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给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写过“劝降信”，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黄埔军校毕业生。

这是因为，周恩来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以其出色的工作和人格魅力，颇得黄埔师生的好感，在黄埔“圈子”里有巨大的影响力。

孙文文是谁（孙文是谁百度知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黄埔军校初时的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它创办于1924年，因为校址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被称为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其中，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使党代表职权。

从1924年成立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有过七任政治部主任。

他们分别是：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

其中，周恩来是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也是国共两党公认的“最出色、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部主任”。

现在就来说说这七位风云人物，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经历，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辞而别的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戴季陶就任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不到一个月，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

戴季陶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运动。

辛亥首义、光复上海，戴季陶冲锋在前，有勇有谋，因而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

“五四”时期，戴季陶负责主编《星期评论》，是陈独秀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

许多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纲草案就出自戴季陶之手。

不过，戴季陶最后背离了他曾经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他的好朋友蒋介石走到了一起。

戴季陶当年突然戏剧性地失踪，有人说他是被共产党排挤出局的，事实上却与共产党毫无瓜葛，问题出在国民党内部。

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对于戴季陶与蒋介石这样的组合，许多国民党人坚决反对。

争执的结局是，要么蒋介石离开黄埔，要么戴季陶走，两者必选其一。

这里要说一下蒋介石与戴季陶非同寻常的关系。

戴季陶与蒋介石相识于日本，两人志趣相同，相见恨晚，很快就结为了异姓兄弟。

然而，这对盟兄弟却同时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而且，相貌帅气又知情识趣的戴季陶捷足先登，与那位日本女子生下一子。

戴季陶向来怕老婆，因此不敢带这个孩子回国，最后，蒋介石替兄弟认下了这个儿子，取名蒋纬国，并视同已出，一生关爱。

蒋纬国成年后曾经亲口问戴季陶：“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据说，戴季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递给蒋纬国一面镜子：“你说呢？”

蒋介石戴季陶蒋纬国

除此之外，蒋介石的仕途也与戴季陶切切相关。

戴季陶曾经是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民国军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当上了少将参议和粤军参谋长。

黄埔军校筹建期间，因为一直没有明确谁来当这个校长，年轻气盛的蒋介石任性地跑回了浙江溪口的老家，任凭孙中山如何催促，就是不肯回广州。

戴季陶为此亲自去了溪口，对他这位盟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说服蒋介石回到广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

值此“蒋、戴二选一”之际，戴季陶将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则离开黄埔军校，转而筹办了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与策划人，此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是蒋介石身边主要的谋士之一。

1949年2月，出于对蒋介石及其腐朽政权的绝望，戴季陶在广州服毒自杀。

不受欢迎的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

邵元冲是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到中国，一直追随中山先生，曾经担任过大元帅府机要秘书。

然而，邵元冲只是一个旧派文人，他不懂政治，更不会做政治工作。

在他眼里，政治部主任是一个官职，行使的只是一个教授的职责。

所以，邵元冲便成为了最另类的“黄埔政治部主任”，他清高，不接近学生，与其他教官也很少接触，甚至与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也很少打交道。

每个星期有那么几天，邵元冲会坐上小汽艇来到岛上，例行公事般地发表几次政治演讲，演讲一结束，他就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不愿在岛上多呆片刻。

他的政治演讲内容也让黄埔学生十分反感，在他的演讲中，“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每次演讲，他都兜着圈子、反反复复地解释那些陈词滥调。

没过多久，黄埔学生都不愿意听他的演讲了，当邵元冲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大谈孔孟之道时，台下的学生要么赶他下台，要么酣然大睡，随意聊天。

好在邵元冲脸皮足够厚，且“宰相肚里能撑船”，任凭学生们如何闹腾，邵元冲都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你闹你的，我讲我的，下课时间一到，夹起皮包就走人。

就这样，邵元冲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成了摆设。

在全校师生的一致要求下，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决定撤换邵元冲。

廖仲恺与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后，决定请中共推荐一人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邵元冲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政治会议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执行抓捕任务的东北军士兵开枪击毙了一位翻窗逃跑的军政要员，他就是邵元冲。

在整个西安事变当中，除了蒋介石的卫士，邵元冲是唯一的罹难者。

最受敬重的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事与张申府的推荐有直接关系。

右：张申府左二：周恩来

张申府是最早执教黄埔的“红色教官”。

黄埔军校开办之初，从欧洲回国的张申府就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

但是，张申府只在黄埔任职一个多月，张申府自述，因为讨厌蒋介石“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以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

张申府在中共党内有足够老的资历，他是中共创建人之一，北大教授，《新青年》的编委之一，与陈独秀、李大钊来往甚密。

后来，受陈独秀的委派，张申府远赴欧洲，三年时间里，张申府介绍了一批青年留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些人当中有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他们就是周恩来和朱德。

就是张申府向廖仲恺推荐了周恩来。

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倾向派周恩来去黄埔军校接任这一职务。

当时，黄埔军校地处广州郊外，生活艰苦，此外，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大部分中共高级干部都不愿去那里蹚浑水。

然而，周恩来却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黄埔军校，并在这里充分施展了他的政治才华。

周恩来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他将政治部从广州市区搬到了黄埔岛上，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

可以这么说，周恩来意识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

接下来，周恩来开始聘请一批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他们当中有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

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支部。

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秘密发展了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学生军。

在叶挺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还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部队后来扩编为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

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黄埔军校内的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最高峰时达到学生总数的30%左右。

到了这个时候，黄埔军校政治部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空架子”，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实实在在的“政治中心”。

周恩来也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

他的崇拜者不仅包括中共党员身份的学生，也包括一些非党学生，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员。

1925年1月下旬，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就此，周恩来卸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徒有其名的黄埔军校第四任政治部主任卜士奇。

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的人叫卜士奇。

他是湖南人，1920年底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赴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卜士奇担任了加仑将军的翻译。

卜士奇实际上是“挂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

由于他身兼多职，事务繁杂，因此很少有时间来黄埔军校。

因此，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基本属于停顿状态。

恰好在这个时候，“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个别人甚至开枪行凶。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廖仲恺的请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包惠僧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卜士奇在黄埔军校没有留下太多的活动痕迹。

离开黄埔军校后，卜士奇作为邵力子的翻译出使苏联，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然而，不久之后，卜士奇就与中共组织脱离了关系。

回国后，卜士奇先后在国民党中组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委会航空委员会任职。

1949年10月，卜士奇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于1964年5月24日在台湾逝世。

四平八稳的黄埔军校第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

包惠僧号称“栖梧老人”，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代表

在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包惠僧曾经是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

包惠僧的工作风格一向讲究“四平八稳，小心谨慎”。

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一改前任“无所事事”的工作模式，狠抓军校的政治教育。

他把政治课程安排得非常密集，学生们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军事课，其余时间基本都被安排上政治课。

据包惠僧自己笑称，这样安排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让对立的学生没有时间打架。

因此，在包惠僧任职期间，黄埔军校内基本恢复平静，没有闹出大的乱子来。

第二次东征战役前夕，包惠僧离开黄埔军校，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曾经担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

“打哈哈”的黄埔军校第六任政治部主任邵力子。

包惠僧离开黄埔军校后，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人，他的资历也很老。

他参与了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邵力子还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过，他与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有很深的关系。

邵力子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很少“抛头露面”，除了不得不做的事情，不得不讲的话，他把政治部的工作基本都推给了政治部副主任熊雄。

但凡有事要他拿主意，邵力子最常见的姿态就是：“打个哈哈”，推给熊雄。

因此，邵力子在那个时期得了一个绰号-“哈哈主任”。

邵力子跟随蒋介石出师北伐后，熊雄正式接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邵力子于1926年11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彻底倒向了国民党方面。

邵力子、张治中等与毛泽东在一起

1949年4月，邵力子参加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和谈失败后，邵力子与张治中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了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大委员、政协委员等职。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死于蒋介石之手的黄埔军校第七任政治部主任熊雄。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曾经赴法国、德国留学，并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去黄埔军校担任了政治教官。

东征时，熊雄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是周恩来的好帮手。

东征胜利后，熊雄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

在介绍邵力子时曾经提到，当时，虽说邵力子是政治部主任，实际上，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是由熊雄主持的。

在实际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熊雄先后数次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等中共人士到黄埔军校作报告。

当时，毛泽东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据亲历者回忆，当年，蒋介石对毛泽东来黄埔演讲非常重视，每次都亲自到码头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发表演讲时，蒋介石也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洗耳恭听。

在工作方法上，熊雄沿袭了不少周恩来留下的方法和策略。

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原则，熊雄制定了一套政治教育计划，向学生灌输马列宁主义思想，对他们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

1927年“四一二”前夕，熊雄一面布置中共党团员秘密转移，一面领导国民党特别党部，以灵活的方式进行战斗。

4月4日，熊雄在黄埔军校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反对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

另外，熊雄还积极参加领导了广州革命群众的示威游行，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三天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

这一天，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找熊雄谈了一次话，希望熊雄“迷途知返”。

熊雄

熊雄却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是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

1927年4月15日，熊雄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一个月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年仅35岁的熊雄。

最后，以熊雄烈士赠给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的一首短诗结束本文：

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

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和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