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上午，上海市区各主要街道一片喧嚣。原来是汤恩伯在导演一出颇为滑稽的闹剧，即在市区轰轰烈烈地举行所谓庆祝“浦东大捷”的游行。

刘昌义（刘昌义解放后待遇）

所到之处，由汽车长龙组成的游行队伍便得到一片虚晃的喝采，但更多的市民只是看热闹，只见军乐队先行开道，吹奏《凯旋进行曲》。

尔后是一些歪斜在车上的男男女女，手里举着红绿三角旗，歇斯底里地喊着“欢呼浦东英雄”等口号。

每辆车上正襟危坐着十来个胸挂大花的“国军英雄”，后面的车上还有锣鼓乐队什么的。在许多街道上，汤恩伯强迫市民向“国军英雄”献花。

许多特务到处散发什么“大捷”号外等等，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

汤恩伯撒的这些弥天大谎，既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百姓，又是为了掩盖他的逃跑企图。

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石觉的淞沪防卫司令部等三总部早在5月23日上午就在吴淞上船；

除第37军外，已经集结于高桥、吴淞间的第52、54、12军和第99军第99师及各特种兵团已得到命令登船，撤往舟山和台湾。

国民党的整个大上海防御此时只剩下苏州河沿线一一

东段：青年军第37军罗泽闿部；

中段：刚刚上任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刘昌义部；

西段：7个交警部队。

5月23日中午，粟裕接到情报：汤恩伯和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的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

粟裕一听，猛地啪桌子道：“汤恩伯想溜，没那么容易！命令各部今天晚上立即发起总攻！”

23日下午，27军从虹桥向上海市区挺进，正面防御的5个交警总队一触即溃。

交警第11总队退至苏州河南岸恒丰桥福新面粉厂及中国银行第一仓库，集体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交警第12总队由华泾镇撤至徐家汇机场，但遭到解放军阻击，全军溃散。

总队长姜建中在军营路上遇见逃跑中的沪西南守备司令郭履洲。郭履洲佯作视察部队，发给姜建中1亿金圆券，随即乘车离开。姜建中见情形不对，立即化装向吴淞逃离。

交警第6总队原为兵团预备队，5月24日拂晓旅部撤退后，该部队于混乱中被冲散。部队长祈缉光率领队部及通信队200余人逃进市区。

5月24日上午，交警第2总队因受解放军攻击，自阵地后撤，受到自北新镇后撤的第334师阻止。

交警第18总队总队长马柏生因病离队，副部队长茅禹是当年四明山上的新四军，通过社会关系打入该队。

茅禹事先已同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田云樵、邵洛羊联系，于5月24日突然离队，第18总队因无人指挥自行由虹桥路向城区撤退。

这就使得解放军27军向市区进展途中毫无阻挡。

最早进入市区的是第27军前卫部队第79师，该师官兵分两路进入上海市区主要大街。

一路以第235团沿中正路向东搜索前进，另一路以第237团沿林森路向东搜索前进。

第235团3营很快打到静安寺，包围了警察分局。这时，一辆敌坦克开了过来。

营长王玉芝命令，“放过坦克，打后面的步兵。”敌坦克一看情况不妙，掉头就跑，后面的步兵也作鸟兽散。

23时，第237团3营经过市中心八仙桥，到达大世界。这时走在最前面的7连接到营部通知：走出太远，已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各连就地待命。

连长牟起家令3排去大世界前警戒，其余各班进入周围弄堂休息。

不一会儿，哨兵报告有100多个敌人向大世界方向窜来。牟起家做了一个伏击的手势，叫部队如此这般。

待敌人走近时，只听一声哨音，战士们从几个弄堂里跑岀来，枪栓拉得哗哗响，把敌人给包围了。

如惊弓之鸟的敌人未放一枪一弹，全部当了俘虏。原来，他们是国民党精锐部队青年军第37军的一个连。

25日凌晨1时，第237团先头部队已抵达外滩附近的跑马厅，他们迅速布下岗哨，监视周围的动静。

突然，一阵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哨兵端枪拦截了这辆美式吉普车。

哨兵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瞎了眼了，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车内气势汹汹地回答。

“姥姥的，给我滚下来。”哨兵严令道。

解放上海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一部

车上的敌人一看见战士胸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顿时傻眼了。

他们本来奉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速将几份文件送往苏州河南南市到虹口一线的三个军部和两个交警总队队部。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在自己的防线内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连长从吉普车上取下一只褐色的文件包，打开，发现里面装着敌人的机密文件——“敌情通报”以及一小时前刚刚由陈大庆签署的“戒严令”。

连长嘲讽道：“陈大庆这个淞沪警备司令真是当到家了，他可能还在做梦吧！可见你们对解放军的神速进攻一无所知。”

经审讯，俘虏供称：在跑马厅东、西两侧仍有大量部队，包括两个交警总队、一个军部，还有近30辆坦克装甲车。

张文和团长得知这一敌情很兴奋。他说：“有大鱼可钓啦！”

但想到后续部队估计拂晓时才能到达，而且团里兵力大都分散在周围的街道肃清残敌，张文和遗憾地说：“先把他们储存起来，到时再好好消灭。”

听见吴淞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以及市区周围的激烈枪声，聂凤智忍不住了，他接通了第79师师指挥所：“老肖，部队打得怎么样？”

“冲进去了，军长！”师长肖镜海兴奋地报告道。

聂凤智几乎不相信，又重重地问了句：“真的冲进去啦？！”

肖镜海兴奋得嗓音都变了：“冲进去了，敌人已退却，我部正顺着南京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明呢！我们师指挥所马上就要搬到市里去。”

“好！”聂凤智命令：“无论如何，拂晓前渡过苏州河，进一步迫使苏州河以北敌人投降。”

肖镜海

紧随其后，各师都来电话向聂凤智报告部队行动。

第80师报告：第238团已到达外滩、黄浦江酉岸;第240团沿林森路以南，徐家汇以北攻击前进。

第81师报告：第241团和第242团沿南京路以北、苏州河以南发展进攻，已控制苏州河桥梁。

看到军指挥所作战地图上，多支粗壮的红色箭头，飞快地插向市区中心，聂凤智高兴地用拳头一擂，然后对政治部主任仲曦东说：“赶快走，军部再往前移，移到市里去！”

5月25日拂晓，西藏中路煤气公司，第235团前进指挥所。团长王景昆命令：1营顺南京路向东，直插外滩外白渡桥；3营顺西茂路向北，直插西藏路桥。

从上海地图看，上海分为两部分——浦东和浦西。浦西市区又被分为两部分，中间的界线就是苏州河。

苏州河虽呈东西走向，东头由外白渡桥开始，但这条河河道却弯弯曲曲，走形如一个任性孩子手中纷纷乱乱随意抖动的绸带。因此，河面尽管不宽，自东向西却有10多座桥梁。

因为没有炮火压制，重机枪也不敢多用，而敌人的轻重机枪火力却异常凶猛。

所以，我第235团3营第一次攻击未果，王景昆命令该营转移向东，准备打河南路桥。

“哈，外滩到啦！”第235团1营长董万华看着望远镜里清晰的豪华楼群，对教导员宋玉明说。

“是啊，姜呼万他们可神气啦，第一个抵达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了宋玉明点头说。

一个大个儿的3连7班战士冲在全连最前面，他们尤为兴奋。刚刚跑出南京路，就看到黑压压一片敌人，而且隐隐约约有白旗在晃悠。

“看，敌人要投降了，副连长孙洪英对指导员姜呼万说。

姜呼万一瞅，果真见白旗在飘荡。不过，他看见敌人似乎不是怎么惊慌失措。他有些怀疑敌人的举动。

于是，立即下令：“各排利用江堤地形掩护。”又让配属连里行动的机枪连5班班长陈忠贤将重机枪架在南京路口的马路中央。

7班的战士们有点心急，他们在班长李严锡带领下向敌人冲去，准备受降。

姜呼万眼里看着这一切，心里总不踏实。果然，等7班战士快到敌人跟前时，一道道闪着红光的弹雨向他们袭来。

卑鄙的敌人利用诈降的手段，把我们7班的14名勇士打倒在外白渡桥下。

“啊！"姜呼万急眼了，一下子把衣服上的扣子全部拉掉了。他怒吼道：“马克沁，给我猛扫！”

陈忠贤手中的重机枪随即风卷残云般把敌人像割麦子一样扫倒一大片。

苏州河畔，7连正奉命消灭一股占据河边两座建筑物里的顽敌。

第一次因心急，攻击失利。连长肖锡谦和指导员迟浩田率1排干部仔细观察敌情、地形，决定先歼灭小楼之敌，再攻高式建筑物。

迟浩田命令用掷弹筒轰击小楼平台。结果三发三中，小炮把敌人打懵了。

趁敌混乱之机，迟浩田率1排占领了小楼，迫敌缴枪投降。接着，向敌据守的一高楼和苏州河桥头靠近。

迟浩田决定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一面乘机攻击。他拨通了敌方电话，限他们一刻钟内投降。

然后，战士们轮流向敌人喊话：“快投降吧，不要为蒋秃子卖命啦。若继续顽抗，我们就要用炸药炸了，让你们坐上飞机上天。”

敌人一听，慌了，表示愿意接洽协商。迟浩田紧追不放，限敌人缩短时间，应在5分钟内投降。

这时，敌人架在楼窗上的枪口缩了回去，迟浩田趁机率1排冲过马路，进入敌人占据的楼房。

一楼的敌人不知所措，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二楼的敌人侥幸向楼上跑。迟浩田命令部队猛追逃敌。

在四楼，迟浩田抓住敌人一个军官，命令他马上让部下缴枪投降。敌军官不得不连连点头称是。

就这样，迟浩田率一个排机智地俘虏了敌人一个营。7连肃清残敌后，占领了桥头堡。

外滩。第27军第235团1营攻击点。战士们趴在沙包后面和河对面百老汇大厦的敌人激烈对峙达两个小时。

副营长马永庆眼睛瞪得溜圆，亲自将机枪架在外滩路中央，和对面百老汇的敌人对射。

3连利用横向路的拐角，绕来绕去，到达桥西南侧的英国领事馆。

7班的14名战友的尸体还躺在外白渡桥下，怒火中烧的3连官兵对着桥东南侧黄浦公园的几个地堡发疯似地猛打，真把公园里的残敌打怕了，要投降。

这回，姜呼万有经验了，他命令投降的敌人放下武器贴着地面爬出来。

四川路口，我进攻四川路桥的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

机枪班长陈忠贤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敌人的火力主要来自一个前伸到桥南侧的沙堡里。

“端掉它？”陈忠贤对射手“小老李”说。

“附近无障碍物，不易接近这乌龟盖。”小老李担心地说。

陈忠贤仔细打量，发现紧靠路边有一家关了门的小饭馆，门前散放着一堆柴叶。这是一处有利的地形地物。于是，他俩迅速运动到柴片旁。

“小老李”熟练地把住机枪，重机枪猛烈地喷岀火焰。终于，沙堡的敌火力哑了，1营各部立即从各横路口抵达四川路桥投入战斗。

姜呼万命令陈忠贤用重机枪火力封锁桥北端邮政总局大楼的射击孔。

陈忠贤找来一只木箱，将重机枪垫高，黑洞洞的机枪口便像鹰眼一样呈仰角盯着邮政大楼的许多窗口。

随着震耳欲聋的重机枪声吼起，邮政大楼朝南的许多层窗口顿时闪起一片璀璨的亮光，玻璃在空中爆裂成无数的碎片，犹如鞭炮的清脆炸响。

孙洪英乘势带领突击组冲向桥头。眼看要过桥了，但突然又一个个倒下，原来，被封死的邮政大楼窗口又生出许多暗火力点。

姜呼万两眼冒着火，牙齿咬得格格响。看来敌人是够狡猾的。

他悄悄建议营长董万华用炸药包消灭敌人。但这是这犯纪律的事。

在姜呼万保证不毁楼的情况下，董万华咬了咬牙，命令道：“突击排准备，等冲过桥头，你就派爆破小组用小包炸药给我把邮正大楼的大门炸开。”

董万华一声令下，全营所有轻重机枪及爆破筒都喷出火焰，在桥的两侧形成火力掩护网。

3连1排长林宪信率领突击排向桥头跃进，紧随其后由3排组成的特殊爆破组也靠近桥头。

突击排以灵活的战术动作不断前进，时而匍匐，时而滚进，时而跃进。

各组之间交替掩护，依次跃进。眼看着他们已接近四川路桥的拱形处，有的人甚至已冲到一堆沙袋前。

突然一排排罪恶的子弹又泼撒过来，他们在硝烟中倒下，有着“渡江第一船”荣誉的2班也全部牺牲在桥面上。

这天上午所有的攻击企图都没有实现。敌我双方以四川路桥为界对峙着。

部队过不了河，甚至连死亡烈士的遗体都无法抢回，包括营长董万华在内的解放军官兵情绪都有些焦躁。

聂凤智听到部队在苏州河沿线攻占各桥行动受阻的消息，在军指挥所坐不下去了。

他来到235团询问战情，并到前沿看了一小时地形。部队已暂停攻击，敌人的气焰更嚣张了，他们不时射来一排排子弹，战士们怒不可遏。

董万华和王玉芝都忍不住冲军长发牢骚：“伤亡这么大，怎么办！”

聂凤智瞪起眼珠子反问：“你们说怎么办？"

董万华说：“我请求，只打两发炮弹，非把这帮狗日的揍趴下不可。”

王玉芝也说：“不让用炮，太憋屈了”

有个爆破组长手臂负伤，他也冲动地对聂凤智说，“军长，下命令吧，我只用三包炸药，保管把对面那座楼炸飞！”

看到部队这么激烈的情绪，聂凤智既未发火，也没有作解释，他把愤怒压在心底。

回到军指挥所后，他和刘浩天等商量，决定立即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

会上，各师负责人的意见仍很大。

“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能有不准使用火炮的道理？”

“部队已付出代价，不能再让我们的战士牺牲！”

“是我们革命战士的鲜血、生命重要，还是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聂凤智的心被深深的震动着，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他一时间忘记了烟瘾，只觉喉咙发干，一杯杯水不停地喝下，但仍觉得浑身像烧着了似的焦渴。

不打炮，工厂、仓库可以保住，楼房也能幸存。但干部、战士的伤亡却要增加。

论价值，有什么高楼大厦，哪怕它是黄金铸造的，能比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更可宝贵的呢？

大楼炸塌了，可以重盖，干部战士牺牲了，纵有回天之力也不能叫他们复生。

打炮吧，干部战士的伤亡可以大大减少，苏州河北岸挥手之间就可以拿下。可是炮弹一炸，许多楼房就没有了，工厂、仓库也要被夷平。

更要紧的是，河对岸密匝匝的房屋里，居住着成百万的上海市民。炮口可以瞄准，弹片却不长眼睛。

干部战士都打红了眼。“禁令”一旦解除，恐怕任凭什么力量也难以绝对有效地加以“控制”。

那就决不是一二炮、三五炮的问题，更不会仅仅限制在一个“百老汇大厦”。

只要一炮在苏州河北岸炸开，必然会引出上万炮，上千炮。无数普通市民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我们的炮口下毁灭，整个北上海的建筑群，很可能顷刻之间被夷为平地。

上海，没有在国民党反动派暴政下摧毁殆尽，而要在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中毁于一旦。功耶，罪耶？历史将怎样记下这一笔？！

想到这里，聂凤智感到不能再沉默了。他同军里几位领导商量后，尽可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说道：

“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好，很尖锐。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战士重要还是楼房重要。第一位的问题，是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

“一炮打过去，会伤亡多少人？不打炮，我们要多伤亡一些战士；打了炮，会伤亡多得多的人民群众。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生命。”

“爱战士与爱人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的安危。”

“说到底，我们为战上海而流血、而牺牲，不就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吗？”

“再说，那些楼房现在虽然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经过反复讨论，愈来愈多的同志头脑冷静下来，聂凤智决定改变攻击战术：

“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力，等天黑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水过河，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

没想到，当晚形势急剧变化，进攻路上的多颗钉子居然被成功拔出。

事情还要从5月25日清晨说起，当时，第27军第81师第241团在攻打苏州河上的造币厂桥时受阻。

地下党员、沪西护厂大队大队长田去樵急匆匆地往241团团部赶，他要了解解放军需求，好组织工人为前线送水做饭。

81师政委罗维道正在焦急，尽管他对上海很陌生，但通过与穿西装的田云樵交谈，就知道他不是冒牌的地下党员。

罗维道说：“部队过苏州河很困难，不知地下党方面和河那边的部队有无关系。”

田云樵问：“你清楚对面守军的番号吗？”

罗维道

罗维道答：“是杂牌第51军。”

田云樵心一动，第51军正是他策反过的王秉钺的部队。他对罗维道说：“51军军长王秉钺曾是我策反过的对象，他对起义有一定考虑，这件事就交给我去办。”

“你想法是好的，可惜王秉钺已被我军俘获，不过你们若认识第51军残余人员也行啊！”

“我试试看吧！”

田云樵迅速回到劳工医院大队部。这时，地下党舒忻来了，田云樵将自行车交给舒忻说：“你马上通知王仲民，到劳工医院来，有要紧事。”

王仲民是国民党上海海关警察大队大队长，对共产党有好感，因此认识田云樵。

过了一会儿，王仲民来了，田云樵立即带他来见解放军第81师政治委员罗维道。

半个小时后，罗维道下令造币厂桥头解放军停止射击，又派了两个参谋陪同王仲民来到桥边。

南岸的枪不打了，可是北岸枪声仍然不断。王仲民扯起嗓子向对面喊话：“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没有丝毫作用。

这时，王仲民见桥边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紧闭着门的小烟纸店，就跑过去敲门：“老板，开开门，我是好人，要买张纸。”

过了一会儿，烟纸店的门开了，王仲民进去买了一张白纸，铺在柜台上，用墨笔横着写了“和平使者”四个大字。

然后他举着这张写有“和平使者”大字的纸，头也不回地向造币厂桥头走去。

对岸的枪声突然间停止。

造币厂木板桥上，双手高举“和平使者”白纸的王仲民身着藏青色西装，一步一步走向对面突然惊惶起来的阵地。

那一刻，苏州河北岸的守军被王仲民的举动弄懵了，来不及反应，王仲民已经跑过这座木板桥。

刚刚迈下桥头，几个士兵就上来扭住他，王仲民说：“我有要紧事要见你们军长，马上送我去军部。”

在国民党第51军军部，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代理军长刘昌义此时已焦头烂额，束手无策。他没想到27军主力居然这么快就打到他面前。

5月23日下午，在陈大庆家中，有市长陈良在场，陈大庆口头任命刘昌义为51军军长兼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北线兵团司令。5月24日，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一任命。

陈大庆和刘昌义的关系不算坏，抗战时期，他俩一个是汤恩伯第31集团军第13军军长，一个是暂编第15军军长，同在中原吃军粮，有一定的交情。

前不久，轰动朝野的京沪暴动案发生，首犯党国元老王葆真以及一批叛逆分子转押上海，被判处死刑。刘昌义来为王葆真说过情。

如果换了别人，陈大庆可能要发火，可对刘昌义，他给了面子。陈大庆说：“我只能保证王葆真不死，不能保证其他。”

刘昌义主动要求带兵已经多次。然而考虑到他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汤恩伯始终没有松口。

上海保卫战开始，刘昌义再次要求带兵，汤恩伯说：“彦兄抗日有过战功，很能打仗，你去帮助维开（石觉）怎样？”

那天的谈话就在石觉家中，蒋纬国也在座。

蒋纬国说：“副座，我从当连长起就同你认识了，你是西北军名将。现在，我父亲有困难，你要多岀力呵。”

刘昌义笑着说：“想岀力也不行，我手中没有军队啊。”

5月16日，第51军王秉钺部队在川沙被歼，逃回来的第51军残部在叶家花园乱纷纷的。

刘昌义当夜赶到蒲石路汤恩伯公馆，对汤恩伯说：“总座，王秉钺下落不明，部队现在很乱，应当有一个人去招呼。”

汤恩伯：“彦峰兄是否同意兼任51军军长？”

刘昌义当即表示：“我愿意重振51军于党国危难之际。”

但狡猾的汤恩伯光打雷不下雨，对于刘昌义的正式任命手令依然迟迟未发。

直到今日，老蒋正式发出大上海应变命令，全线撤离来得太匆忙了，他们才不得不找一个替身以维持最后残局。

从陈大庆家里出来，刘昌义直接赶到叶家花园第51军军部做布置。

刘昌义虽然给人的印象是个说话木讷、脾气暴躁的“武夫”，但他心里很清楚，陈大庆他们准备逃跑。

留给他的部队第51军是东北军，第21军是四川部队，第123军由苏北民团组成，全不是嫡系，汤恩伯是要将这些杂牌当掩护他们撤退的炮灰。

王仲民过桥后，直接被送到宝兴路国民党第51军军部。

当刘昌义和王仲民见面时，彼此都大吃一惊。刘昌义惊讶地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王仲民说：“解放军已经进来了，我来做老兄的策反工作呀！”

刘昌义无奈地说：“他们都跑了，要我收拾这个破摊子。”

刘昌义

王仲民坚定地说：“你的退路已经切断，处于四面包围之中，难道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还不如放下武器投降。”

刘昌义不信任地注视着他，说：“你讲的都是事实，可你老弟是国民党的警察队长，不能代表解放军呀！”

王仲民说：“我就是代表解放军来的，你如果不信，有电话，你可以和他们直接通话。”

电话很快接通劳工医院，这时正是5月25日下午2时。“我是刘昌义。”

“我叫田云樵，是共产党的代表。”田云樵直截了当地在电话里说，“王仲民是我们派出的劝降代表。这是给你的一个出路。

刘昌义回答：“我完全理解，完全理解。”

田云樵说：“如果再抵抗下去，对自己不好，对老百姓不好，你说是不是？”

刘昌义问：“开始已经明了，但怎样做，我们能否当面商谈？”田云樵说：“你来谈，谈得好，放下武器；谈不好也不要紧，保证你的安全，一个人一支枪也不扣，送你回去。”

刘昌义答：“这我知道，我对贵军早有认识了。”

这时，接到消息的解放军第81师政治委员罗维道匆匆赶到劳工医院，田云樵将电话让给他，罗维道在电话中再次向刘昌义阐述了解放军的政策。

刘昌义向罗维道表示他愿意谈判。

为了争取时间，刘昌义立即作了布置：“命令参谋长王震谭留在军部，如果陈大庆、石觉来电话找我，就说我到前方去了。”

并迅速准备两辆坦克、一辆吉普车和三辆卡车，带了亲信刘凤德、军法处长魏震亚等人，向苏州河南岸，第二劳工医院的解放军81师师部指挥所开去。

在国民党军队中整整干了27年的刘昌义将军是河北高阳人，当他还在军阀部队当排长时，就狂热地崇拜冯玉祥。

后来，他投奔冯玉祥部，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参谋。第二次北伐结束，刘昌义升任第2军副旅长，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逐渐升迁为暂15军军长。

1944年4月至5月间，日军发动豫中会战。刘昌义暂编第15军担负中牟至许昌一线的阻击。

日军知道打阻击的是刘昌义，喊岀口号：“活捉刘昌义！”刘昌义则在阵地上脱去上衣：“中国人不做亡国奴！”

暂15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面对数倍于己、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拼死抵抗，浴血奋战，29师师长吕公良以下众多官兵壮烈殉国。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刘昌义部的英勇，发给刘昌义一尊铜像、一枚三级云麾勋章。

然而，刘昌义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抗战结束，部队即被整编，部属多被编余回乡，刘昌义本人成了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

回想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刘昌义深感切肤之痛，他切齿痛骂蒋介石，渴望寻找一条出路。

5月25日11时许，第27军第81师指挥所以罗维道、田云樵等为主方，以刘昌义、刘凤德、魏震亚为客方的初次接触、交谈正在进行着。

罗维道热情地说：“欢迎刘昌义将军深明大义，停止抵抗，并能亲自过河来商谈。”

刘昌义感激地说：“鄙人很早就同情共产党，向往光明，对适时起义，回到人民怀抱也早有打算。”

负责牵线搭桥的地下党员——田云樵和两儿子

接着，罗维道向刘昌义等人宣传了共产党的统战政策，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光明之路。

刘昌义听了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结党营私、排除异己。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把汤恩伯、陈大庆已上军舰以及目前苏州河北岸兵力部署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

罗维道问：“蒋介石的嫡系是否已撤走？”

刘昌义回答：“是的，汤恩伯已将第52军、75军、54军、12军以及蒋纬国的坦克部队撤至江湾以北、以东及吴淞口，石觉正在指挥这些残部后撤。”

老电影《战上海》这一段对刘昌义有所丑化

罗维道说：“如果是这样，我军就应及早从贵部的防线通过，追歼蒋介石的嫡系。”

刘昌义说：“贵党、贵军的政策我是了解的，请诸位转告陈毅将军，我要求率部起义。”

罗维道说：“我们很钦佩刘将军的行动。关于起义的问题，待我们请示上级后再答复，但现在最主要的是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刘昌义又说：“我的兵虽不多，但还有几个团，起义后我要求保留部队建制、番号。”

罗维道说：“刘将军，恕我直言，你们若还要抵抗的话，我军在一小时内就可以把你们消灭掉！”

田云樵插话说：“我军之所以停止进攻，一方面是为了保全上海城市和人民生命财产，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挽救你们国民党军队中向往光明的人。”

刘昌义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这时，几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端着饭菜上来了。罗维道风趣地说：“刘将军，我们先解决肚子问题，再来解决苏州河北岸吧！”

饭后，双方又谈了一阵。刘昌义放弃了先前提的一些要求。

接着，双方草拟了一项协议：刘昌义部停止一切抵抗，接受解放军改编。

刘昌义写上“起义以后保留部队建制、番号”的话，被罗维道划掉。尔后，罗维道和刘昌义分别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签字后，刘昌义立即打电话给第51军参谋长王震谭，命令以他的名义通知包括第21军、第123军在内的所有部队都停止抵抗，接受解放军改编。

送走刘昌义后，罗维道很快将这一情况向军长聂凤智作电话汇报。此时，已是5月25日下午2时左右。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合过眼的聂凤智听完罗维道的汇报后，他紧锁的眉头开始舒展了。

接着，聂凤智又立即向仍在丹阳的陈毅汇报：

“报告陈老总，我前线第81师已与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接洽谈判。现他已同意停止抵抗。我们打算抓住这个突破口，迅速解放苏州河北岸。”

陈毅听了非常高兴，他当即表扬聂凤智道：“你们做得对，应该这么办，但还要提高警惕哟。”还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有了陈毅的指示，聂凤智心里更踏实了。

聂凤智和政委仲曦东紧急商议后，又用电话指示罗维道：“要刘昌义过河来，到军部谈判。”

仲曦东与妻子

随即，聂凤智指示军联系科科长兼俘管处副处长金灼之：“务必保证刘昌义一行的安全;在谈判快结束时，以接电话为由将我喊出，便于和三野司令部通话。”

5月25日晚19时，3辆开着大灯，车头上还插着白旗的美式军团吉普车停在虹桥路第27军前沿指挥所。

刘昌义前来与我三野第27军军长聂凤智谈判，商讨关于率部起义投诚一事。

第27军军部设在一座花园洋房里。此时，军作战科科长刘岩奉聂凤智的命令，已将军侦察营布置在小楼四周做特别警卫。

聂凤智很重视这次谈判，他说：“上海还很混乱，敌特很多，别让他们把刘昌义给暗杀了！”

听到吉普声，刘岩赶紧从楼上下来，关照侦察营警卫：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准在小楼周围走动。

刘昌义等人被迅速带进楼内一间大屋里，双方分坐两边：

聂凤智一边有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等四名解放军代表。

地下党代表田云樵、王仲民和刘昌义坐在另一边。

谈判开始后，刘昌义报告了上海作战的局势以及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已经登舰逃走的消息，然后将留在上海各军的番号、情况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聂凤智肯定了刘昌义弃暗投明的做法。他说：“淞沪的国民党已经毫无岀路，我们攻击吴淞的部队马上就要向市区进攻包围。摆在国民党方面的唯一出路只有投诚。”

刘昌义提出自己起义意愿由来已久，解放军方面应考虑给予他“率部起义”的待遇。

这意味着，刘昌义及其所属的部队将保持原有编制、待遇不变。

聂凤智说：“不行！从客观情况看，你部是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进行谈判的，这和起义有根本区别。”

究竟算“起义”，还是“投诚"，双方谈到半夜11点。

聂凤智坚持认为，刘昌义是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经地下党特派员做工作后，到人民解放军第27军谈判的，只能算放下武器投诚。

至于刘本人提到的个人情况，可以个别考虑。

接着双方就部队交岀阵地的时间、方式等具体情况谈判。

谈判快结束时，金灼之按事先计划，离开谈判席，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进来报告说：“聂军长，你的电话。”

聂凤智出去前，提岀大家都休息一下，吃夜餐。

随后，聂凤智到军作战值班室，向三野司令部直接汇报谈判情况。

26日凌晨1时许，聂凤智带着陈毅的指令进入谈判席，向刘昌义宣读命令：

1、接受刘昌义投诚；

2、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

3、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4、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刘昌义不放心，要求看陈毅电报原文，聂凤智将电文递给他。刘昌义很仔细地看了电报后，又专门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

谈判结束后，吉普车将刘昌义送回造币厂桥头。

26日凌晨，刘昌义率国民党第51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我第81师师长孙端夫、政委罗维道来到江湾，将刘昌义部团以上军官召集到小楼上开会，说明共产党的政策，保证投诚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

刘昌义提出要保留他的马弁、副官、吉普车、望远镜和手枪。经请示同意。

在体育场中央，缴械的武器堆得像山，缴了械的国民党官兵分几路徒手出来。

武器由十轮卡车运往七宝镇，每辆车由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押运。

36年后，即1985年，上海市政府征得聂凤智等老同志同意，还是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承认了他对解放上海做出的重大贡献。

送走刘昌义，为指挥方便，聂凤智随即带领第27军指挥所进至上海市中心威海路一幢大楼的底屋。

下雨了，马路上到处湿漉漉的，参谋人员来不及等电话员搬电话，就自己动手改路线，把电话拉到街边架好。

作战地图也只好摊在马路上，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阵阵小风吹来，掀起了地图。

帮他一块儿干活的通信员有些牢骚：“上海那么多房子，就没有解放军住的？”

经过大伙儿七手八脚地倒腾，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简易军指挥所就这样在上海的繁华路口布置停当，乍一看上去，竟像一个售货小摊。

然而，就在这个“小摊位”里，聂凤智有条不紊地指挥他的部队：“必须尽快渡过苏州河，进一步迫使敌人投降；对负隅顽抗者，坚决进行打击。”

26日凌晨4时，第27军各部按原定计划，对拒不投降之敌青年军第37军和交警总队发起攻击。

同时，为避免城市遭受破坏，军首长指示各部队在战斗中尽量不使用炮火。

5月25日深夜，驻军在四川路桥北邮政总局大楼内的国民党第37军第204师第611团第3营仍在负隅顽抗。

他们仍不忘自己是蒋介石的御林军，是蒋经国的看家部队，因此，中毒很深，很顽强，要学当年谢晋元守四行仓库的劲头来守邮政总局大楼。

该营是24日晚奉罗泽闿之命进驻邮政总局大楼的，那名姓赖的营长对手下近千名官兵叫嚣道：“打死一个共军能够本，打死两个还赚一个，我们要血战到底。”

此时，苏州河北四川路桥头解放军第235团1营营长董万华命令六零炮手向对岸轰去。

这两发小炮弹是董万华瞒着军里直接发射到邮政总局大楼二层的。

这两发小炮弹虽然造成巨大的震动，却仅仅在大楼坚固的建筑表面留下了两个不起眼的白色“斑点”。

但是，聂凤智还是知道了此事。他不由得哑然失笑。还真有这样的楞头青，军里三令五申说过多少次了，居然还敢放炮，真是少有的“贼大胆”。

向聂凤智请示的副团长问是否要军法从事！

聂凤智说：“算了，打仗嘛，火气总是有的，伤亡那么大，干出一两件傻事也在所难免；气出了，要多加强教育，不能再打炮了。”

那位炮手一听说军长不给他“军法从事”，高兴坏了。火气消了之后，他对营长董万华说，“上海真是个特殊的战场啊！”

董万华也笑着说：“差点让你背黑锅。也算我们碰上特殊战场了，若在平时，阵前违抗军令，我俩都没好果子吃！”

26日天亮前后，第79师三个团分头越过苏州河，压向河北之敌。

进攻途中，各团以军事压力结合政治攻势，迫使大批敌人投降。到当天下午，防守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青年军37军的防区依然没有丝毫投降撤军的迹象。

下午，代市长赵祖康给上海邮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要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

王裕光亲自上楼找姓赖的国民党营长谈判。双方来来回回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基本同意达成五条协议，其中一条是：

代市长赵祖康

国民党立即缴械，时间不能超过下午4时；赖营长随派两个连长过河联系，并说，作为军人，他要最后一次请示设在新亚饭店的团指挥部。

两个连长过河后，全部答应了解放军方面的要求，并说赖营长仍有顾虑，他们可以回去做工作；然而，这两个连长回去后，就没有了消息。

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下午4时，王裕光和王震百等七八个人急了，再次上楼去见赖营长。

赖营长仍站在电话机边要新亚饭店，听筒里的声音显示，那边的电话已经接通，可是没有任何人接。

话筒从赖营长手中跌落下来，他绝望地狂叫：“我们被岀卖了，我们被岀卖了！”

有人拿来一条白色被单做成的白旗。“不！不能挂白旗！”赖营长喊着，“我们是放下武器，不是投降！”这个年轻军官的精神已经濒于崩溃。

上海邮政大楼

邮政总局大楼职工杨玉林、王福生把白被单绑在一根竹竿上，从大楼南面的窗口伸出去，江风呼啦啦地狂卷，白旗张开了。

据守在南京路外滩巨厦百老汇大楼上的国民党青年军的两个营拒绝投降。

解放军第235团1营派了两个连过去包围大厦，并告之，再不投降将切断大厦的水电供应。

两小时后，百老汇大厦升起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