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史学大师任乃强先生

文 / 林向

任乃强（1894--1989)，四川南充人。著名民族史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四川史地》《四川上古民族史》《华阳国志校补图法》等。

林向，浙江宁波人，1932年9月生于上海。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离休）。历任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教研室主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职，现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作者在川大学求学和任教期间，深受任乃强先生教诲和启迪。他将任乃强先生治学之道总结为五点：因地制宜，明确的区域研究取向；走出书斋，注重田野作业；综合研究，不为传统学科所限；集众研究，组社团出刊物形成学术核心；经世致用，治学直接为现实服务。

1955--1959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读历史学本科。读书期间窥见历史系资料室坐着不少先生，看上去年纪都还是壮年，最多是头发花白的“二毛”而已，全显出是饱学之士，端坐着或展卷研读、或奋笔疾书；或受命上下奔走，劳动做清洁，却从不见他们给学生上课。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因为“有政治问题”而不能给学生讲课的，其中比较扎眼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魁伟而显佝偻的先生，他不苟言笑，不停地在废旧讲义的背白纸上写着什么（后来知道他正在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听人说他是任乃强先生。任先生遭难不乱，静心治学，这是我对任先生的第一印象。

1959--1962年，我师从冯汉骥先生读考古学研究生，晚上会到导师家请教。有时见到徐中舒先生来访冯先生，他们两位老友常会促膝叙谈或杯酒聊天，言谈中或提到任乃强先生的名字“筱庄”，如何如何等等，不甚了了。这促使我从冯师处知道了任乃强先生的学问、为人和遭遇，知道了他是校图书馆珍藏的《西康图经》的作者。可见任先生的学问、影响以及在川大史学界的地位均不同凡响，这就加深我对他的第二印象。

我在攻研与留系工作期间，住在川大东风楼一带的宿舍里，所以能就近探访任乃强先生，有机会多次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康藏考察的见闻，特别是他还为我面授在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的种种甘苦和心得，高兴时畅谈至夜深，使年轻学子的我深受启迪。他的《西康图经》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后来一直成为我教学研究中的必备书之一。因为它们能使我沐浴在他博学务实、诲人不倦的大师风采中，汲取知识和灵感，并在心目中记住这位川大史学大师级人物的尊敬形象。

对任先生的治学方法，其哲嗣任新建先生有恰当的描述：“他在历史的研究中引入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用实地考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来进行研究；他还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民族、历史的作用，采用史、地参证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故任先生之作，往往左图右史，鞭辟入里，形成一种独恃的学术风格。”这正是川大史学大师任先生给我们后学者树立的典范，对照之下我常常心存愧疚。

我在任先生处的亲闻所见，印象最深、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略举其三：记得我曾向任先生叙述在1959年参加三峡水库考古调查时，在巫溪县调查见到的大宁盐厂旧址的盐泉口设有石槛，槛上钻若干孔，也就是分若干股分配给各灶户，架设枧管长途流送、炉灶熬盐等情况。任先生就势说起他在注校《华阳国志》时的见解。他说盐是最重要的民生物资，人畜不可或缺，从古至今如此。古代的巴族就因掌握峡江盐泉，以盐与周边氏族交换而致富强，后来也因为不事生产，只坐享鱼盐之贡，而致巴族逐渐衰弱。而且，人类远古的聚居点与文化文明的发生发展地也多与盐的产地有密切关系。这些话一直启迪着我，联想到华北晋南的解池湖与西北的青海湖，都是有名的盐湖，难怪在池湖的周边都有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连绵不断的考古遗址发现。例如晋南解池附近的芮城西侯度与匼河、襄汾的丁村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西阴村遗址，近五十年以来在探索夏文化过程中，在汾河流域发现的大量“陶寺”和“东下冯”类型的龙山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夏代的遗址，以及大规模的商周遗存（如著名的天马曲村晋遗址）等等。无不证明了人类文化文明发祥地必围绕着盐源之地。任先生的真知灼见，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田野观察，更照亮我们后学者的探索之途。近年来盐业考古的兴起，中美合作也取得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我以为不应忘记这位“说盐”的先驱者——川大史学老人任乃强先生。

1964年，我在岷江上游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石棺葬，发现在杂谷脑河谷一带的古遗址都分布在两岸的半山之上，与现今的民族村寨农田重合，概莫能外，而河谷两岸却都是晚近的聚落。当向任先生请教时，他认为这与岷江上游的自然条件有关。他说在山坡地上霜冻空气不品滞积，擦地而过，往下沉到河谷造成逆温层，这样霜气铺盖着沿河两岸，农作物极易受冻害而损毁，古代人类居住在此河谷亦会觉不易保暖，故村寨农田都在半山上。这是他基于扎实的农学知识，在康藏实地考察所得的独到卓识见解。

我受此启发，也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在汉唐以后，随着逐渐开发才在河谷通道聚居：至于古代的文化带与交通通道都应位于沿水道两侧的半山麓上。据我的调查发现，在西南崇山峻岭中行走，河谷是荒凉的，从河谷爬上陡峭的山坡之上会豁然开朗，在背靠岛山峻峰下，往往会有较宽敞的缓坡地，土壤较厚，还有溪泉流淌，森林环绕，散落着碉房，人烟相接，一派田园风光，与荒凉陡峭的河谷山坡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碉房、梯田、栈道、索桥正是当地人们长期与自然斗争的结晶。

1977--1983年，我参加《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工作，承担成都、西昌、甘孜地区地震考古调查，同时参加《四川省历史地震资料汇编》工作，亟须康藏地区的历史地震资料。我曾多次向任乃强先生讨教，任先生指出康区的炉霍至甘孜是人口较多的地震窝，且辖区人事变化较大，应列为调查重点。还说德格印经院是康藏文献的集散地，可去查阅藏文文献，关键要有通古藏语的专家。在他的点拨之下，于是我与四川省地震局的专家一起驱车西行，在康定附近调查了一些古建筑的震害，并延请了两位藏传佛教的格西活佛同行（记得活佛叫喜绕俄热），翻越雀儿山抵达德格印经院，一路都亏得两位藏族学者的大力帮助。记得回来后对任先生讲起徳格印经院内二十万多匹印版基本保存完好，已经开始印刷藏经时，任先生显得很高兴。当说到我曾亲见印经时两个印工搭档，动作快捷熟练，并起身模仿他们的印经动作时，他很开心，开怀大笑。

原来人们只知道四川在明清以来发生过破坏性大地震有十次，炉霍附近就有两次，频率不低。其实还不止此数。因为炉霍是在1911年才改土归流的，才由内地委官设屯，此前曾是霍尔章谷土司与霍尔侏倭土司的辖地，土司间战事纷沓，人事变迁，消息不通，致使记载散失，这次希望能在残存之中有所发现。果然，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在炉霍县旧档案中翻检出一部1944年代理县长刘绍伯经过调查所撰的名为《炉霍史轶》的手稿本，并在1946年寄给了西康省通志馆。它纠正了光绪《新设炉霍屯正略》和《川政资料辑要》的讹误，记载了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12月13日）发生在炉霍东南虾拉沱的十度大地震的具体震灾状况。我们对此经过实地调查证实，并在北京故宫明清档案部抄到地震次年四川布政使李銮宣为报销地震抚恤银的题奏，于是弄清了这次遗漏的大地震——炉霍1816年大地震。任先生虽已记不得西康省通志馆是否收到过《炉霍史轶》，但他所说的“炉霍是地震窝子”得到了进一步证实，甚显髙兴，事后在《四川历史地震资料汇编》的专家审查会上任乃强先生表示首肯。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任先生在会上发言时热情地称我是他的“好朋友”时，令我汗颜的窘相。我知道这是任先生对后学者的奖掖和鞭策。

说起川大史学确实应该是一块响当当的历史学学派的品牌，它是几代川大史学太师们辛勤创下的基业，我们应该爱护它，为它争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编辑出版的《川大史学》的“序”中如实地总结川大史学学派的四大特点：第一，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利用；第二，在此前蜀地学者乡邦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巴蜀史研究迅速完成了向现代史学的转化，具有明确的区域研究意识；第三，与中国古代史相关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地方史，都共同指向对地理的关注并形成川大史学研究的一个传统；第四，作为川大史学的另一源头华大（即华西协合大学）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注重机构建设和“集众研究”。用这些来观察大师之一的任乃强先生的治学之道，我想也可以举出下列五点：

（一）因地制宜，明确的区域研究取向。任先生对他的故土四川情有独钟，早在1928年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巴蜀历史、地理沿革的专著《四川史地》（又名《乡土史讲义》）。他的《四川上古民族史》与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等先生的巴蜀史研究著作一起共同成为“巴蜀史研究向现代史学转化”的里程碑。

（二）走出书斋，注重田野作业。任先生多次深入康区调杳，餐风宿露，“周历城乡，穷其究竟”，为此与藏族联姻，发扬康藏文化。因为有实地的考察基础，加上他的精心考订，从而“纠驳了前人诸多谬讹，创立了大量新说”，故他的《西康图经》面世，即好评如潮，被誉为“边地最良的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三）综合研究，不为传统学科所限。任先生治学被誉为"多宝道人"，反映他在历史、地理、民族乃至农学方面驾驭边缘学科的综合研究实力，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是史学综合研究的范本，1987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任先生一生涉猎诸多领域，他是四川最早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第一个将《格萨尔王传》翻译成汉语，他撰写了第一部农业史，绘制了第一套大比例的康藏地图。任先生曾自述道："余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由经济地理而沿革地理，而民族地理，转而跻身于历史地理学之研究，藏学研究亦由之始。”任氏的历史研究，皆从地理入手，与徐中舒、蒙文通先生等一起开创了“川大史学”学派“对地理关注”的一个传统。

（四）集众研究，组社团出刊物形成学术核心。1946年任先生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藏学的民间研究团体“康藏研究社”被推为理事长，创办《康藏研究月刊》，“发表了大量藏汉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藏文典籍的译作，开创了藏汉学者联合进行藏学研究的范例”。任先生与李安宅等学者一起使“华西边藏研究所”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取代外国学者的主导地位，还培养了一大批后学者，为国际学术界所推崇。

（五）经世致用，治学直接为现实服务。任先生因鉴于“痛感列强对藏觊觎，而国人向对藏事扞格”而投身康藏研究，为了实现“治藏必先安康”而身体力行地为西康建省而论证、奔走，撰写了《西康视察报告》等多部考察报告。为康藏边务的改革，提供具体建议，兴利除弊。他在晚年还撰写了数十万字的《青藏高原采金刍议》，对髙原地下藏金，采金方式、采建选点以及配套的改土造田等等都有构想与论证，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对追求国强民富的拳拳爱国之心，引起国务院和省地各级部门的高度关注。“各地按照他的建议，相继发现了不少金矿”，取得了实际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我在任乃强先生处的亲闻亲历也许都只是皮毛，不及全貌仅见一斑，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川大史学大师任乃强先生，谨书以求教，也算表达我作为后学者对前辈大师任乃强先生的一片崇敬怀念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