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周敦颐曾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世称濂溪先生。

中国四大书院是哪四个（中国四大书院是哪四个之首）

东林书院

岳麓书院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朝鲜王朝时代9处主导推广性理学的教育设施以“韩国新儒学书院”之名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上引发讨论。奇怪吗？书院不是中国的吗？然而问起中国有哪些知名书院，这些网友却又一问三不知。韩国书院申遗成功！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却沦落到无人知晓，无人能说出的地步，不能不说是传统国学教育的一大缺失。

图片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

书院最初为读书的书楼。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于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起初是中央政府官方修书、藏书、校书、偶尔也为皇帝讲经的场所，性质为官署。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玄宗下诏改东都洛阳“乾元殿”之名为“丽正殿”（又名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再下诏改“丽正殿”为“集贤殿”（又名集贤殿书院、集贤书院）。

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发达并在全国迅速推广，书籍的质量不仅得以改善，而且数量大增。这就为民间或私家藏书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唐中叶之后，各地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舍、书屋、书楼、书堂、书院之类的设施涌现。在官方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首先以书院命名为“修书之地”“藏书之所”的诱发下，“书院”之名便在民间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唐代的书院有多少所？《全唐诗》共提及民间书院14所，另据《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和《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加上官府书院，去掉重复，唐代共有57所书院，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地址。这些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12个省、区、市。

唐代书院普遍不具有学校的性质。学者研究发现，被信史明确记载的有讲学事迹的唐代书院仅三所。一是江西皇尞书院——“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二是福建松州书院——“唐陈珦与处士讲学处”（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三是江西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学。”（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我国教育史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虽然可以说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书院教育至唐末已具雏形，但是规模甚小而且不甚稳定。

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随园笔记》中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句话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认为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二是明确指出后代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即所谓的“士子肄业之所也”，而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则不具备这一功能。现在来看，袁枚的这一论述符合历史事实。

书院真正具有学校性质，是在唐末和五代基本形成的。在战乱纷纷的五代，与北方相比，南方相对稳定，因而所建书院更多。

闻名于后世的嵩阳书院、应天书院、龙门书院，都始建于五代。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之欤！”这既说明了五代书院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大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又说明了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对继承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普遍认可为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宋史》中有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宋仁宗庆历年三年(公元1043年)，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九卷至二十一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平易近人，讲学通俗易懂，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名儒景冬，就读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学子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有“海内书院第一”之称，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广集生徒，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公元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宋太宗咸平二年，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又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这次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