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滕文公派人携厚礼把孟子迎到滕国，请教具体的治国方略。孟子说，行仁政并不复杂，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曰分田，二曰制禄，三曰教育。

这看似简单的回答，竟然使得弱小的滕国成就了一段耀眼的传奇。

滕国良（滕国故城）

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是一句非常暖心的话，也是一句非常紧切的话。圣人对待百姓，犹如父母对待子女，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所谓民事，便是民生。百姓的生计是头等大事，最为要紧。孟子引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诗句，大意是：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缮房屋啊，因为很快就到播种的时节了。

华夏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事是百姓的生存之本，凡事都要为农事让路。所以，修缮房屋只能在农闲的时候进行，一般是在开春之前。

经历整个冬季数次积雪的重压和侵蚀，农人们的茅草屋顶已经有些损坏了。如果不及时修缮，到了雨季，屋顶很可能坍塌。而此时距离春季播种已经很近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对屋顶进行修补和加固。

孟子引诗，是为了说明农事的紧急，引起滕文公的重视。国君如果真能懂得“民事不可缓”，他的仁政便成功一半了。

孟子又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人类有一种普遍的规律，有产业作为生存的保障，才有安全感。没有生存的保障，就缺乏安全感。如果百姓的心中没有安全感，便会焦虑不安，胡思乱想，甚至违法乱纪。等他们犯了罪，然后加以处罚，岂不是相当于设下罗网来陷害百姓吗？

这是《孟子》书中第二次出现关于“恒产”与“恒心”的论述。第一次是在“梁惠王章句”中，孟子对齐宣王说过同样的话。当然，从事件发生的时间来看，对滕文公说“恒产”论应该早于齐宣王。由此可以体会孟子的仁政思想对“恒产”的重视。

所谓恒产，无非三样东西，一是房产，二是田产，三是财产，统称私产。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自由以拥有私产为前提。”这句话与孟子的“恒产论”异曲同工，都是让人获得安全感。如果没有安全感，道德便无从谈起，自由也无从谈起。

现代社会同样适用“恒产论”。虽然所谓恒产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其本质仍然是获得安全感。换句话说，也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这便是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一策，分田制产，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放心地生活。

治国第二个大问题，是税收。孟子要求滕文公“取于民有制”，不可以追求国家财富。为此，他特别引用了阳虎的名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本是孔子时期鲁国季氏的家臣，通过玩弄权术上位为鲁国宰相，显赫一时，是先儒鄙视的小人。他说为富不仁，本意是为了让国家拥有财富，就必须抛弃仁政，不可以对百姓慈悲。

孟子则强调了这句话的另一面，国家的目的是养育人民，不是追求财富。意思相当于曾子说过的，“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所以，税收一定要有节制。

既然国家不追求财富，那么收税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养君子，也就是治理国家的士人。这里的君子，强调的是地位。古人认为，有德者方能有位，所以从理论上说，治理国家的士人，都应该是有道德的人。

包括国君在内，所有参与治理国家的士人官吏，他们的总开支要以人民总产出的10%为限。所以税率不能高于10%。具体实施办法，孟子倾向于“助法”。他引用古代贤人龙子的话来说明：“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

所谓贡，据说是大禹使用的税收方法。农官通过常年的观察，统计出平均亩产，然后按照10%确定一个固定的税收数额，长期不变。这种方法或许在夏朝是可用的，因为那时的亩产很低，丰年与凶岁的差别不大。

到了周代，贡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随着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善，亩产也大为提高。丰年和凶年的产量波动很大，定额税收有很大弊端。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的国家税率过高，在凶年使用定额税制，农民的产出还不够交税的。

所谓助，便是井田制。农民在耕种百亩私田的同时，还要帮助公家耕种十亩公田。如果君主行仁政，农民会热情地优先保障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种税收方式便称为助，它最早产生于商代，到了周代仍然被沿用。

除了助法，周代还产生了彻法。不再区别公田和私田，农民只要缴纳其产出的10%，便是彻法。西周时期，助法和彻法并存。春秋时期，鲁国发明了初税亩，是在助法的基础上，对私田也要按亩计收10%的产出，使农民的税率增加了一倍，达到20%。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消耗大量的钱粮，导致税收不断加码。有的国家税收甚至高达五、六成，使得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老稚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比较而言，助法最为合理，“使君子野人各有定业，而上下相安。”在孟子心中，井田制是一幅非常美丽和谐温暖的图景：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这便是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二策，合理的税收以确保君子的俸禄。

孔子有一次到卫国的民间去，冉有驾车。孔子发现卫国的百姓多了，便高兴地说了一句“庶矣哉”，人口变多啦。冉有趁机请教治国之道，人口既然多了，下一步应该如何治理？孔子说“富之”，要让他们丰衣足食。

冉有继续问，丰衣足食之后呢？孔子说“教之”，要教育百姓。可见儒家主张的仁政，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养民，二是教民。

孟子为滕文公制定的治国第三策，便是教育。而之前的分田制禄，都属于养民的范畴。

儒家为什么将教育放在与人类生存同等重要的位置？朱子曾在《大学章句序》里有过论述。“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天地生人，为每个人都赋予了人性，便是仁义礼智之性，意即每个人天生都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这就是人的天性，也称为明德，或者叫良知。现在也可以称之为精神生命。

但是由于每个人所禀受的天地之气有所不同，有深有厚有纯有杂，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面开启自己本有的天性。

一旦有一个人天生聪明睿智，能完全发掘发挥出人的天性，天必将命他来做天下人的领袖和导师，让他引导和教化百姓，恢复本有的仁、义、礼、智之性。

所以，才有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古代的圣人承担天交给他的责任，成为所有人效法的典范，并且设置司徒、乐师等官员来对百姓施以教化，通过礼乐把人性应有的秩序与和谐传布到民间。

按朱子的观点，儒家教民，是为了让人获得人性，也可说是让人获得精神生命。

人的生命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如果只有物质生命，人便无异于禽兽了。在物质生命的基础上，还要获得精神生命，这才是完整的人。所以，仅仅养民是不够的，必须要教民。

孟子对滕文公说：

夏商周三代，人性（精神生命）教育的体制和方法已经很完备，从天子的王宫到诸侯国的国都以及乡邑街道，都有学校。村的学校称塾，乡的学校称庠，州的学校称序，国的学校称学，天子的学校称辟雍。

不仅孩童要上学，成年的百姓也要学习。每到农闲，乡大夫就会把百姓召集到一起，明人伦以教之，使得百姓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其实，孟子指点滕文公的治国方略，与他对齐宣王、梁惠王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在战国时代，这样的思想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过于理想主义，太不现实了。

但是，无人能否认，养民和教民是治理国家的大经大本。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等，一切事业都要建立在“养”和“教”的根本之上。如果这个根本丢失了，再辉煌的成就也只能是“梦幻泡影”。

或许有人怀疑，滕国这么弱小，在虎狼之国巧取豪夺的时代，就算行仁政，养民和教民都做得好，最终能有活路吗？孟子如此热心地指导滕文公，有什么意义呢？

从滕国的结局来看，它与当时许多国家一样，难逃覆灭的命运。在滕文公去世逝仅仅20多年后，滕国就被宋国灭掉了。但是，在华夏文明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滕文公对孟子学说的实践，始终是非常明亮而又温暖的瞬间。

短短数年，滕国面貌为之一新，百姓生活富足，礼乐文化复兴，民间学术自由，四方之民慕名而来，国家人口迅速增加。在那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时代，滕国成为天下百姓向往的世外桃源。甚至许多国家专门派人到滕国观摩学习，了解他们的治国之道。

当然，在盛名之下，耀眼的滕国也引起了周围强国的疑惧，招致各种打压和排挤。又加上滕文公英年早逝，使得仁政的光辉犹如烟花一般，那璀璨的光芒转瞬即逝。

滕国被灭那一年，孟子已经75岁了。不知这位心忧天下的风烛老人，看着自己寄予厚望的仁政成果骤然幻灭，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会难过吗？或许会。他会消沉吗？绝对不会。

他一定会想起自己对滕文公说的话：

这就够了。滕国的实践，让后世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仁政的希望。它犹如历史深处的一座灯塔，为后来的明君和豪杰指引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