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作者简介
魏东林先生（1970年3月12日—2015年7月30日），明伦书院创始人、原董事长。生前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创始副会长，曲阜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企业家国学研修班特聘专家，中国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践行者。“立足经典、守望纯粹”，他以自已的生命践行着国学的纯粹性。
毕淑敏说：“站在北极，无论朝哪儿走，都是向南；如今的社会，无论同谁聊天，都要谈钱。钱成了这个社会的的极点。”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当钱成为社会的极点，按照《道德经》物极必反的思想，皈依精神将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用担心国学“虚火”，国学热，乃至哲学与宗教热，将是大势所趋。
有人说学国学是附庸风雅，其实附庸风雅未必不好，附庸风雅至少可以让我们“看上去有文化”，“看上去有文化”最大的价值就是比“看上去没文化”好，且附庸风雅之人，至少还是有见贤思齐之心，时间长了，那股“风雅之气”会渐渐沉淀在他的内心，就会从“看上去有文化”提升到“真有文化”！
这些年的“国学热”，其最大的意味，莫过于中国人试图在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危机中寻找一种解决之道，或提供一种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价值思考。但我们也看到，人类文明发展至今，这些危机并不单在中国，它是世界性的。西方学者也在试图以东方文化，纠正、补充和调整西方文明的不足。
国学热的盛行，不少家长都舍弃了现代化幼儿园，选择把孩子送到私塾里学习国学经典，这种返璞归真的教育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传统国学教育在被淡忘了很久之后，又悄悄地回归民众的心田，但愿它的魅力会在更多的孩子身上呈现，给在都市喧嚣中奔波的民众多一点宁静和清凉。
“少儿读经”热，说明家长对目前教育现状强烈不满，现在的教育制度，孩子厌烦，家长无奈，连一些教师也想不通，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于是，向古人“讨教”解决之道。国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让国学熏陶我们的孩子，回归“童蒙养正”，至少是一种素质教育的尝试。
我非常赞同孩子从小读国学经典，这是一个人“教养培植”的开始。小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礼貌”，很少提及“教养”，礼貌与教养的区别在哪儿？礼貌是外在的、表面的，是经过训练和刻意就可以装出来的；而教养是发自内心的，是由环境、教育、经历等结合成的内在素质，是内在对人的关怀。
随着国学热，接踵而来的书院热！一些学者，或民间人士，辟一间陋室，名曰书院，邀三五好友，讲经论道，不亦乐乎。书院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是人文道场，“斯是陋室，惟吾德罄”。如今，也有一些大手笔投资的书院，走近一看，才知是宾馆饭店，金碧辉煌，透着一股躁气，真是有辱书院二字。
其实，我并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国学热”，我愿意看到国学教育能走进从小学到大学的课堂，并成为终身教育；我愿意看到从国家层面，摒弃那些虚无的、骗了我们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将国学的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作为和谐社会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方向。那时，国学已不再热，它已成为常态。
国学是无法速成的，那些教你“快速掌握”的说法一定是骗人的。国学是一种智慧的发酵与岁月的沉淀，蕴涵着丰富的知识与深刻的哲理，惟有细细咀嚼，才能领悟。一遍不行，便再来一遍，久而久之，才能逐渐进入“温故而知新”的境界，每次重读，都有新得，如此学国学，才是正道，才会收益无穷。
文化可以是一个人的精神与气质。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很容易判断哪些是中国学生，哪些是来自日韩的留学生。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气质。他还可以是农民、工人、公务员、商人，但他身上始终有一种气质在告诉你他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大陆的中国人，我们还有没有一种气质告诉别人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古语并无“教育”一词，中国人说“教化”。教化，春风化雨般，使人通过读书而变化气质，成为有德之人，此之谓“做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中国文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德”，有德斯成人。只知衣食住行的享受，“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如今的传统道德教育，已“命如悬丝”。
胡适说：“要亡一个国，先亡其学，先让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相反的，如果要让振兴一个国家与民族，就应该拥有自己文化的话语权。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义上的，绝非反对和拒绝西方文化。梁漱溟说“我们今天要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承受”这个词，用得很有意味。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传统文化却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悲的民族。精神家园不是无源之水，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唯有世代更迭的共同文化，让我们感到同是中国人。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把自己变得与同胞大不相同，却无法剔除血脉中的文化DNA链条。
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谈国民教育：中国所传之道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立国做人的基本义理，敬、知耻、恕、诚、信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我们把它丢失、损失不得，没有这层教育，中国人就不能被称之为中国人。《六经》义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永远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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