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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可案件，酿成清代第一起文字狱，洪承畴深受清廷猜疑，很快离职回京，坐了三年冷板凳，直到多尔衮去世，顺治帝亲政，他才得到翻身机会。

方以智年谱（方以智是哪里人）

顺治四年(1647)秋冬，清军于南京城门查获僧人函可携带犯忌文书，再次牵涉洪承畴，更加深清廷之疑心。

释函可，字祖心，别号剩人，广州博罗人，本姓韩，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原明南礼部尚书韩日缵长子，崇祯十三年(1640)父逝出家，拜庐山空隐老人道独为师，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传，住博罗华首寺。

明亡，“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舟入金陵。会清兵渡江，闻某遇难，某自裁，皆有挽，过情伤时，人多危之，师为之自若”。

顺治二年正月，函可抵南京，四年秋冬欲回广东，向“有世谊”的洪承畴请求出城印牌，韩日缵为洪会试房师，函可乃洪承畴师弟，即“给印牌”。但“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再)变记》一书，干预时事”，故被逮。

函可遂“发营候鞫”，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被关入满营。

虽受重刑拷问，函可绝不动摇。“万楚交下，绝而复苏者数，口齿嚼然，无一语不根于道，血淋没趾，屹立如山，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甚至感动了围观满人。

后清廷下令由巴山、张大猷差员将函可拿解至京，“途次几欲脱去，感大士甘露灌口，乃安忍如常。至京，下刑部狱，越月得旨发沈阳”，函可于顺治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到达沈阳，开清朝东北流人史先河。

自祸起到发遣，函可一案迁延半年余。从被怀疑谋反至以文字罪审结，函可终能幸免于难，除其本人意志坚定外，还当得益于满人信佛者的周旋。

函可“囚于满人”时，“有厥妇张敬恭顶礼之”，既已上路，仍往追送，千叮万嘱：“师出万死，几不一生，不择于字，其祸至此，师生无论好字丑字，毋更着笔”。

函可流放后遗书顾与治言：“张婆何知，能冲口道得老衲痛处。”

既为满营内“厥妇”，张氏应属八旗老妇，虔诚信佛，或为地位不低的旗员之母，故能接近并照拂函可。谋反既无证据，满人有力者又将此案往文字罪上靠，故清廷令押至京师再审。

函可入京师刑部狱后，曾绝食七天，有一“美丈夫，手甘露瓶，倒注其口”，得以复苏。其狱中生活亦颇得照顾，“一饮啖，一衣履，随意而至，如天中人”。照佛函可者，除开士（僧人）外，还有“知己”一人，即“居士”王子京。

王子京即王遂，川籍官宦，文章高妙，他曾指示僧人友沧为函可送行并赠银两，而友沧并未言明，故函可至死不知有王子京其人。除王遂外，参与照顾函可者尚有许多信士，如淄素某甲、某乙等，其中当不乏类似张氏有条件接近函可的旗人。

满人信佛，渊源有自。

早在入关前，沈阳质子馆朝鲜记载，代表清朝办理与朝鲜交涉事务的首席官员是英俄尔岱（朝鲜史料称龙将），常因“念佛坐斋，不为出见”。

顺治十五年(1658)，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向孝宗报告说：“其俗之事佛祈神，甚于梁武帝时，斋日常多，故公事迟滞矣”，说的是满人虔诚事佛祈神，甚至因念斋而推迟公事，比起入关前丝毫未改。

虔诚向佛的传统，亦使满人减少些许生杀罪孽。如华亭人汝应元，于南明大学士张肯堂阖门殉难后，得一“佞佛”清帅允许，殓葬故主，并以“精晓禅理”博此大帅“大喜”，两人“相得甚欢”，汝应元“乘间为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需子无足虑”，几经努力，将羁押鄞县狱之张肯堂孙茂滋救归华亭，数年后病卒。

函可、张茂滋等幸免于难，不能不说与满人信佛有因缘关系。

比起谋反来，文字罪自然稍轻。但是10多年后，浙江庄氏史案爆发，亦以文字触及时事，不肖者告发之，死难者多达上百人，酿成惨不忍睹血案。

函可初到南京，即与“新主复立”有关，到南京后“侨金陵顾子之楼”，顾即南京著名遗民顾梦游。

顾梦游，字与治，江宁贡生，易代后弃举子业。

顺治三年秋，“钟山陵木伐为薪，市者塞途，独不取尺寸，问其故，不答。亡何，城闭旬日，至裂柱以炊，无悔焉”。极为江南士绅礼敬，方文、周亮工、钱谦益等均啧啧称赞。

顺治二年正月与函可初相见时，在同怀“故国情”这一点上，僧函可与尘世民顾氏找到了共同语言，欣喜之余，连着几天，两人促膝桃灯夜谈，触及时事，感愤伤怀。

函可《丙戌元旦顾家楼》：

挈瓢戴雪逢遗老，著屐寻诗有故人。

夜雨暂将山色改，年光又逐泪痕新。

遥知乡园东风早，花信凭吹薄海春。

《丁亥元旦昧庵试笔》：

但有心胸还宇宙，更无眼目借人天。

石头几度分乡思，春色何曾到客边。

扶杖登楼间一望，南山如旧涕空涟。

函可与遗老、故人的情谊，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这即“但有心胸还宇宙”的复明志向。

在《怀顾家楼》一诗中，函可还说“几年挂锡石头桥，屋角梅花尽意留。多少幽人尚翘首，可怜明月下前楼”。多少人翘首所盼“明月”的含义，当亦非单纯的自然之物。

顾氏《送祖心师还岭南》应作于顺治四年春夏之交。

心事两年同下泪，莺声明日独凭楼。

舟车已断寻前路，城郭重归失旧游。

只恐经台也荒草，吾庐何不且淹留。

连续两个“愁”字及想到明天将独自倚楼凭栏的描写，将分离的悲怆写得淋漓尽致。

两年相同心事应指弘光、隆武政权旋起旋灭，顺治二年正月函可到南京，四年春正满两年，虽城郭依旧，但同游昔人却已不存，暗含悲愤控诉，亦寓伤心情谊，担心函可即使回到家乡岭南，也会遭遇经台长满荒草的情况。

陈寅恪曾推论函可：“于丙戌一年之中，去而复返，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耶？”

符合情理，实不能排除函可以请藏经为名，到江南从事复明运动的可能。正如岭南僧大汕为药地和尚方以智所作挽诗引曰：

正以函可来自广州，清朝当局怀疑“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

作为原籍福建的明朝高官，洪承畴与东南士绅之间，既有剑拔弩张之时，也不乏温情脉脉场景，原有的社会关系未因改朝换代而断绝，此即“贰臣”复杂之处。

洪承畴的南京幕府和交往的人中也不乏江南著名人士，清廷很难对他放心。

洪承畴的江南幕府，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遗民人士，福建黄文焕就是其一。

史料普遍记载洪承畴曾疏救黄道周。

《隆武遗事》亦云黄道周以师相请募兵江西，出兵徽州，被擒械送江宁，绝粒不食14日不死，内院洪承畴疏报言：

黄道周虽无降意，但洪承畴等仍不死心，劝降之事必无可少，而黄道周被囚三月，始终不改初衷，终成一世英名。

更有甚者，洪承畴敢于明目张胆保护瞿家，恐非仅念与瞿式耜（此时任南明永历朝廷兵部尚书）的同年之谊，更重要的是瞿式耜职任广西，为永历朝内阁大学士，是否有为日后退步之想，惟其自知矣。

令人感兴趣的，还有洪承畴与钱谦益的关系。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有专章阐述复明运动，虽在推论洪、钱关系时，因未能细察谢陛案与黄毓祺案之时间、地点，造成差池，对后学仍多有启发。

如其判定“牧斋本与曾氏交好”，曾即福建晋江曾化龙，曾任登莱巡抚的洪承畴姻亲，钱、曾既为旧好，曾、洪又是姻戚，曾氏卒于顺治七年(1650),钱、洪通过曾氏挂钩并非没有可能，而钱谦益、瞿式耜为师生。

洪承畴受到猜疑还有一个旁证。

顺治五年(1648)初，洪承畴离开江南，直到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前，这段时间《实录》中很少记载洪承畴的活动，顺治五年和顺治七年，在他年谱中，是两个几乎不着一字的空白年头，往好处说是平安无事，往坏处说只能是坐冷板凳。

惟顺治六年，载有两件事，一件是充当修撰《太宗文皇帝实录》总裁官，一件是充当己丑年会试正考官。虽为基于内院职掌例行公事，他却因此有了一批学生，包括左敬祖、吴正治、汤斌、熊伯龙、郝浴、李本晟、王清、曹本荣、张士甄、马绍曾、施闰章等。其中，汉阳人吴正治，即为洪作墓志铭者。

顺治六年正月十八日，洪承畴曾奏言“平治天下之道”，“在于各省督抚俱得其人”，“宜实行保举连坐之法”。此外，多半时间均赋闲，虽仍直内院，洪却与陈名夏讨论书法。或许是闲得无聊，或许为自白忠诚，才上了那么一个奏折。

顺治十二年(1655)前后，桐城姚文然致信洪承畴，谈到一些令人注意的往事。此信大致写于顺治十二年，回忆“前岁”洪承畴在京接待姚子事。洪承畴子洪士铭于顺治十二年中进士，任礼部主事。

姚文然，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改庶吉士，顺治三年，李犹龙等荐授国史院庶吉士，十年迁兵科给事中，不久终养乞归。所云“老夫子赤松雅志，绿野遐风，大隐在辇毂之间，杜户拟湖山之外”的情形，准确描述了洪承畴顺治八年前赋闲的处境。

顺治皇帝亲政后，洪承畴左支右捂，使出浑身解数，惨淡经营，终于赢得新皇帝信任。到顺治十年(1653)五月，洪承畴受命为西南五省经略，地位陡然上升，声势显赫，时势今非昔比。

姚文然此信，言及洪承畴自赋闲至荣进，并其子领袖清卿，继振家声之事，实为了解洪承畴者。

顺治四年七月十九日，清廷宣布由宣大总督马国柱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接替洪承畴，洪实被解职，只是马国柱尚未到任，洪承畴也需交代而已。

洪承畴正式离开江南的时间是次年二月初一日，路上走了10多天，到宿迁因河工停留，欲待三月初五后“开坝行船”。路上尚有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二个题本，称“今代回调理守制候议处臣”。

“候议处”之语，当是受函可案牵连的结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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