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扪虱而谈（扪虱而谈的典故）

「扶摇而上」之轻与「浩然之气」之重

中国古典文化庞杂多样，想用简单的一两个词汇概述它的总体面貌，听上去十分冒险。

然而这阻止不了大批学者前赴后继，以自己的理解对古典文化进行概览性表达。

在先秦，《诗经》与《离骚》便因为各自在文学与思想上的突出成就被确立为经典。在众多后世学者的论述中，中国文学被区分为楚辞传统与诗经传统，合称「诗骚传统」。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高年在《论「诗骚传统」》一文中称：

「《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则以西方的「罪感文化」作为参照，将中国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他认为此种文化：

「要求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要求在这活动中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本期由「明白知识圈」501位学友投票选出的名师王晓渔则另辟蹊径，将中国古典文化划分为「轻」与「重」两种传统。

如何从文化上理解「轻」与「重」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呢？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轻逸」（lightness）一章中，借助柏修斯(Perseus，现译作珀尔修斯，他因为穿着长了翅膀的鞋子而善于飞行，是唯一砍下美杜莎头颅的英雄）的形象阐释过「轻」的意义，他称：

「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

在卡尔维诺看来，「轻」并不是一种次要的价值，他本人的写作就致力于减少「重」，减少人、天体和城市的沉重感。

王晓渔老师在杂文集《雪夜闭门》中，透露自己欣赏卡尔维诺的「轻逸论」。在对传统文化的分类上，他沿用了卡尔维诺的观点，将中国古典文化划分为「轻」与「重」两种传统。

王晓渔老师认为，飘逸玄虚的道家经典《庄子》、荒诞不经的《山海经》还有汉代的画像砖，展现了中国古典文化「轻」的传统；而商鞅的《商君书》和韩非的《韩非子》这两部法家学派代表作，以及儒家经典《孟子》，则是与之相对的「重」的传统。

为什么王晓渔老师做此区分？

这要从王晓渔老师的文化研究历程说起。

02.

人生与学术互相成就

在为明白拍摄学术自述期间，王晓渔老师为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1978年，王晓渔出生于安徽。他自小酷爱读书，当大多数同学为了「自由」而逃学时，王晓渔逃学的理由显得十分怪异，他逃学是为了读书，「自由」地读那些自己愿意读的书。

九十年代，像所有在小城长大的文学青年一样，王晓渔最大的烦恼便是读书与买书之难。

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能读什么书全取决于书店有什么。在此种情况下，王晓渔仍然广泛地阅览了中国古典名著、古诗、新诗以及国外经典文学作品。当大家对九叶诗派所知甚少时，他便已经通过1991年出版的《新诗鉴赏辞典》了解到这一诗歌流派，并被那些晦涩难懂的诗歌深深吸引。

1995年，参加高考的王晓渔落榜了，总成绩比录取分数线低了4分。这给了王晓渔的高中老师们一个现成的教育其他学生的素材：「看，本来成绩挺好的一学生，就因为逃学，而没有考上大学。」

但是，让老师们教育目的落空的事情发生了，王晓渔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在翻阅考生档案时，发现王晓渔所写的一篇质疑中学历史教材的文章，并因此对他的学术潜质抱有很大的期待。就这样，一向不走寻常路的王晓渔，又以不同于一般考生的方式，被破格录取，进入上海师范大学。

进入大学之后，王晓渔再次陷入了与高中相似的困境。由于自己是被学校破格录取到文科基地班，本身便背负着成绩不如别人的压力，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过往的生活方式，按部就班地上课，努力准备考试，每天泡在图书馆读课内书目。

尽管已经像其他学生一样学习，但是王晓渔的成绩也只是中等。在这种情况下挣扎了一段时间，他厌倦了对成绩无休止的追求，和由此带来的读书限制，决定放弃争取保研资格，自己考研，并用大部分时间自由读书。

期间，有一本文存对王晓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胡河清的文学批评集。

青年批评家胡河清于1994年跳楼自杀，在他的同学和友人的努力之下，这本批评集得以在1995年出版，并在上海的高校间流传。

同年进入大学的王晓渔熟读了胡河清的文学批评。从前，他只把文学批评作为居于次席的「第二创作」，胡河清的才华令他改变了自己的固有印象。他认为，胡河清有些文学批评的价值大于原文本。

随即，他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准备在文学批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世界的另一番变化也在悄然改变着他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方向。

那就是互联网的兴起。

2000年左右，王晓渔开始频繁接触网络，时常在「世纪沙龙」和「文化先锋」上与网友切磋。那时的网络环境远比现在单纯严肃，他在BBS上认识了一位名叫「六月雪花」的网友。六月雪花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两人未曾谋面，却可以每天就政治、思想、历史等内容进行数个小时的探讨。

受这位网友的影响，王晓渔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文学拓宽到了文化领域。文化研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时，只是兴发，还未兴盛，王晓渔恰好成了该研究领域最早的关注者之一。

在随后的博士招生考试中，他又大胆地转了方向，选择读历史学博士。可以说，早年间不分门类地广泛学习，为他的文化研究之路铺垫了扎实的基础，从文学到历史的跨越，则使他真正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打通了学科壁垒。

王晓渔此后写作的一系列著作中，《文化麦当劳》（2006年）致力于对晚近文化现象的观察分析，《知识分子的「内战」》（2007年）则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这一视角切入现代历史，《重返公共阅读》（2011年）则将重建公共常识作为成书目标。

政治与文学的变奏

古典文化传统里，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向来瞩目。

「轻」与「重」可以用来标识文学上「空灵」与「敦厚」之分，也可以借此阐释政治压迫与自由追求的紧张关系。

明末清初的学术大家王夫之曾在《读通鉴论》（梁武帝卷十七）中说过「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在王夫之的表述中，法家与道家俨然成了对立统一的两极，上位者严刑峻「法」，下位者只好行道家之学以逃遁现实，这构成了统治上下的完整局面。

那么，儒家在此格局中扮演的又是怎样的角色呢？

王晓渔老师的直播将为大家解读为何他将法家的《商君书》和《韩非子》与儒家的《孟子》一齐并列为「重」的传统，而将另一本儒家经典《论语》视为寻找「轻重平衡」之作。

轻重平衡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王晓渔老师认为，「轻重失衡」的现象始自魏晋时期。

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稿中，曾生动地描绘了魏晋文人生活的广阔场景。因服用「五石散」后浑身发热，有皮肉发烧之症状，故而人们的衣服皆宽松随意；服药后皮肤脆弱，不宜着新衣，他们的衣服因常年不洗而生虱，「扪虱而谈」反倒成了后世美谈。

宽袍大袖的衣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还有层出不穷的异人异事，共同构成了当代人对魏晋时代的「想象」。

在看似轻松的表象之下，文人的生活时刻遭受着政治局势波动的影响，如何在高压下生存成了一门必修课，人人皆以巧妙的方式与政治上层周旋，稍有不慎便落得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致死一样的下场。

自魏晋以来，「重」的传统如何一步步驱逐了「轻」，「法术势」驱走了「浩然之气」。

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重」压倒「轻」的局面？

「轻」与「重」两种传统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何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