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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传字令伯翻译(李密传字令伯注释字词)

李密传字令伯翻译(李密传字令伯注释字词)隋朝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动员数百万人运输军粮,发起了征讨第一次高句丽的战争。结果高句丽各城坚守不出,导致隋军推进缓慢。炀帝亲自到前线责怒诸将,宇文述被迫仓惶出击,遭遇惨败。七月,隋朝九军并陷,将帅奔还者仅二千余骑,隋

隋朝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动员数百万人运输军粮,发起了征讨第一次高句丽的战争。结果高句丽各城坚守不出,导致隋军推进缓慢。炀帝亲自到前线责怒诸将,宇文述被迫仓惶出击,遭遇惨败。七月,隋朝九军并陷,将帅奔还者仅二千余骑,隋军被迫班师。十一月,隋炀帝返回都城,将战败的罪责推给宇文述等人,皆革职为民,并且斩杀刘士龙以谢天下。这年隋朝先是遭遇大旱,接着山东、河南发大水,漂没四十余郡,百姓多饿死;隋炀帝于败军之际,未曾抚慰士卒、体恤万民,仍不忘“密诏江、淮南诸郡阅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第二年正月,炀帝不顾万民劳苦,执意发动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下令“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此时,百姓畏于严刑峻法,尚且不敢作难,但上层贵族早已受不了炀帝的肆意折腾了。楚公杨玄感在黎阳监运物资时,密谋起兵,派人到关中将李密招来策划起义事宜。李密开始了自己第一次反隋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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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569年-618年)

李密在见到杨玄感之后,向他进献三条计策:

但是,李密不忘提醒说第三条计策是“计之下”,因为洛阳虽无险要,但有重兵把守,一旦久攻不下,待隋炀帝引军而来,那就“胜负殊未可知”了。杨玄感考虑到当时只有自己起兵对抗朝廷,缺乏外援,而且不是百万官军的对手。如果北上拒守山海关,那就要直接与隋炀帝交战,太过冒险;而引兵西进,绕开坚城不攻,倘若推进受阻,就会腹背受敌,自取灭亡。不如迅速袭取洛阳,收天下钱粮为己有,劫百官子女为人质,然后再与隋炀帝展开决战。

于是杨玄感采用了李密的第三条计策,引兵进攻洛阳,初战告捷。但是杨玄感始终未能迅速攻下这座城池,此时隋炀帝的大军开始返回,宇文述和屈突通带领先锋部队驰援洛阳。杨玄感眼见攻城无望,只得引兵向西,到达陕县时,他仍不吸取教训,误听当地人的建议,要围攻弘农。李密劝他说如今追兵将至,前不据关,退无所守,攻这座城做甚?杨玄感不听,一直耽误了三天才引兵西遁,结果被追兵赶上,杨玄感战败而亡。李密乔装入关,被邻人举报,不幸遭捕。

李密第一次反隋失败

杨玄感兵败之后,隋炀帝将其枭首示众,夷灭宗族。李密被押送往高阳听候审判,在途中,他与同党七人穿墙越狱而逃。之后李密改名刘智远,隐居在淮阳,做了一名乡间教师。看着已经跌入谷底的人生,李密郁郁不得志,写下了著名的《淮阳怀古》,其中后四句说:

在经历死里逃生之后,李密并未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他仍不安于庸庸碌碌,不肯在“秦俗”的残暴压迫下做个忍气吞声的顺民,认为这样苟活一辈子,实在是愧对生命。

不久之后,李密又被人举报,他只好逃到东郡去投靠翟让。翟让知道李密是杨玄感的党羽,将他囚禁在狱中,李密只得借助王伯当之口,向翟让晓以隋朝必亡的道理。很快他就得到了翟让的赏识,于是李密劝翟让攻取荥阳,建立根据地,摆脱流寇的习气。李密的志向自然不是割据一方,他屡次劝翟让起兵讨伐隋朝、廓清天下,建议翟让尽快攻取洛仓,以此来建立大业。谁知翟让出身垄亩,望不至此,始终不肯听从。令李密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时运很快就来了——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隋炀帝竟然犯了第三次同样的错误,他于大业十三年再次发兵讨伐高句丽。此时天下之人再也忍无可忍,人们用起兵来回应这名独夫,林士弘、窦建德、徐圆朗、刘企成、梁师都、刘武周等纷纷揭竿而起。

隋朝的掘墓人——李密

李密见时机成熟,立即引精兵千人袭取洛仓,发粮赈民,“老弱负繦,道路不绝”,于是天下之人云起响应,拥立李密为魏公。李密一边发兵进攻洛阳,一边令祖君彦草拟檄文,讨伐隋炀帝。这篇著名的檄文仅见于《旧唐书·李密传》,《北史》与《隋书》皆一字不载,在《新唐书》中更是被全文删除,一字不留。只因它站在平民的视角,对皇帝的种种恶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可谓千古奇文。

檄文的开头指出上天生民,为了育养民众,所以才“树之帝王,以为司牧”;因此,上古的帝王们都忧劳任己,为民服务,他们引导民众耕种劳作,令其安享太平,“未有暴虐临人,克终天位者也。”隋朝欺人孤儿寡母,窃取了北周的政权。隋炀帝学到了其父胠箧的手段,不仅夺嫡谋位,而且还鸩毒乃父,实在是“天地难容,人神嗟愤!”此其第一大罪也。

独夫篡位之后,奸淫后宫,无复人伦。兰陵公主为同产之妹,宣华夫人为先皇妃嫔,炀帝尽皆染指,此其第二大罪也。

自独夫继位以来,手握大权,对臣属皆不屑一顾。整日沉湎酒色,罕见天颜,遂使朝纲废绝,群臣如处虚位,炀帝对他们皆以奴视之。此其第三大罪也。

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官。于大业元年发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三年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死者十五六。四年,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再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九年,发丁男十万城大兴。在短时间内修建大工程,耗尽民力。此其第四大罪也。

自大业以来,公田扩张,私田遭并。田租日重,导致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西蜀、东海的杨氏贵族皆富甲一方,到处盘剥百姓,使得“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举国民生凋敝。此其第五大罪也。

古代君王巡幸四方,只为访问民间疾苦,遍知各地风俗。而隋炀帝却效仿秦始皇,到处刻石游乐,“年年历览,处处登临”,不仅耗费国库,而且还折腾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积怨满于山川。此其第六大罪也。

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劳中国而征四夷,三次远征高句丽,不仅战败受辱,还导致无数人埋骨他乡,无数妇女儿童失去依托。炀帝只因看了《西域图记》一眼,就耗费万万计以通西域,卒令中国疲敝。他坐在守成之主的位置,却不甘承上启下,妄想要做开疆拓土的千古一帝,结果是自取其辱。此其第七大罪也。

隋炀帝刚愎自用,愚而拒谏。开国元勋高颖、贺若弼皆因吐露良言而死于非命。杨素即使助其夺嫡有功,也倍受猜忌,最终心悸而死。在炀帝的高压统治下,“遂令君子结舌,贤人缄口”。三次征讨高句丽,事关国家存亡,却无人敢当庭抗争,“不悟国之将亡,不知死之将至。”此其第八大罪也。

在隋炀帝的统治下,隋朝陷入极度腐败之中,此时可谓是“否极之世”。炀帝宠信奸邪,袒护恶奴,遂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所用皆宗族权贵,所弃皆民望所归。政以赂成,官以财得,却还妄想国祚代代相传,万世不绝。此其第九大罪也。

子曰“民无信不立”,然而隋炀帝专以权诈为事。“自昏主嗣位,每岁行幸,南北巡守,东西征伐”,立功之人车载斗量,然而受到策封的却非常之少。只因独夫视官爵如私物,欲以之饵人,令其趋死。又常朝令夕改,愚弄草民,“谁不仇怨”?此其第十大罪也。

檄文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且隋炀帝十大罪具全,不亡何待?炀帝罪恶滔天,不只此十项,真可谓是“馨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助”,如今隋朝已失其德,天下之人当愤起而诛之。

《旧唐书》完整收录这篇千古檄文

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可媲美陈琳写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檄文只出现在《旧唐书》里。《旧唐书》编于五代,那时候唐朝的史馆被黄巢与藩镇焚灭,所以史官们四处访求史料,务求详尽,少作裁剪。欧阳修与宋祁在编《新唐书》时,占有了更多的史料,他们自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

《新唐书》的列传部分主要出自宋祁之手,此人不喜欢在史书里收录文章,所以经常将传主的作品进行删减,如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的《威凤赋》、李白药写的《封建论》、李德裕的《论冥数》等文章在收录时皆被阉割。而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作用重要史料,却一字不载,颇令人失望。《资治通鉴》至少还提到这篇檄文,并且摘录了“馨南山之竹,书罪未穷”那个句子。

而从《祖君彦传》中,可以看出《新唐书》作者对于李密的态度。这篇传记里说祖君彦“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及为密草檄,乃深斥主阙。”在宋祁看来,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似乎只是一个牢骚文人的作品,是对主上的污蔑之辞,不值得一提,所以全文删去,一字不剩。宋祁之见识亦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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