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书末的这两句诗，正是作者历史观和政治观的准确表述，也是贯串全书始终的主导思想。列国兴衰成败，霸主起伏更迭，关键在于国君能否举贤任能，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只要这样做了，就能国泰民安，霸业有成。如果君王失政，谗佞横行，就会国势衰微，甚至有亡国之祸。

周宣王从早年中兴到晚年的“闻谣轻杀”，已露端倪。再从中兴之主周宣王，到亡国之君周幽王，更是一个鲜明对照。

后来的五霸七雄，莫不如此。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敢于破例委任曾与自己有过一箭之仇的管仲，并给他以罕见的尊重，终于独霸诸侯。继之而起的晋文公，勤政恤民，任用赵衰、二狐、先轸等文武贤臣辅政，人才济济，遂成霸主。此外的秦穆公、楚庄王、越王勾践，莫不如此。特别是越王勾践，继位之初，即遭惨败，国破身囚。但他能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反弱为强，反败为胜，最后灭掉吴国，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任贤图治，可以兴邦兴国；而疏贤失政，则可以亡国亡身。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齐襄公、陈灵公均因荒淫无耻而亡身。吴王夫差，尽管早期能发愤自强，破越败齐，争霸中原；但到后来宠信佞臣伯嚭，疏斥并赐死贤臣伍员，以致国灭身死。甚至包括称霸之后的齐桓公，由于管仲等贤臣相继去世，自己也志得意满，偷安宴乐，重用奸佞，结果被困死宫中，“叹桓公一生英雄，到头没些结果”。

到了战国时期，六国之所以亡，秦国之所以兴，用奸还是用贤，同样也是其中根本原因。如齐之亡在于后胜之贪婪，赵之亡由于郭开之弄奸，而楚之衰 ，源于怀王宠信靳尚、子兰等人，魏之衰，在于安釐王疏远信陵君。而秦国虽僻处西陲，春秋时又累败于晋，复附于楚，直到战国中期才开始强大，关键也在于能长期招纳贤才，并委之以重任，商鞅、张仪、范睢、蔡泽、尉燎等，均非秦人，而为秦用，故能蚕食列国，统一天下。

“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 归咎于人事也。”

人才与战争，和人才与政治一样是《东周列国志》的基本母题。列国之间无论是政治上的斗争，还是军事上的角逐，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争夺和聚集。战争的制胜权仍然归结为知人善任。

春秋战国时期，在涌现一大批政治家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军事家，如曹刿、先轸、孙武、范蠡、吴起、孙膑、乐毅、田单、廉颇、李牧、白起、信陵君、王翦等。由于列国纷争，战争不断，如秦晋韩原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宋楚泓水之战、晋齐鞌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使这些军事家得以充分显示出非凡的智慧和层出不穷的奇谋胜算；通过斗智、斗勇、斗力、斗阵法，展现出了我国古代战争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

小说采用了相近相殊的变化笔墨，使书中所描写的上百次战役而无一重复，从而显示出这些谋臣武将于乱世中各尽其用的叙事奇观，表现出丰富多彩、胜境迭现的人才形态和战争形态。这就使得《东周列国志》不仅是一部通俗历史演义，而且还是能在战略战役等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的形象的军事教材。它还提供了大量有关政治、军事、外交、道德、礼仪、风俗、世态及人际关系等方面有用的历史经验和知识，它在人才学、谋略学、运筹学、论辩学、心理学、交际学，更不用说政治学和军事学诸方面，都足以使后人获得不少深刻的教益。它实质上是一部集中了我们民族智慧的宝库。

其中某些故事已经上升为具有某种原型意味的民间心理行为的范例。如“退避三舍”提供了一种在斗争中不忘礼让、以表示恩怨分明的模式。“卧薪尝胆”则成为志在报仇雪耻、不惜以超人的毅力刻苦自励的行为的一种象征。“完璧归赵”则表现了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险恶，也要把原物完整无缺地归还原主，以实现承诺的典型。而“毛遂自荐”则提供了才不外露者在需要的时刻敢于挺身而出、担当重任的范例。这些故事经过小说的渲染和以精炼的语言标示，故能上升为某种原型形态而浸染人心，其审美穿透力是非常强的。

在人物刻画方面，小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作者根据这个时期纷纭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搏杀，从各个方面去塑造人物形象，包括霸主昏君、贪官佞臣、贤相名将、贞妃淫姬，直至义士刺客、名儒术士、商贾优伶、医卜星象之流，不少都写得面目各异，形象鲜明。如宋襄公的迂顽、晋灵公的暴戾、褒姒的恶毒、骊姬的阴险、先轸的智谋、晏平仲的机敏、蔺相如的智勇、伍子胥的刚烈、孙膑的才略、庞涓的负义、范蠡的远谋、程婴的仗义、伯嚭的贪婪、吕不韦的卑劣，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随事来，事了人去，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了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