时间的车轮行驶到了这里，“国学”一词在也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意义的转变。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涵盖了同时期的先秦诗赋、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涵盖了历代史学，这样一套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

多元指向性，则是指“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概念的提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06年，国粹派邓实撰文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1923年，胡适给“国学”下了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1937年，马一浮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1991年，张岱年在《国学丛书》序言中说，“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

2007，台湾学者龚鹏程出版《国学入门》一书，认为：“国学这个词，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问。”

一直到2008年，钱穆《国学概论》出版，里面竟然这样提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钱先生“不得己”只好采用了梁启超的说法，以中国历代学说思想为脉络。钱先生的“不得己”，实在是对“国学”概念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的客观呈现。

三、历史呼唤新“国学”，新时代“国学”概念呼之欲出、精彩绽放。

应该看到，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并不单单是为了学术。

早在1922年，章太炎在江苏教育会讲演时，就满怀激情地呼吁：“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国学”与“国家”密切相连，彰显着振兴中华、复兴中华的伟大追求。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学术泰斗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后来，他进一步补充道：“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新时代呼唤新的“国学”观，呼唤新的“国学”概念，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正是为了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基于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果雪儿提出了新时代的“国学”观。

国学是自然之学，是客观、科学、规律。“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回归到最初、最基础的面貌去认识国学，有着更加清醒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国学是生命之学，是生产、生存、生活，是奋斗和拼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国学，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真实而幸福。

国学是家国之学，是民族、国家、人类。“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和万事兴”。“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家庭、家族、国家、人类一家、地球宇宙一家的家国之学观念。

国学是公益之学，是利人利己、达人达己、助人助己。“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独乐yuè乐lè，不如众乐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此归纳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学，就是最大化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