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7月6日，北平丰台铁路桥东北龙王庙前，日本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在大雨滂沱中进行了一场攻击性演习。演习之后，日军还来到宛平县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去长辛店演习，其无理要求被驻扎平津的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严词拒绝后，又继续在城外耀武扬威了十几个小时，直到天色渐晚时分才退去。

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几年几月几日（卢沟桥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区别）

第二天下午，日军又开到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当晚7时30分，近600人的日军部队，在这个没有月色的黑夜中，向着不远处轮廓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开去。10点半左右，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了一阵枪声——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战打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这样开始了。

84年后，我们再回望这段历史，仍有必要厘清其中的很多细节，从而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了解其前因后果。比如，日军失踪士兵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开了第一枪；日军究竟是蓄意制造了事变、还是从偶发士兵失踪事件开始顺势扩大事态等等。

不过，无论日本是否蓄意，由于“九·一八事变”激活了日本“蛇吞象”的欲望，加上日本军国主义军人凌驾于国家和政府之上、一步步深度绑架政治，“卢沟桥事变”是迟早会发生的。即便没有“卢沟桥事变”，失控暴走的日本军人，也迟早会找到其他事件借口来挑起对华战争。

二

从“卢沟桥事变”前日军的表现来看，他们无疑是有预谋的：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5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热河。6月，近卫文麿上台组阁，声称要“举国一致”，日本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不分昼夜实弹演习。6月底7月初，一些日本军人还放出风声：“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果然，7月7日深夜枪声响过后不久，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后，日军仍坚持要进城，还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开枪示威。日军指挥官清水节郎又派人去丰台，向其上司一木清直请求派兵支援。一木清直又立即向其上司、日本“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报告，牟田口命令一木率部开往卢沟桥增援，这支日军一来，就占领了宛平城东部高地沙岗，然后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一木清直嚣张的宣称，他这是“为帝国强盛的进程打响了信号枪”。第二天清晨5时30分，日军发炮轰击宛平城。同时，日军兵分两路，分别向回龙庙和铁路桥、宛平城东门发起了进攻。

当晚日军士兵失踪的真相，在1938年6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一木清直的报道中已有披露：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因解手时不熟悉地形而和部队走散，在日军与中国守军爆发争执后不久就归队了。但一木清直仍继续和中国方面“交涉”。事后，菊次郎被解除兵役送回国内，原因就是他被日军当成了“工具人”——挑起事端的工具。

至于那一阵枪声，当然也是日军放的，是他们蓄意制造的事端。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在北平的日本特务、战犯茂川秀和，在1946年6月接受中国军事法庭审判时，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

卢沟桥前线日军

三

只不过，“卢沟桥事变”的谋划者，是那些狂热的对华激进派军人，是他们自下而上推动了事件进程、把日本军部和政府强行绑上了战车。

7月8日上午，接到事变报告后，日本军部召开了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协议会。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如果要和中国开战，即使把战斗区域限制在华北，也需要同时动员15个师团，并使用日本一半以上的军需储备，以及至少55亿日元以上的军费。因此，当晚日本军部发电给中国驻屯军的训示是“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这份决议电报的主导者，除了石原之外，还有占据着日本陆军省几个重要职务的柴山兼四郎大佐（军务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战争指导课课长）等。其实，石原莞尔等“不扩大派”，并不是反对侵略中国，他们只是认为，一方面日军没有完成全面战争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只能通过蚕食方式慢慢完成“蛇吞象”。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日本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军部的意见，又主导了7月9日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的风向：不扩大事态。

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军人中，主张扩大事态的才是多数。在军部中枢的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等人，他是东条英机的铁杆，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名日本甲级战犯之一；在平津前线，由于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重，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倒是一帮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如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热切关注着事变，他们上蹿下跳又是上书又是游说。和“不扩大派”相比，“扩大派”的阵容显然要强大得多。

石原莞尔（中）：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

四

那段时间里，石原莞尔费劲唇舌企图说服“扩大派”，结果连自己的部下武藤章都未能说服。武藤对石原反唇相讥说：“您不是满洲事变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是仿效您的事业而已。”石原哑口无言。

武藤章确实没有说错。此时却力主对华缓进的石原莞尔，正是6年前“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因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几乎毫发无伤地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太过容易的胜利，使得日本国内仅存的温和派声音也消失了——他们大多是因为畏惧的中国庞大体量，而主张对华“缓进”。

在中国而言，这是南京国民政府以暂时退让屈辱换取时间、尽可能推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指导思想的结果。但暂时的平静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危机：长城已等于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五省已经全部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

“九一八事变”对日本更深远的影响是，开启了日本军人”独走”的危险模式。石原莞尔虽然成功夺取了东北，但他无视甚至违抗军部和政府命令擅自行动的“独走”模式，却被军人们不断仿效，此刻，当他以军部名义发布“不扩大事端”命令时，军人们有样学样，继续“独走”准备扩大事端，石原对此毫无办法。

七七事变发生后后几天里，日本曾和中国四次达成平息事端协议，随即又反悔。显示着日本并没有真正做好对华全面开战准备，且内部一直在激烈博弈。直至7月11日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政府终于决心增兵中国，并以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病笃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会议结束以后，日本政府还立即召集了社会各界代表，请求协力形成“举国一致”的临战体制。

当长城等于国境时，中国已危在旦夕

五

中国方面，蒋介石接到第一份事变报告的时间，是在7月8日辰时（早上9～10点），他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他已估计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从此，中国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而悲壮的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