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所以，一般讲授学习或研究历史的书籍，都有介绍史料和史料的分类的内容，以便让初学者对它有个初步的了解。

有关史料的分类，史学界并无统一的分类法和分类标准。有的把史料分为文献、实物、口述三类，也有的把史料分为文献、实物、图像和口述四类，有的在介绍史料收集途径时罗列了文献、实物、口述、图像、现代音像、数字资源等多种类型。这些分类，有些是为了讲解上的方便，有些是为了突出史料的丰富多样性，都不能视为史料分类上的统一标准。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之所以离不开史料，那是因为史料携带了历史的信息。史料分类的目的，就是对五花八门的历史信息，按其属性、特点做一番初步的归类整理，为下一步的研究利用做准备。所以，合理而恰当的史料分类，应当以历史信息的属性、特点为分类的依据，而不是依信息所依附的载体。这是因为同样的信息会依附在不同载体的史料上，依据载体来分类，就不能清晰、正确地体现信息的属性。在这里，老一辈史学家的史料二分法还是值得推介的（也有以原始史料，二手史料为史料的二分法，见季隆国：《史学福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57页）。比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和"文字记录以外者”两天类，“文字记录者”一类又分列“旧史”“史部以外的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等小类，“文字记录以外者”一类也列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若干小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第54-96页）。吕思勉的《史籍与史学》设有“史材”（史料）一节，也用二分法将史料分为“记载者”与“非记载者"两种，“记戴者”有“史籍"、“史以外之记载”（金石）等“纪功之物”“传述”等小类；“非记载者”有“人体”“古物”“图画及模型”“政俗”等小类（吕思勉：《史籍与更学》，载《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藉出版社，2020.第66-68页）。

按照这种二分法，凡是以文字形式遗留、传递历史信息的史料，全可以归类于文字史料。文字史料的内部也有很多次一级的小类，这不妨依据载体或习惯来区分，如里骨下辞、金石铭文、简牍文字、历代典籍、近现代的书籍、报纸杂志、公私档案，以及古人今人的各种口述回忆等。文字史料的物质载体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书籍、文性、档案之外，还有书写在简牍上的，或镌刻在青铜石器上的，但其信息的属性是一样的，都是“以文存意”或“以文（书写的，或口述）会意"。所以都可以归类于文字史料。与之相对应的，便是以物态形式留存、传递历史信息的史料，它们都是“非记录的”“非记载者”的物态信息，都可以归类于实物史料。实物史料的内部，也可以分出许多次一级的小类，同样，也可以按照大家的习惯，分为人类的化石，古人的石器、陶器、金属器，古人的遗物，古人的生活生产的遗址，等等。至于如图像、录音、录像等史料，如何归类呢?我们仍然可以依据史料携带的历吏信息的属性来加以区分；图像、录音、录像之类的史料如无文字（口述）或我们研究时不使用它的文字（口述），那么就归入实物史料；图像、录音、录像如有文字（口述），我们研究时也便用它的文字（口述），那么就可以归属于文字史料。

如上所述，史料分类的目的，是整理收纳各种类别的历史信息，以便按信息的特点施以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学了分类法，将它化作公式去解答各种历史的习题。换言之，任何一种史料的分类，都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公式去抽象地讨论它们的类别。这是因为史料的分类是相对和重叠的，不能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而谈论它们的类别。一本古书，如果使用古书上的文字记载来研究史事，那么它就可以视为文字史料；如果使用古书的纸张、印刷、装订等物态信息来研究古代的图书翻刻和印剧技术，那么它就是实物吏料。同样，一件青铜器，如果提取它的物态信息（诸如金属成分等）来探究古代冶炼的制作与技术，那么它就是一件实物史料；如果利用青铜器上的铭文来研究古代的史事，那么它就是文字史料。

文字史料有时也称为文献史料，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文献与文字往往是通用的。若按古汉语的含义，“文献”一词，则包含"文"和“献"两层含义。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自序中说：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风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端临：《文献通考》（百序），中华书局，1986，第3页）。

可见古人所说的“文献”，“文”是专指文字的记载，“献”是专指人们的口传议论。《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司马迁《史记·准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85，第2629页）这表明司马迁为撰写韩信的传，曾专门到韩信的家乡去访问者旧故老，此类采访而来的史料，按严格的史料分类，自然属于口述史料。《旧唐书》的传记，大多取材于国史旧有的列传，或私家的行状、家传和谱牒等，但也采用了时人的口述，尤其写《酷吏传》，因为“醋吏多数不得令终，史馆中不可能有此类人的行状、家传，自得多凭采访。此外，有些令终的文武官员在传末却讲点其人的短处，如生活不检点、贪污、无家教之类，这在行状、家传、碑碣上是绝对不会写的，可断定也是来自采访。”（黄水年：《学苑与书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69-70页）从史源上来辨析《史记》《旧唐书》里的这些记载，它们部分来自文字，部分来自口述，这在史学研究上是必要且重要的，但就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或学生而言，约定俗成地把它们都归入文字史料，也不能算错。因为前人的口传议论，最终还是以文字形式记载于各类史籍之中。当然，将口述与文献、实物并立而三，也未尝不可。但如顾及“文献”一词的双重含义，那么在概念术语上称其为文字史料似乎更好一些。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为了将类别界限的划分更为清晰明了（从起源上说，口述比之于文字要更为古老，然而，它在史学研究中之所以能是军突起，几与文字史料相提并论，那是与“口述史学”的兴起有关，所以，“口述史学”所使用的口述材料与传统典籍中的“口碑”史料也不尽相同）。

总之，史料的区分乃至类别的命名，大都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做法，并无严密的学理或逻辑上的规则，初学者不可把某一种分类视为标准去套用或解析问题。

注：以上内容摘自张耕华《什么是历史学》，摘录仅供公益学习之用，版权归作者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