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而著称，在史学界一直有着不错的评价。如梁启超先生认为：“《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史记》）、班（《汉书》）、范（《后汉书》）、陈（《三国志》）四书外，最为精善。”

学界普遍认为，《明史》“精善”的原因，包含并不局限于纂修时间长，纂修者的史学素养高等因素。不过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康熙的高度关切和重视，《明史》的质量未必能得到有效保证。

为什么康熙如此重视《明史》的编撰？

1）重视《明史》的主要原因：总结历史经验，有裨实用

康熙一再强调“《明史》关系极大”，这无疑是其敏锐政治嗅觉的具体体现。《明史》尽管早在顺治二年（1645）设馆，但只是议定修撰体例，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修撰工作。坦诚说，其举措有着一定“政治秀”的内涵。

直到三十四年后的康熙十八年（1679），在全国形势已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明史》馆才开始“正式”开工。康熙六十一年（1722），《明史》的纂修工程基本宣告完成（雍乾二朝进行了一些修订）。可以说，《明史》的修撰工作，主要完成于康熙在位期间。

据史料记载，在《明史》的修撰过程中，康熙自始至终给予着关心和指导，这在我国各大封建王朝的君王中也是不多见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一系列的史料记载中，一窥其对史学的一些深刻理解和认识。

中华书局版《明史》

首先，他深刻地认识到，史学与国家统治有着密切关系。他训谕大臣说：“凡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朕每披览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正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也。”

其次，他对“以史为鉴”的观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曾坦言“明体达用之资，莫切于经史”，并认为学习历史“有裨实用，可为治道之助”。也正因如此，在他亲政的五十余年间，“经筵日讲，从不辍停”，并要求讲官“对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滥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保证自己能从中汲取到治国的经验与教训。

对此，讲官张英（1638—1708，清朝大臣，名相张廷玉之父）无不赞叹道：“前代帝王读书、经筵日讲间时举行，仅成故事。皇上圣学勤敏，极意精研，经筵日讲既已寒暑无间；深宫之中，手不释卷，诵读讨论，每天至夜分，求之史书，诚所罕睹。臣得侍左右，曷胜忻幸。”

康熙帝戎装像局部（中坐者）

在康熙的经筵日讲中，对《通鉴》的研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不仅详细通读《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书，并“以朱笔亲加点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又命人于内廷设局，将《通鉴纲目》翻译为满文，并亲自校阅、注疏译稿，供八旗子弟学习。

同时，他极力倡导各级官吏学习和研究历史，要求官员“无论文武，皆须读书，探讨古今得失，加以研究”。

康熙定台图

对于“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康熙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一直以来，清初的知识分子们，多将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太监乱政”。对此，康熙还是表达了一定的认可。

譬如他在公开场合，将崇祯诛灭阉党的举措称为“善政”；与此同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制度上消除太监干政的机会。“宫中所用太监，止（命）令供洒扫奔走之役，一颦一笑，从不假借，所以数十年以来，太监皆极为贫乏，有不能自给者。”

《绣春刀》里的魏忠贤

不过，康熙认为，若将明亡的原因尽数归罪于太监，是不准确的。在他看来，明朝覆亡的真正原因，是从明中期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朋党之争”。

“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念以门户胜负为先，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谓中宫用事之故，乌得笃论耶?”

因此，他对朝廷中潜在的党争，保持着极为高度的警惕。如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他告诫大学士们说：“督抚大吏办事当于大者体察，不可刻意苛求。为大臣者，不可轻率参人。明时臣工不能秉公，颠倒是非，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

东林书院旧址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朝的“朋党之争”如此激烈？康熙认为，这与汉族知识分子的师门结仇有着很大的关系。

“汉人虽有师生之名，仍好互相结仇，若不日稍有不合，必寻求其过失而陷之，如或不能，即做文章，极论其非，以抒其愤而后快。此汉人陋习至今尚未改也。”

因此，他一再告诫大学士们“督抚凡事皆据实奏闻，预为防备”，希望建立一种不同于明末而类似唐初的那种“人人都能开口说实话”的宽松氛围。

2）确立学术规范，修撰一代信史

在《明史》的编撰过程中，康熙明确要求把《明史》修成一代信史。“勿尚浮夸而乖情实，毋徇偏见而失公平，毋过质略而不周赅，毋务铺张而词多繁缛，务期事归确核，文极雅训”。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特别提出“作史当重良心说”，力图把史学的信史原则，进一步“升级”为对史官们的要求。“《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若《明史》之中，稍有不当，后人将归责于朕，不可轻忽也。”

因为他发现，《宋史》、《元史》中之所以会出现“数目斐然”的纰漏，很大程度上在于史官的“不端正”态度。

“《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宋史》成于元，《元史》成于明，其中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今之史官，或执己见者有之，或据传闻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书何能尽善。”

短期速成的明朝版《元史》遭到很多人批评

康熙认为，史官或执己见，或仅据传闻，或用稗史而任意妄作的行为，都是修撰信史的大忌。因此，提前特别提出了“作史不重文章而重良心”的观点，希望通过史官的“自我约束”，尽可能保证在《明史》的编纂过程中，不出现“不审不公”的现象发生。

他进一步指出，要想保证《明史》成为令后人心悦诚服的信史，首先要摒弃后朝修前代史过程中“刻意讥刺前朝”的恶习。坦诚说，后朝讥刺前朝，这是历代修史环节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现象。

对于这种恶习，康熙极为不满。譬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在审阅所呈《明史》稿本时，发现对前朝皇帝訾议甚多，便训谕大学士说：

“前者纂修《明史》诸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犹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务克殚尽。….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至开创时佐运文武诸臣，各著勋绩列传之中，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难为信史。”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宣宗朱瞻基

坦诚说，康熙要求史官在叙述明朝史实时“惟从公论”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他的这一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为《明史》编修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其次，康熙帝要求史官直书史实，反对空言文饰。他发现，有些史官撰写《明史》时，只注意词藻华美，却对其真实性有所忽视。因此，他不时提醒大学士们，在修撰过程中，务必对《明实录》有所重视。

“尔等纂修《明史》曾参看《实录》否？史实所关甚重，若不参看《实录》，虚实何由知悉? 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其事，岂可空言文饰乎?”并要求“《明史》成日，应将实录并存，令后世有所考证。”

当然，他也清楚《明实录》“其间立言过当，记载失实者甚多”，故在提倡重点参考《明实录》的同时，也要求史官们“务宜考核精详”，可谓滴水不漏。

中华书局版《明史》

第三，康熙针对《明史》编修指出，“作史之道，为在秉正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要求史官之间必须“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利用集体的智慧来遏制史官心中的偏见。

“史书永垂后世，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始无偏颇之失，可以传信后世。夫作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制之文，亦常有参酌更定之处。今见翰林官所制祭文碑文 亦具不乐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之道，流于偏私矣。”

可以说，康熙将编修一部明是非、服人心的《明史》，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后代子孙负责的严谨、务实的态度，也是史学求真精神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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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康熙

3）在《明史》的编修环节，提供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支持

客观地说，对史籍的重视，是衡量一个朝代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也是评价一个政治家基本素质的标准之一。在《明史》编修过程中，康熙不仅对史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同时也在各种环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因明清更替时期，战乱频繁，书籍史料残毁严重。如不进行广收博采，便无法考证史料之真伪。因此，康熙对于与明朝历史相关的资料收集工作，保持着高度重视，甚至不惜以行政手段，对积极捐书者，即使所送之书有犯忌讳的文字，亦给予“宽大处理”。客观地说，这样情况在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譬如当他得知纂修《明史》过程中，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的参考文献，便责令礼部广为搜集。

“尔部即再行内外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具著查送。在内部院委满汉官员详查，在外委该地方能干官详查。如委之书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详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着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

在今天看来，一系列关于明朝史籍、资料的征集工作，为《明史》编修提供了丰富且详实的材料。

康熙帝画像

另外，对于“过来人”的口述历史，康熙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据史料记载：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上（即康熙）问户部尚书张鹏翮曰：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戳甚惨，四川人民曾有记其事之书籍贯否? 张鹏翮奏曰：彼时四川人民屠戳殆尽，无有记其事者。上曰：李自成与张献忠在河南邓州分兵，张献忠遂至四川，其间详细，未有悉知。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

美国圣人群体像中的康熙（答案显而易见对不对？）

史料丰富与否，固然会影响到《明史》的“含金量”。但要保证让《明史》成为一部经得起检验的信史，史料必须要保证审核精当，信实可靠。因此，康熙在鼓励大力搜集《明史》所需史料的同时，不时提醒和告诫史官们，在史料使用上务求准确、可靠，确保《明史》的编修质量。

1）在运用史料的过程中，康熙要求史官们，必须对史料的准确性有所判断。

在《明史》编修过程中，康熙发现，有些史料对史事的记载，常因个人的信念、立场不同而有偏差。因此，他反复要求史官们，在使用史籍的过程中，务必仔细考据，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凡核史书，务宜考核精详，不可疏漏。朕于明代《实录》，详（熟）悉披览，宣德以前，尚觉可观；至宣德以后，颇多讹谬，不可不察。”

即便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明史》编修工作已过大半，他依然在反复强调史料的考据问题。“明末去今为时不甚远，传闻李自成兵到，京师之人即以城献。又闻李自成麾下之将李定国在西便门援城而上。由此观之，仍是攻取，可云献乎？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尔等到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

2）他要求外文翻译准确。

外文翻译，确保文章的原义。“翻译之事，大有关系。向年纂修《实录》，所译朝鲜表文，满、汉文意皆不符。前大学士图海杜立德呈朕亲览，朕两年苦心寻译，始得将文义完美。作史之事，殊为重大，一字不可轻易增减也。”

1699年康熙皇帝读书像（45岁）

4）结语

康熙一生酷爱读书，可谓手不释卷。“朕自八岁即笃好读书，至今更觉旨趣无穷。甚矣，书之不可不读也。”据统计，康熙自撰和组织编纂的各类书籍共达60余本，且尚不包括派人编修的《实录》、《一统志》以及及赋役、漕运、盐法等工具类书籍。

因此，《明史》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康熙的重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他对《明史》编修的重视和指导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具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来丰富治国经验，并且将其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和能力。

在一定意义上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文治武功和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基础所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