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金鱼相国

?那桐：金鱼相国天官脸儿坐蜡中堂那相

那桐字琴轩，满洲镶黄旗人，光绪间官大学士充外务部会办大臣、宣统元年为军机大臣。

日本昭宪皇太后（昭宪皇太后为什么是太后）

?清·周芷侪《都门识小录》：军机大臣那桐现在内城金鱼胡同，扩张住宅，胡同内外居民铺户地址全为收买。聘日本某测绘生相度工程，闻将建一极优美之西式园亭，估计五十万金，已鸠工庀材矣。此宅落成，不特石崇之金谷、贾似道之半闲堂不得专美于前，即此胡同之名亦可与外城之“丞相”、“魏染”鼎足千秋。所可惜者“金鱼”二字不知又易谁何耳？

?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系严嵩住址，后人恶嵩，改“丞相”为“绳匠”，近又改为“丞相”，想有人崇拜嵩贼也。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系魏忠贤住址，后即名为“魏阉”。本朝名士以“阉”字秽目改为“染”，今尚仍之。或问：“金鱼胡同将来改何名称？”余笑曰：“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寄语诸公好自为之，他年可为京城舆图上添一段典故也。

?郑逸梅《艺林散叶》：那相私邸在北京金鱼胡同，有人称之为金鱼相国。

?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甲寅四月二十六”：金鱼胡同那宅最有名，四姑娘旧居也。

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女子回忆》“反正那时候门第是最要紧的——张寿蓉女士谈访录”：那桐的府第即那家花园，简称“那园”，位于北京市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1号，是北京有名的大宅门，曾是清朝与民国两朝官员和达官显贵的政治、交际场所。这里在清末曾招待过外国公使，民国时的国务总理陆徵祥以及清皇室又都在这里设宴欢迎过黄兴和孙中山，孙中山并在这里发表过重要演讲。许多京剧名角如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也曾在此演唱，这都使这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见证，可惜的是如今已悉数拆毁。

民国·陈灨一《新语林》卷七：（入民国）那琴轩发辫长垂，示不忘故主。人问：“何以不剪除？”那不答，重问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闻者哗然。

卷八：那琴轩性豪侈，酷嗜声色狗马。善啖，非嘉肴不入口，每食必具燕窝、鱼翅二簋，啖之立尽，其庖人月领菜资至六七百金之多。奕劻柄政时，纳贿逾千万，淫奢无度，姬妾众多，床帐器皿穷极瑰异，帘幕壁衣之属，春冬以绒缎为之、夏秋以纱绸为之。终日集朝贵置酒高会，其门如市。

陈灨一《甘簃随笔》“那桐善谑”：那琴轩相国在军机处阅御史胡思敬奏劾大学士陆润庠一折，出语人曰：“陆大坊兼祧凤石（润庠字）中堂矣！”闻者愕然。素稔其善谑者知其言必非无因，请道其详，那乃述明原因，众皆笑不可抑：先是凤石相国乞假一月回籍省墓，胡思敬疏劾之，略云：“身为宰辅，宜如何旰宵以报国，乃竟借名省墓游山玩水。其子大坊在京无所事事，何不让其南行？”盖大坊乃陆宝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之子，同姓不同宗，真风马牛不相及。胡氏既李代桃僵，宜那氏恶谑，亦可见官场笑话之多矣。

清末，政府有发行公债票之议，自大僚至微秩均须先行声明认购若干，以认购之多寡判定赏罚，那位内阁协理，位高百官，踌躇不决，密商奕劻，共筹规避之策。议决，各人以卖产卖物为掩耳盗铃计。于是老庆卖马老那卖房屋，大登广告于报章，以炫人耳目。一日二人遇诸朝，那责庆不应以不值钱之车马出售，启人疑窦，而自诩卖屋为万全之策。庆曰：“上若强迫承认，虽宣言卖身亦复无益也！”相与拊掌狂笑。那体肥硕，面团团而晳，都人呼为天官面儿。其一日三餐，每餐例食馒首十枚、红炖猪肉或牛羊肉一碗，自谓食量宏大为永年之征。

舒諲《那桐卖官鬻爵》：清季大吏贪墨成风，满族亲贵中如庆王奕劻和军机大臣那桐，更以贪赃索贿名传当时。我父冒广生（鹤亭）于光绪末任刑部郎中，旋以候补道待分发。有一次，我父亲通过别人介绍谒见那桐，那桐早已知道我父亲是为了请求外放实缺而来，寒暄几句之后即吩咐门下书办作东，邀往一个僻静的小饭馆吃饭。席间书办说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呀！”当时政以贿成，每个道、府都看地方的肥瘠而订有“上供”的不同价码，又视报效多寡而定道、府的等次，有些老于此道的机智者，除写立字据按时报效银两若干外，还答应酌予相府上下办事人员若干，最伶俐的的甚至提请推荐银粮、刑名师爷日后坐地分赃。父亲不懂做官的窍门，懵然不知这顿饭用意在谈交易，听了书办说毕只是连连举杯称谢“中堂的恩典”，而始终不提上任后怎样报效。那桐的那个门下吏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也就不谈下去，说了声“怠慢！怠慢！”散席即掉首而去。隔了几天，我父亲将这事同朋友说起，正自诧异怎地得不到一句实话，朋友突然从座上一跃而起，责怪我父不懂世故人情：“鹤亭，这档子事眼看要砸锅，老弟你怎么连官场的规矩也不懂？如今托人办事能不花销点？意思意思……赶快回请那个书办，在席面上挑明立个字据，也许还能挽回。”我父亲走出友人住的会馆，就去金鱼胡同那桐邸请谒，竟被门房挡回，这事也就石沉大海永无下文了。

陶菊隐《蒋百里传》“三、德国见习军官——参加过德皇威廉二世的秘密外交”：在三国同盟（中美德）的秘密酝酿中，西太后告诫左右说：“这件事情切莫让那桐知道。”那桐是太后的头等亲信，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时，曾留京办理议和外交，对于这件事为什么要把他瞒在鼓里呢？原来那桐是个声色货利无所不好的纨绔子弟，庚子和议后，曾奉派充“大清帝国赴日谢罪专使”。日本人见他来头很大，便不以弱国使臣相待，反而待以亲王之礼，用迷人的声色笼络着他，引诱他做了日本摆在清政府内部的一名奸细。可是西太后的告诫丝毫不起作用，她的奴才们都是些尸位素餐之徒，对国家既无责任感，对政治更少机密性，关于三国联盟的种种内幕，那桐早已心中雪亮，所以唐特使（赴美亲善特使唐绍仪）未出国门一步，日本早已朝野皆知。

清·夏仁虎《旧京琐记》卷三：清光绪初，满部员中最负时望者为荣禄、端方、那桐，皆于部中最有权，当时所谓红人也。时有联云：

????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

????九城五窑姐双红二翠万人迷

皆喻其红也。

民国·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浦安（咸丰时为编修，顺天科场大案被斩决）为光宣间大学士那桐之父，其妻藏其血衣衔痛抚孤。闻那桐事母甚不驯顺，惟遇其母陈血衣以诫之，辄痛哭自责云。……

端方宣统己酉在直隶总督任，以恭送梓宫，令人在隆裕太后行宫外摄影，被参革职。或谓其所以罢斥，那桐与有力焉。盖端方前于两江总督任内，有天津商人李某在上海开五金行，以军械机器为营业大宗。时南洋方练新军、办各厂，李夤缘那桐向端方推荐。那桐时以大学士为外务部会办大臣，为见好于端方计，调其子继先入外务部并补参事，隐寓交换条件之意。端方仅电谢提拔其子，而将李事置之不理。未几即代云贵总督李经羲购军械机器，值银百余万两，李仍丝毫未得染指。那桐已不慊于端方矣，会杨士骧卒于任，端方调督畿辅，未到任时那桐受命暂署，其间那桐在淮军公所暨筹款局提用公款银十余万两，端方之任后知其事大怒，扬言俟陵差竣事非揭参不可。那桐时已在军机谋先发制人，遂乘机媒孽助成其事云。

清·荣庆《荣庆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二十七日，早赴那相棠花小宴之约。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张、袁、世、铁在坐。

英才《晚清大员那桐的滋润生活》：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那桐的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难以达到的。……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当时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奢华。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是一座豪华宅邸，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300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共有19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名目繁多，经常子正才归。除了日常锦衣玉食外，“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艺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亦是著名的大贪污者”，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趿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这也是著名的肥缺。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凑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开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因那桐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是否高贵，二是跑官能力是否一流。前已言及，那桐虽与慈禧同族，却很不受待见，所以他只能靠自己。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为精明，城府甚深，但却有致命缺陷——贪财。那桐正是瞅准其嗜好，每逢荣禄生日，必定登门送礼。有一回，那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前户部）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唯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见其明显乃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便是由荣禄一手操办。当日获悉任命后，那立即“谒荣相”，表示“桐受恩深重，感激弥甚，惟心竭尽血，诚力图报称而已”。孰料荣禄于1903年便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副部级干部，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奕劻是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其“自当国以来，政以贿行，官以私进”。此等货色，但凡略有良知之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而那桐却甘愿与之同流合污……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荫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慈禧之信任，才至为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氏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日]芳泽谦吉《芳泽谦吉在华回忆》“一最初赴任厦门与义和团事变”：先是义和团攻入北京时，清朝蒙尘西安，曾派遣谢罪使到各国，那桐即来日本。据说那桐所受感动的，则为皇后（昭宪皇太后）所说的话。在清朝元首名义上是光绪皇帝，但掌握实权的却是西太后。当那桐谒见皇太后时，她对他曾说道：“西太后平素在宫中，原属自由自在，现却远迁偏僻的西安，朝夕一定很不自由，深堪同情。”云云，实属妇人温厚之语。对皇后此言，那桐竟欲感激欲泪。

陈灨一《甘簃随笔》“三弦”：京兆人王正如者名玉峰，目盲，筝、琶、箫、管之属靡不能，尤工三弦……那琴轩喜聆三弦，常召玉峰入其宅以娱宾客。太夫人寿日，玉峰奉命至，使弹《风流焰口》。玉峰正色曰：“此不祥之词，相国奈何寿太夫人耶？”桐瞿然骇曰：“微子言，吾念不及此。”卒易一曲弹之。退而语人曰：“那中堂非孝子也，母寿，喜闻不祥之声。”自是屡召不复。

清华大学“清华园”三字为那桐手笔。

范正明录校《黄芝冈日记选录》：（1949年10月1日）《光宣小纪》“内廷供奉”条云：“内廷演戏向有升平署承值，咸丰后始常传外伶。太后幸园驻苑时传召尤频，荣其名曰内廷供奉。时有那中堂桐、诚内卿璋为戏提调，内监外伶每多阻吾，周旋两者之间，余曾目睹屈膝调停，欣欣然，殊不以为愧。那常笑对人曰：“今日又坐蜡矣！”众皆戏称为坐蜡中堂。甲乙争端，闻此辄一笑而解。即内廷之戏提调，其难处乃与官府人家同也。

路卫兵《微历史》：那桐，晚清八旗三大才子之一，位居决策中枢，人称那相。那酷爱听戏，为此可以付出一切。庆亲王奕劻邀谭鑫培到家办堂会，希望谭能唱双出。谭鑫培一时忘记身份，提出有个大臣磕头才肯。庆亲王刚要发怒，军机大臣那桐却双膝跪地，虔诚邀请谭老板赏脸。在谭鑫培演出时，那相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朝台上作揖，以示自己的仰慕之情。

民国·绍曾《清故大学士那公行述》：……先君天性至孝，先大母卒时，先君方为枢臣，哀毁逾恒病几不起，奏请终制，又不许，不得已始起视事，而悲痛之馀，家国纡怀心力交瘁矣……先君体貌魁梧精神强健，而起居饮食自奉一如寒素。惟五十以后勤劳过度筋力始衰，竟成偏枯之疾。自遭国变，目击沧桑益形悲愤。乙丑夏病复加剧，遂以五月八日薨逝，享年六十有九，天下痛哉！。谨略举其历官行事诸大端，垂之家乘昭示后人。男绍曾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