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宋朝，是诸神信仰普遍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被奉为神灵的。

而蛇则具有两种象征意义，一方面，它被宋代人看作是吉祥的象征，被称为“小龙”；另一方面也会被视为心腹大患，令人闻风丧胆。因此，在感情和利益的交织下，“蛇神”也就渐渐成了一种比较常见的宗教。

文章将围绕《夷坚志》这一主题，从宋人心目中对蛇的各种形象和人们对待它的双重意义入手，试图对这一时期的蛇神有一个更清楚、更完整的认识。

福兮：蛇与祥瑞

洪迈所写的《夷坚志》，题材广博，内容丰富，而且大都是奇闻异事、离经叛道的故事。

南宋时期的周密也曾经批判过这部著作“贪多务得，不免妄诞”。而在这本书中，蛇类就是最普通不过的一种，也是很多小说的题材。

在有关文献中，有一些以“小龙”为吉祥征兆的蛇类，有的能降下雨水，有的能聚敛财富，有的能降下鬼神，等等。

因为它们喜欢生活在阴湿的地方，所以在下雨的时候，它们总是会出现，所以，人们把它们当成了会下雨的“小龙”。

比如“桃源潭龙”一文，记载了清初年间“县境苦旱”之时，有县人吴彦柔夫妇向佛教祈祷：“久旱逢甘霖，庄稼枯萎”。

不多时，一小条绿蛇破水而出，俄间变成了一条大鲤鱼。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条龙，它的头就是一条蛇，可以自由的舞动。”

吴氏虔诚地祈祷，“如果天神能够降下雨水，拯救了麦子，我们就把家里的钱财都捐在这里，让民间的人们长生不老地供奉着”。

过不多时，“大雨倾盆，阳光普照”。虽然“吴不甚富”，但还是“变卖一物，以支付匠人的建造费用”，修建了一座庙宇。庙宇建成后，“夫妻二人，移居门外，躬身打扫”。

再比如《武当真武神庙》中也有关于祈求蛇神降下雨水的传说。据说乾道六年的时候，王明听说蜀地干旱，就在武当的真武庙里祈求雨水的时候，“一金蛇出现，盘旋于几案匕箸间，忽尔屏迹。”

大堂上的道长看到这一幕，便说：“凡夫俗子，想看这条蛇而不得，一旦出来，便会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最后，“四路继沈行，云里雾里。在这两个传说里，都是在祈求雨水的时候，才会有蛇妖现身，然后又有雨水从天而降。很显然，对于宋人来说，“蛇”与“龙”是一体的，拥有“下雨”的能力。

宋代人民在努力工作求财的过程中，又希望有通天之能的神仙能给他们带来财源。《张方二人酒》一书中有一句话：“西乡冷水村有九户人家，酿好了一坛酒，置瓮于床侧隐处，俄而饮之，源源不绝”。

十多年来，每日都有银子入账，什么都不做。他要养活几个人，却是莫名其妙赖以赡给数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后来，长子娶媳妇，每到一个月，有客人来，妻子就给他端上一杯酒。

女子将坛子放在黑暗中，取出，只见坛子旁有一条小蛇缠绕。那条大蛇见他来了，立时游走，再无踪迹。今方九死了，只剩下他一个后人，再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坛子里的小蛇，竟然能源源不断地提供美酒，当真是惊人之极。要知道，宋朝的时候，酒是禁止私人生产的，也就是说，用蛇来辅助酿酒，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在“颛氏飞钱”一书中，还有一个大蛇给钱的传说：太原颛氏一族，“有一户人家，有飞钱，满院皆是”，于是，他上了一炷香，祝祷日：

“我以耕种为生，但我只知道种地。今日得了这不该得的财富，只怕是难以承受！虽然是上天赐予，但我不敢接受，我愿意将这件宝物归还，以安愚分。”

过不多时，只听得“钱复起，蔽空行，声如风雨，有大蛇天矫随之，绕林麓去。”过了五年，有一位神仙对他说：

‘天赐了颛氏一万两银子。’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两枚金币和这条大蛇有关系，但是，这两枚金币中，前一枚“飞钱”，却是这条大蛇的化身。

很明显，他并不想白白得到一笔横财。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告诫人们不要把毒蛇当作金钱的守护者。

又比如，在“蛇王三”一章中，记载了一条“黑蛇”的传说，但是，那些被驱使着黑蛇的人，最后都被“毁掉了自己的家园”。

在这些文字中，有的说，蛇是直接给钱的，有的说，蛇是通过一些方法让钱生钱的，虽然方法不尽相同，但是，蛇能给人带来钱，这应该是很多宋人都深信的。

宋朝的科举制已经趋于完善，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那个时代，人们经常把科考和“龙”挂在一起，比如宋朝的人，往往把考上科考看作是跃龙门，又比如当年皇帝登基后的首次选拔，就被称为“龙飞榜”。

由于龙蛇同形，人们往往把蛇看成是中“金榜”的“征兆”。例如，“詹林宗”一栏记载：“本县詹林宗，绍兴三十二年，曾在城西妙果塔学艺。翌日清晨，一条小蛇从帕子里钻了出来，爬了出来。

秋考，以五甲之名，中状元。乾道那年，他参加了一场考试，在近村的大汤湖禅院中辍学，心中祈祷：“三年来，我的天命已经排到了五位，这一次，我要感应到一条大蛇，这是一个好兆头。”

他独自一人写《尚书义》，忽然有一条蛇，盘踞在他的身旁，张望着他，他吓得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才走了出来。詹殊大喜过望，果然是头名。”

詹林宗受了这条蛇的预言，竟在绍兴和乾道两年中两次登上了榜首，当真是惊人。在“王省元”一章中，也有同样的描述，王省元“梦二蛇往来蟠舞一榻上，惊觉，不复能寐”。

才说：“先旬日得之，至于蛇妖人梦。陶朱猗顿。果何人哉!宁蹑篱还家，茹藜饭糗，以终此身尔。功名富贵非吾事也。”

之后，王遂经友人游说，参与了考试，最后成为“府试状元，仕亦通贤”。很显然，有一条蛇，就代表着考上了进士。

祸兮：蛇与灾异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吉祥”的形象，让人们对“小龙”之称的“蛇”的崇拜，进一步促进了宋朝对“蛇”的崇拜。

但在宋人笔下，“蛇”却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这与其所具有的种族特性有关。

蛇类属于五毒中的一种，性情喜欢湿润、黑暗。这让宋人对于这种生物，从一开始的畏惧，进而会发展为敬畏之心，特别是在“蛇精蛇魅”的面前。

在下雨之前，蛇往往会出现，有句话叫"巨蟒出洞，暴雨滂沱"，还有"蛇行，雨至"。因其经常伴随着乌云和雨水的天气，故古代的人们往往将其与天灾联系在一起。

“闽丞厅柱”一书中说：“薛家的儿子曾见到一条青色的小蛇，钻进了一根柱子之中，拉住了它的尾巴，使它无法脱身。”

“易村妇人”一章中，有一条关于蛇类和鼠类的传说。有一条小蛇，化成女子，到了易村，传播瘟疫，害得“彼村七百户人家，在夏末时，死伤过半”，“湖、昌、秀三州，从春徂夏，瘟疫四起”，灾情极重。

房屋倒塌，居民的生活和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鼠疫蔓延，往往会引发大范围的灾害，这种现象看似可笑，却也折射出了人们对于蛇类的畏惧。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妖魔幻化成人形，蛊惑人心的故事。到了宋朝，这种文字变得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蛇”甚至曾经是最普通的一种文字。

比如，在“孙知县妻”一章中，就有一则关于“白蛇变成人后，和孙知县成亲的事情。

两人成亲之后，感情极好，可是孙知县在“侍女洗澡，从缝隙中偷看”的时候，看到了“一条大白蛇，在水缸中蜷缩着，看起来很是吓人，这才知道他的妻子是个怪胎，后来“郁郁寡欢，病死了”。

类似情节还见于“钱炎书生”、“衡州司户妻”、瑚“余干民妻”等条中。而在“池州白衣男子”、“蛇妖”、“程山人女”等故事中，却是蛇化为男子，魅惑女子。

《大藏经》中也有关于“大藏经”中的“蛇妖”和“巴山蛇”的传说。在《女鬼惑仇铎》一书中，还有一个关于仇铎撒谎说自己是妖怪的传说。

“乾道元年秋天，他向燕子姑娘要诗，笑而不答，被她迷住了，于是谎称自己是兴化阿姥山白妖怪，当地的城隍向天帝求情，将他制服，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虽然“蛇精”这个词只是对妖魔鬼怪的戏谑称呼，但也说明了人们对妖魔鬼怪的迷信。

宋代蛇信仰中福祸双重性产生之原因

宗教信仰作为人们的一种心理活动，其产生与发展必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因素的制约。而对蛇神的崇拜，其发展过程中也打上了一个明显的时代印记。

所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代人们往往相信，潜藏在水中的龙族，具有腾云驾雾，掀起惊涛骇浪的本领。

龙本就是力量的象征，皇帝更是被尊称为“真龙”；“鱼跃龙门”的意思，就是要考中状元。

正因为如此，“龙的基调还是蛇，并且既称之为龙，就已经承认它是蛇类”，因此，人们经常把他当成“小龙”来看待，并将他的力量赐予他。

在有关文献中，有关蛇类的意象总体上是正面的，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所起的作用也大多是正面的。

但即便如此，蛇类和龙类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龙类只是神话生物，并没有真正的龙类生物。

这一点导致了两者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即对“天灾”形象的恐惧和回避，而非基于“天灾”的宗教信仰。

《夷坚志》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蛇类”的畏惧实例。像是“孙知县妻”，“池州白袍”，都是因为“蛇妖”在以人类形态与人类发生关系，而在被人类所察觉到的时候，却会因为极度的害怕而很快地死去。

人们对于蛇类的畏惧既体现在它的外形上，也体现在它的神灵属性上。拥有了神性的蛇类，除了能够化为人形之外，还具备了“祟人”的本领。

在“王司户屋”中，有一条毒蛇在捣乱，使“江河日下不得，立时迁居他处”；在“李氏红蛇”一书中，李氏见到了那条蛇，先是口不择言，胡言乱语，然后又对着人说话，以此来干扰人的心智和生命。

至于妖怪，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用巫术或者道术将其驱除，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

到了唐、宋时期，佛教向世俗方向发展，因果报应观逐渐为世人所熟悉。这一点，在蛇族的宗教中也是如此。

就像前面提到的，毒蛇就是法官，用来制裁那些违反了道义的人。与此同时，由于它们的复仇心理，让人类对它们避之唯恐不及。

例如“闽丞厅柱”一章，就记录了一个因玩耍而导致房子倒塌的故事。“李南金”一书上写着，有人误打误撞地杀死了幼蛇，幼蛇的妈妈在梦境中抱怨，结果被成千上万的幼蛇包围。直到那些幼蛇都被杀死，这件事才算平息后以食蛇肉者身死才告结束。

至于“大孤龙”一章，就是在船上“烧香、蘸水、祈祷”，以此来保证船只的安全。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蛇教中所蕴含的“因果报应”思想中，还包含了戒杀论、存生论、孝亲观等方面的内容。

《夷坚志》中的蛇类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当受到人身伤害后，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复仇，这也反映了蛇类与人的“平等性”。而且，正因为如此，蛇类才能更广泛地影响到人类的福祸。

结语

《夷坚志》是一部记录了许多志异故事的小说，其内容也有许多离奇古怪之处。然而，洪迈的创作心态和他所处时代的宗教环境，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真实”的性质。它所记录的众多蛇类传说，为恢复宋朝民间的蛇类宗教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综上所述，《夷坚志》中关于蛇神的描述，既有福祸相依的特征，又有灾难性的特征。

这种现象既与宋朝人“因缘观”的观念和人们对“蛇”的认识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表现出宗教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周密《癸辛杂识》

洪迈《夷坚志》

赵升《朝野类要》

杨甫旺《蛇崇拜与生殖文化初探》

翟卫姿《宋代龙母信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