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军在山西地区的推进，明王朝究竟如何办，成为朝中上下议论的中心。其中有一部分人提出南迁的主张。所谓南迁，就是明朝中央政府南迁南京，以避开大顺军的颠覆，从长计议。也可以说是一个应急方案。

而今北京面临新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一旦北京失陷，明王朝就会倾覆。所以，正月初三日中午，崇祯帝根据李邦华、吕大器的举荐，在德政殿召见了左中允李明睿，征求他对御寇的意见。他请求屏退左右，接近御座，就南迁图存一事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自蒙召，道闻贼信颇恶，今逼近畿甸，诚诚危急存亡之秋，可不长虑？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崇祯帝心想先前英宗北掳，鞑靼兵临京城，有人议迁京城，结果为万人所唾骂。今天，若再行此议，岂不是陷我于亡国的境地吗？于是道：此事重大，不可随便说。并用手指天说，未知天意如何？李明睿说：“惟命不于，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几微，人定则胜天。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势至此，讵可因循不决，致有噬脐之忧。望内断圣心。外度时势，不可一刻迟缓，若筑舍道旁，后虽欲为，有不及者矣。”崇祯帝见周围没有他人，便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从襄赞，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诸臣不从奈何！”他觉得事关重大，要李暂且保密。接着，他还就南迁中途接济问题发问，答曰：“不如四路设兵，东山东，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航，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上。”又曰：“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对曰：“臣谋之，敢泄之乎？但祈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凤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崇祯帝当即点头。随即传谕赐宴文渊阁。

田见秀为什么降清（田见秀结局）

由于崇祯帝关心南迁之事，当天夜里，第三次召见李明睿，迫不及待地发问：如果南迁，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预为之防。”问：何等官衔？答曰：须户、兵二部堂上官。又问：“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答曰:“近京八府尚可募兵，皇上此行，京师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在公侯伯及阁部文武大臣，试其能才，推毂而遣之。”他对李的这一意见表示赞同。随即李明睿劝崇祯帝拿出皇家内帑作为兵饷，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军。若中途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若先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他不同意动用皇家金钱的做法，认为还是靠户部筹措为妥。李明睿了解户部的底细，告诉他：“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皇上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崇祯帝表示赞同。二人谈到漏二鼓，方才让李出宫。根据这一意见，他已作了相应的部署，指示有关官员为南迁做准备，派左懋第往南方查询沿途水陆士兵舟师之数，又密令天津巡抚冯元飚在大沽口准备300艘漕船以备南迁使用。一待冰河解冻，即可起程以行。

然而由于崇祯帝存在有战胜的幻想，朝臣也多倾向于组建新军剿灭农民军，这样南迁之议便被搁置起来。

照实说，南迁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时间是在甲申年正月初，此时决策南迁，无论是皇上南迁，或是太子南迁，对于明王朝来说，是有失有得的。其失在于朝廷南迁势必在全国上下引起波动，动摇军心、官心和民心，大顺军甚至清军都会伺机而动，北京的沦陷，不可避免。其得则是明王朝由此却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重新组合力量，进行新的部署，即使北京失守，南方也还有一个号令全国的政治中心，明王朝就不会因为北京失陷而吿灭亡，更不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因为明朝有两个京城，南京作为陪都，还设有一套六部办事机构。如果朝廷当时南迁到南京，以崇祯皇帝的威望，经营江南，即使大顺军占据了北京，再与他作战，胜负也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再说在这种情况下，清兵入关首先遇到的是李自成。明王朝原来与清对峙的沉重包袱也转嫁给了大顺，让清与大顺在辽东进行争夺，以后中国历史怎么发展，很难说，因为没有变成事实。反之，不行南迁，维持现状，不致引发什么波动，可以暂时维护明王朝的体面，但北京一旦失陷，明王朝就会因此而告终结。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权衡得失利弊，南迁之议，无论是皇帝南迁或则太子南迁，若是在正月初抓紧时间部署并予以落实，对于面临倾覆的明王朝来说，南迁是利大于弊的。即使落个南迁的不好名声，换取的却是明王朝的持续存在，应当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崇祯帝身上。他是一个极端虚荣而又文过饰非的人。他心想南迁，也愿意南迁，只是由于南迁的名声不太好，形象不威武壮观，所以他不想承担责任，给世人以把柄，所以，他要大臣们先提出，而后他再表态。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大臣中有人提出了，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主之者，振振有词，反对者激昂慷慨。还得要他来裁定，而他又不敢裁定。这就是所说的“君王也道江南好，只是因循计未成”。

之后，李明睿与左都御史李邦华还就皇帝南迁或太子南迁交换意见。明睿认为太子年少，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帝亲行为便。于是，上疏给崇祯帝。疏中说：“国家并建二京，原以供时巡，备居守，皇上即不南迁，宜令太子诸王居旧都，一系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以迁南自便者。臣愿随皇上执管钥而分遣信臣良将，捍牧圉，以南发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崇祯帝立即将此事交大臣商议，诸臣讳言南迁，而只就兵饷问题议论。李明睿直言不讳地说：《易经》里有说，利用为易迁国。《尚书·盘庚篇》也言迁移之事。唐朝一迁再迁，宋朝一迁而南渡，各位为何讳言迁字呢？诸臣听他这么一说，不禁吃惊，但没人呼应。而只有李邦华和项煜面上露出笑容。第二天，崇祯帝在平台召见群臣，告诉大家说宪臣密奏劝朕南迁。陈演就此事作了陈述，认为今日所最急者，莫若亲征，说：“皇上自为督率，六飞亲驾，万姓雷动，兵士气鼓。真定以东，顺天以西，可无虑贼氛之充斥矣。日逐一日，优柔不断，天下大事，尚可虑哉！”此疏进呈后，迅速批复，交兵部速议。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慷慨陈词，斥责这是邪说，甚至提出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立即上疏进行反驳：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并且认为皇帝亲征是有作为的明君之所为。他说，皇上试想，昔之开天者无如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有一不从战争挞伐中磨砺而出者乎？我朝开天无如高皇帝，有一不从冲锋陷阵而成者乎？而诸臣故意将亲征与南迁混为一谈，全是为了混淆视听。进而对南迁的作用作了陈述：“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就时急着。唐时再迁复迁，宋室一迁南渡，传国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崇祯帝看到这一上疏，觉得所言很有一番道理，于是传命召光时亨入见，当面斥责道：所言同样是盛惑人心的邪说，为什么专攻李明睿，显然是在搞宗派。文说：“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明王朝何去何从，仍然没有确定的意见。

二十八日，崇祯帝感到情况紧急，下诏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并在文华殿召见阁臣与五府、六部，詹事府翰林院、科道等官员，就有关战守事宜进行磋商。左都御史李邦华又提出“太子南行，皇上固守”的设想，他说:“方今国势柄危，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因此，提出让太子先到南京的建议。他说这样做的好处是：“皇太子以抚军主器之重，暂违定省，号召东南，共图灭贼，即皇上赫声濯灵，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这的确是一个较为稳妥的办法。这里明确提出太子南迁后，万一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东南半壁江山。崇祯帝觉得这个办法可行，绕城徐行，边读边叹息，准备采纳。这时，少詹事项煜还提出以皇子定王镇淮安，以永王镇济宁的主张。崇祯帝闻悉，召集内阁大臣进行讨论。李明睿等奏请仿照永乐朝故事，由帝固守京师，太子监国南京。崇祯却故作姿态说：诸臣平日都说了些什么，而今国难当头，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在那里纷纷扰扰，一天到晚尽出些这主意。又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祖宗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已定，无复再言。他究竟要做什么，或想要做什么，人们都捉摸不定。按照他的这一番表态，他是不主张南迁的，可私下却在给大学士陈演做工作，说“此事要先生一担”，就是要首辅大学士陈演能带头要求南迁，等待“举朝固请而后行”，再由他表示同意，这样就可取得圆满的结局。当然，他也不是没有顾虑。在他看来，贼锋飘忽，即使遣太子、两王南迁，明朝之禁军不能与唐羽林神策军相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中途遭到袭击，南行之队伍溃散，又有谁能来抵御呢？身居大学士的陈演，在官场上历练多年，对于崇祯的个性与为人了如指掌，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遭到诛杀的教训，唤起了他的警觉，越是在这个时候，他越装聋作哑，故作镇静，无论崇祯如何诱导，他对南迁就是不表态，气得崇祯大骂陈演：“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为解心头之愤，他索性罢去了陈演的官职，而事关明王朝前途命运的南迁之事，再次不了了之。

在此期间，南京国子监祭酒姜曰广、尚书史可法也以为皇太子监国南京是个可行的办法，奏疏进呈后，也因崇祯帝的反复无常态度被压下不报。

六日，崇祯帝再次颁诏罪己，告谕军民，宣布取消剿饷，召买米豆，悉行蠲免。放宽对农民军的政策，除李自成罪在不赦外，伪官伪将，有能斩渠献城，即予通侯之赏。他如牛金星、喻上猷、李振声、杨永裕、刘宗敏、田见秀、罗戴恩、杨昌、谷可成，身陷贼庭，如能伺隙反正，悉赦前罪，各复原官。就是在这一天，李邦华再次提出奉太子南迁的请求，也因遭到光时亨等人的谴责而搁置。他召见群臣，商讨对策，南迁一事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崇祯帝想通过群臣商议能有个理想的结局。会上再次出现激烈争议，不欢而散。

九日至十一日，大同、宣府相继失守的消息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恐慌。大学士范景文等一再提出南迁，原任商丘县知县的梁以樟，在狱中上书朝廷，也提出请太子抚军江南，二王分封浙江、福建的建议。方岳贡、魏藻德坚决反对。无休止的争争吵吵，使得他心烦意乱。无奈，他发出这样的叹息：你们这些人，平日专营门户，结党营私，相互攻击，今日只有死守，不要再争争吵吵！

十七日，大顺军包围了北京。炮声震耳欲聋。崇祯帝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他又想起了南迁，急忙召来附马都尉巩永固，说道：你前几天要朕南行，能集数万军兵，现在还能吗？巩永固回答说：现在已不能了。又道：你不是说可募集数十万，怎么又说几万人也不能呢？回答说：先前人心还稳定，募集军兵较为容易，现在形势危急，人心全都乱了，若是平时，人还容易聚集，现在事情紧急，即便一兵一卒，也很难办到啊！这时新乐侯刘文炳也在坐。他望着二位，乞求道：“两卿各率家丁护从南行，可乎？”刘、巩二人同时回答道：家丁何以抵挡贼锋？况臣平日一向谨慎行事，不敢私自蓄养家丁。这时他才彻底明白，无论是他，或是太子，已陷入大顺军的包围之中，再想出城而逃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就南迁而论，并不是难以选择的事情，竟然被崇祯帝搞得一塌糊涂。他死要面子，只要有人一反对，他就决定不走了。所谓“国君死事社稷”，就是一个国家的皇帝、国王为他的社稷而死，在他看来这是光彩的事。所以他最终还是决定不走。他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联想起最后他的自缢而死的选择，恐怕是与他为帝王绝望的心理分不开。因为绝望，他不愿意南迁，在他看来南迁就是出逃，是奇耻大辱，所以，即使已经降旨做好南迁的部署，迅即也停了下来，他最终的结论是走不如守也。因而，不顾实际情况，自作主张，自己不离开北京，也不让太子离开，其结果，他落个亡国之君的下场，太子也成了大顺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