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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知青朋友

丁惠民明基医院（丁惠民知青网写给党中央的信原件）

余杰

送面条的老知青

从外地出差回来，早晨我来到小区附近的一家面馆吃早饭。刚坐下，见一位年近六十岁的男人端着塑料食品盒走了进来：“面条来了。”

他将食品盒放在我坐的位子前面的一张桌子上，然后坐在我的面前不停地擦汗。高温的警报在电视机里不间断播放着，早上最低温度已经是30度了。

“你真辛苦啊。”我边吃面条边与这位陌生的朋友打招呼。

“没有办法，要混口饭吃吃。”他掏出口袋里的香烟，点燃后猛吸了一口说：“谁叫我们是知青呢？”

“到哪里上山下乡的？”

“江西修水。”他擦擦汗继续说：“96年的时候，我在江西的厂子倒闭了。给了一点买断工龄的费用，这是遣散费啊。以后每月就是400元钱，这叫我们怎么活呢？没人管你了！这就是我们上山下乡的命！当年叫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把我们当个宝，被哄骗到江西。现在我们还有什么？”

“我也是知青。”我说：“理解你！”

“在江西我一直到县里上访，省里也去过，没有人理我们这些知青。那些遣散费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知道吗，青春啊！值多少钱啊！现在在开世博会，我忍忍算了。我是一定要上北京上访的！我现在回到上海，只好给这些饭店送送面条，挣点钱，否者没法活啊！”

我还想与他深入谈谈，想了解更多的事情。驾驶员小乔进来叫我快走了，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我只好递了一根烟给这位朋友与他再见了。

那天我在飞往广西的飞机上，一直在回味这位陌生的朋友的话：那些遣散费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知道吗，青春啊！值多少钱啊！

这天下还有多少这样曾经上山下乡、如今生活很困难的朋友呢？

（2010年9月27日）

她，嫁给了一位70岁的老头

外出开会学习。与一位兄弟单位的领导在会议间隙的时候聊了起来。

“看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放的你们大返城的电视片，我才知道你是去云南的知青。你们真的不简单啊。”

“那是2008年的时候，电视台制作的。”我说。

“喂，你有孽债吗？”

“唉，自从叶辛的这部小说出版后，似乎‘孽债’这两个字成了我们从云南回来的知青的一个代名词啦。我不止一次被初次见面、得知我曾经是云南的知青的人问起这样的问题。”

“开玩笑了。”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的一位亲戚的孩子，也是你们云南农场知青的，在勐腊六团的一位上海知青。你们大返城的时候，他的孩子没有回来，因为已经嫁人了。是嫁给农场里的一位退伍兵，日子过得很苦。90年代的时候，她的老公得了急病死了。实在没有办法，在别人的介绍下嫁给了一个在昆明退休的工人。两个人相差将近20岁。这样总比一直待在农场好。”

“后来呢？”

“去年她也生病了，回到上海来看病。你不可能想象的，她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她有两个哥哥，都是下岗在家的，自己日子也不好过。还是街道的干部得知这个情况，找了一间空房子让她住，不收分文。这样她住了两个月又回去了。”

“真的够苦的。”

“是啊，你们这一代人确实很苦，多难啊！”

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无语！

又要开会了。他说：“朋友，相比之下，你可以了。知足常乐吧。”

我点点头。

（2010年10月30日）

向你们云南知青致敬

接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朋友。

席间，一位与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第一次见面）、在政府部门里担任一个处室的“一把手”（处级干部）特意来到我的跟前说，早就知道你了，看了你的博客，知道了一些当年发生在云南农场的事情，（指大返城的事情），你们是好样的。

朋友自我介绍：曾经在贵州插队落户的。

都是知青，自然是知青的话题。

朋友说，我们都感谢你们云南的知青！没有你们在1978年的举动，我们至今能不能回来还是个未知数！

我说，那时，上山下乡的气数也尽了！

朋友说，我虽然不是在云南上山下乡，但是对于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情我一直很关注。我可以简单说出一个大概。你们先是有一个叫丁惠民的上海知青写信给邓小平，然后就发生了集体罢工。随后你们组织了上北京请愿，王震接见了。你们在云南农场依旧罢工、绝食。最后中央派了赵凡来你们那里，终于同意你们回家了。就是这样打开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你说我讲的对不对？

我说，看来你对于这段历史很有研究的。

朋友很严肃地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说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见，不要说什么工作啊、机遇啊、能力啊！没有回来，你谈什么？假如至今还在农村，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呢。

我说，无法假设啊！

周围的年青人都在听我们谈论这些往事，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我们之间似乎在讲述“天方夜谭”般的故事。这时朋友说：要告诉他们，今天的生活来自不易啊！

我说，现在轮到我们对后代“忆苦思甜”了。

（说明：只是向各位讲述这个偶遇，朋友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在此就不便透露了）

（2010年10月6日）

就差三毛钱

只要有空，晚上我是坚持去游泳锻炼的。昨天游泳后回家，路过一家小烟杂店，想起出门时爱人要我顺便带一些烧菜用的酱油回来，我便走进路边的小店。看见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与店主交谈。

“你这里的大前门香烟怎么要买3元钱一包？”中年人讲着一口上海话问道。

“唉，你不知道啊，老哥。现在这种软包装的大前门进价要2元7毛一包，我只赚你3角钱。”

“便宜一点，2元8角？行不行？”

“这怎么行，我开个小店能够赚多少钱啊。”店主操着一口安徽的口音拒绝了。

见状我立即说，老板，我买酱油。

店主一边拿酱油，一边对那位中年男子说：不信你到前面那家店看看。

我对中年人说，这烟很差，不好抽的。

他对我说，朋友，没有办法，阿拉这种人上有老下有小，吃着低保，还能抽什么烟。能省就省一点，一角两角也是钱啊！

我说，你真辛苦。说完我递了一根香烟给他。没想到他一看香烟就说，这样好的烟啊。说完就把烟夹在耳朵上说：“等会儿再抽，好烟，好烟。朋友，侬日子过得好，谢谢侬！”

“没事的，你就抽吧。”我说着就把一包刚刚拆开的香烟送给他。

“谢谢侬，朋友！”中年男子一边收起香烟一边说：“没有办法啊，谁叫我们上山下乡的。混了大半辈子，连包香烟也抽不起。唉，苦啊！”

“你是到哪里上山下乡的？”

“安徽插队的。”他指着店主说：“就是他的老家，安徽利辛。现在我们连这些进城打工的人也不如啊！”

这时，我正面看着这位中年男子，满脸的皱纹下一幅苍老的神情，显得很疲乏，也很无奈。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多保重。我也是知青！

他没说什么，一转身跑到门口，骑上一辆歪歪斜斜的自行车，回头对我说：“我再到前面的店看看。谢谢你朋友，谢谢！”

我看见他的眼角里微微地有些泛红。望着他微微有些驼的背脊和摇摇晃晃的自行车，我站在小店的门口心里很难受。

小店的店主走出来说，唉，就差三毛钱，我们都没办法啊！

（2010年10月22日）

停车场里保安的一席话

又是一年的春节来了，喜庆的气氛洋溢在大街小巷里。奉爱人的指令，专程去大卖场购物。

等到我再次回到停车场的时候，一位保安正在我的车旁站着。

“朋友，侬丢东西吗？”

“没有呀！”我打开车门，将东西放进后备箱里后说：“什么东西啊？”

“就在你们这些车位旁，拾到一串钥匙。”他很认真地告诉我。

我笑笑说：“侬真好！叫你们领导好好表扬侬！”因为爱人还有购买了一些东西，正在排队付款。我就与这位保安聊了起来。得知他与我同年，也曾经是一名知青（到内蒙插队的）现在在这里做保安工作。

“侬蛮辛苦的，工作时间蛮长的。”我说：“我们这些人都不容易，能够走到今朝，就想好好生活过上几年开心的日子。”

他说：“侬讲的对，啥人叫阿拉生在这个年代呀，长身体的时候碰到了自然灾害，读书的时候碰到文化大革命，工作时候上山下乡，回来了以后又碰到什么下岗失业。一辈子倒霉啊！”

“是啊，我们是生不逢时。好在还有两年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是盼这一天。等到退休了，能够拿退休工资可能要比现在做保安的工资还要多。侬看看，这个社会噶勿公平的。退休的人要比做的人拿的多，气死我了。”

我劝慰他：“也不能够一概而论，大部分还是做的人拿的多。”

“是的，像侬这样的朋友一定混的比阿拉好。看侬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又是车子开来的，侬一定是老板吧？”

“不是的。我也是在打工的。我们之间大概就是机遇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都是上山下乡过的知青。”我说着将话题扯到春节上了：“过年你们休息几天？”

“休息？朋友，侬帮帮忙。没有的。这里一直开门，阿拉就要一直上班。侬想休息，那么就一直回家休息啦----下岗回家。阿拉不像侬福气好啊。大年三十算早放的，可以和家里人一道吃年夜饭。其他时间一切照旧。老婆孩子也习惯了，碰上一个做保安的老公，家里只好这样生活了。要全家一起天天在一起，等到我退休了，这个梦就实现了。现在就当没有我这个人吧。唉！”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算了，有时想想在农村插队的时候那样苦，现在好多了。自我安慰吧。”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我们只能这样了。春节到了，多保重！”

“谢谢侬，朋友。到底是知青，跟侬一讲就讲的来。”说着他又朝另一辆车的车主走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默默地沉思了许久。

“喂，侬在发呆啊！”爱人看着我的神情问道。

“走吧！”我说。

车子开过这位保安身旁的时候，我特意放下车窗门对他说：“朋友，再见。新年快乐！”

他笑呵呵地说：“再见，常来啊！”

“你们认识？”爱人问我。

“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他曾经也是知青！”

远处，响起了阵阵鞭炮声。快要过大年了，祝愿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当当，幸福愉快。

（2011年2月1日）

那一刻，不需要眼泪，需要坚强

3月27日下午我们原云南东风农场的部分上海知青来到了位于上海奉贤的“上海知青广场”，参加上海知青关爱基金捐赠仪式。

席间，我与钱华玲交谈起来。我告诉钱华玲，特别欣赏她的那篇《下岗，使我圆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是这样写的----

“逆境是一所完全自修自悟的大学，它可以使人变得聪明，尽管不一定能使人变得富有。”那时企业倒闭，她下岗了。她曾经这样问自己：“44岁，今后干什么？能干什么？路在何方？一直死死地困扰着我。”她以这样的心态去迎接命运的：“上山下乡的十年磨练，培养了我不屈的精神和独立的个性，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开开心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怕是最低微的工作，最低微的报酬。”----帮别人带孩子。“我坚信：只要努力了，幸福就会向我招手。”

那天，钱华玲补充：第一次帮人家带孩子的时候，心情很复杂。特别是自己领着人家的孩子，跟在主人的后面走的时候，心里一开始真的很难受。想的很多啊！

她没有再说下去。

在场的所有人听到这里，心里都被震撼着！

好不容易从遥远的云南回到了上海，好不容易走进工厂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命运就是这样会对我们这代人出难题。下岗了、待业了！那一刻，钱华玲是作为一个“佣人”、一个“钟点工”、一个“带孩子的”角色出现的。无奈、委屈、沮丧、失落都交织在一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的。

那天，钱华玲告诉我，她特别喜欢看前苏联的一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不相信眼泪！我们听明白了。

所以，钱华玲在《下岗，使我圆梦》这篇文章里说：“人生如同故事，不要羡慕得不到的东西，也不要叹息生活的苦痛，乐观向上，永保一颗平常心，相信自己，一定会在逆境的逼迫中，走出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快乐！”

记得2010年1月7日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开设了《阅读与欣赏》栏目，写了一篇《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精神----读钱华玲<穿白大褂的猪官>》。在她的这篇文章里，她告诉了我们在云南农场艰苦的岁月里，她能够在猪圈里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够读数、理、化的书籍。有了这样的底蕴，有了对生活的真正理解，那一刻带着孩子跟在主人的后面时，她走过去了----前面就是一条通向自我成功的道路！

3月27日，在知青广场，见证了爱心，也听见了钱华玲的这番话。谢谢你，钱华玲。我们记住了，需要坚强，不需要眼泪！

（2011年3月29日）

关键要深刻反思

4月28日，距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三天，浦东新区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浦东与南汇两区合并以后的首次工代会。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当天的大会。会议休息时偶遇一位其他单位的工会主席。作为同龄人我们在交谈时话题自然离不开知青，也离不开工作。他告诉我，作为工会主席，为了维护工人的权益，他据理力争为下岗的工人办理了一份住院的保险。凡是下岗的工人住院治疗都可以得到一份保险公司的理赔。而投保是由单位行政支付的，不需要工人掏腰包。

我说，你们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他说，这些下岗工人中许多是当年的知青。当他们今天干不动了，生病了，很多人真的很无奈。上有老，下有小，有的因为负担不起昂贵的药费就拖延了治病。

我说，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少。

他继续说，后来有了这样一种保险。开始单位的领导认为应当由工人自己来投保。你想，这些人已经很苦了，哪有钱来投保呢？我们工会坚持这个投保的钱由行政来支付。最终领导上同意了。

我说，这才是为工人办的实事！

他说，已经有几位工人享受到了。当他们从保险公司那里拿到理赔的钱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看见，有人掉眼泪了。唉，这些都是我们的兄弟啊，我们有责任多为他们办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说，你们工会真的是干了一件好事。

他说，我一直在看你的博客。你写了不少知青的文章，对于上山下乡你的一些看法我很赞同。希望你坚持下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这些事情，总要留下一些东西吧。为什么要上山下乡？到底上山下乡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这些人在年青的时候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也造了不少的孽，斗干部、斗老师、打、砸、抢、难道都忘了，上山下乡是不是对我们是一种惩罚？就是在农村里，我们都干了一些什么呢，是不是像现在一些文章里讲的都是为农村做了好事，我们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最主要的是“文革”的结束，我们这些人（包括结束上山下乡）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就像你们云南知青大返城，对于最终结束上山下乡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希望你们多研究研究，写的有深度的东西。

我说，你说的很对，这些事情需要好好反思。

他说，没有必要纠缠在什么“有悔”与“无悔”之争。谁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关键是要深刻反思，就看你们了。

又要开会了，我们一起走进会场。

举手，鼓掌，大会胜利闭幕。

但是我却在回味着朋友的这番话。

（2011年4月29日）

没想到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会成功

近日，原云南景洪农场9分场5队的十三位知青朋友结伴来到我们临港新城。他们是在分别了将近30年以后，经过种种努力在今年才相聚的。这些原来从上海市南市区出发的知青朋友如今已经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而且大部分人都已经退休了。能够再次集结实属不易。

在游览洋山深水港、东海大桥、临港新城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讲到了昔日的知青生活。

其中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当年他因为各种原因逃离了农场。今后怎么办，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因为再回农场，免不了是要被批斗的。这时，1978年秋天开始的云南知青开始起来“造反”了，要求回家。他当时在上海，心里很期望知青的举动能够成功，但是又感到知青要求返城很难很难。

他说：我实在没有想到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会成功！

因此他就再也没有回农场。所有回城的手续都是朋友们帮忙办理的。

是啊，谁会料到大返城会成功呢？为什么会成功呢？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反复地问着自己。我们能够再次回到家，仿佛就是一场梦！等到梦醒的时候，我们也都老了，也都要退出工作的舞台了。

所以，只要是云南农场的知青，一讲起这段历史，都会感叹不已啊！

我们该告诉我们的后代什么呢？昨天的苦难？艰难的返城？还有刻骨铭心的上山下乡？

（2011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