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自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后，便不断发展壮大，陆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界占据了主流地位。不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还是这些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的努力与贡献。

郭沫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

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1928—1929年，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写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第一次用唯物史观解剖中国历史，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探索。郭沫若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来论证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并在甲骨文、金文的考释方面取得杰出成绩。1930年后，他陆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等作品，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尽管时局动乱，郭沫若的史学创作进入到新的阶段。他进一步使用考古资料写出《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历史人物》等作品，进一步验证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适应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郭沫若积极组织史学会，制定新中国史学发展规划，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1951年7月28日，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规划的“六个转向”，首要的即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1954年，郭沫若强调历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史料并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范文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鞠躬尽瘁

范文澜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学者。他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尊崇，不仅在于其开创性的学术创作，更在于其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受毛泽东之命，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开创了新的通史体系。此后范文澜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写作了《中国近代史》，指出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开创了新的通史体系，奠定了中国通史的叙事框架，乃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至今仍为学界称道。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通史著作做了进一步修订。他不仅修正了民族观念，提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还运用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赞扬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1953年，《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修订本出版，《简编》一扫旧史学的陈腐反动史学观，以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全部历史叙述之中，展现了新历史著作的强大生命力。本书的出版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编写中国历史的新时期。此外，范文澜发起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汉民族形成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为历史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

吕振羽：深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精髓

早在1930年代，吕振羽是继郭沫若之后率先投入社会史论战的。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写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作品，指出殷代是奴隶制，并将中国史研究推向殷代以前，填补了原始社会的研究空白。除古代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外，吕振羽系统考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写成了第一部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

抗战时期，吕振羽积极捍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他撰著的《简明中国通史》注重历史发展的具体性，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可谓深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髓。吕振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民族史，强调民族平等。抗战后，他出版了《中国民族简史》。为强调民族多样性、各民族平等的思想，吕振羽又推出《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新疆和祖国历史的关系》《再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等重要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修定了《简明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简史》，重定《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意义重大。

翦伯赞：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翦伯赞一生致力于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张传玺语）。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参与了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并对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其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和《中国史论集》等著作具有极高的理论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历史主义和民族史的研究，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勇气和担当。

20世纪30年代，翦伯赞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并积极参加“社会史论战”。他先后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1935年之后，翦伯赞又推出《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论文，进一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938年，翦伯赞出版《历史哲学教程》，该书观点鲜明，批判有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资料相结合，系统地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是翦伯赞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世纪40年代，翦伯赞完成《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初步建立了其新史学体系，此后他又出版《中国史论集》，强调中国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并进一步阐释理论与史实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翦伯赞积极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宣传历史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期，针对史学界出现的极“左”思潮，他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这些作品批判了违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倾向。1961年翦伯赞主编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他坚持观点与史料的统一，进一步阐明历史主义的史学思想，为《纲要》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

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

侯外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领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侯外庐积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积十年之功翻译了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三卷本，这无疑奠定了其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39年，侯外庐发表《社会史导论》，本书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初步展现了侯外庐史学研究的特点。四五十年代，侯外庐推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进一步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出其是奴隶社会性质，始于殷周，终于秦汉。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刊发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这篇文章一反以往通行的中国封建地主（领主）土地所有制的观点，首倡“皇族所有制”之说，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1979年，侯外庐出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继续坚持“封建土地国有论”。

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1942年，他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文，文中强调研究古代思想史首先要考辨相关文献，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四卷相继出版 ,进一步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阐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侯外庐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对前期的成果进行回顾总结。1973年，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突出思想文化斗争与阶级斗争在近代史上的联系，丰富了中国近代史哲学研究。改革开放后，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的基础上，又深入思考宋明理学，撰写了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完成的《宋明理学史》。

侯外庐晚年写就了《韧的追求》、《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总结回顾了自己的学术成长之路，体现了一位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影响。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发展。

（作者：王现丽 盖志芳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