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竹书纪年》是我国先秦战国时期魏国人所编写的一种编年体史书。

而今本《竹书纪年》从清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是伪书，到朱右曾、王国维先生时达到极点。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废此书可”，好在没听他的。

本人在寻找、论证、探讨夏、商、周时期的年表时发现，依据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各帝王元年的干支，结合武王伐纣、禹伐三苗等历史事件的历日、天象所得日期，证明该记录只有夏代凭空多了24年、商代少了60年，不改动一个字可说通夏商周时期的年表。

并陆续找来更多的古籍、金文等材料佐证。既得到了夏商周时期的年表，又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五帝以来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

当然从黄帝时期到魏襄王二十年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随着文字的发展演变，王朝变迁，《竹书纪年》肯定经过多次的整理和誊抄，才变成陪魏襄王下葬时的样子。

在论证《关于夏商周年表》的过程中，用那么多材料验证了依今本《竹书纪年》得出的年表，尤其是验证了西周年表后，今本《竹书纪年》辨伪工作想来无需多论，但还是要提上日程说说。

疑惑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的观点已产生了两百多年，主要论点为朱右曾先生在《汲冢纪年存真》书序中的观点：“《今本》之可疑者十有二”，现逐条解释看可否释疑。

1、《晋书·束晳传》言：“《纪年》十三篇”。《隋书·经籍志》：“《纪年》十二卷”。《新》《旧唐书艺文志》并云：“《纪年》十四卷”。《今本》只四卷。篇目可疑，一也。

这好解释：说十二、十三、十四卷的，均是指原竹简书的卷数，而说二、三、四卷的是指宋以后翻印的线装书的卷数。

2、《晋书·束晳传》言：“《纪年》纪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杜预亦云：“特记晋国，起自殇叔，以至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本》自黄帝元年至隐王十六年，大半依据《史记年表》。体例可疑，二也。

既然《竹书纪年》为黄帝以来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那么西周灭后周王室史官带着原王室保存的各种记录典册跑到晋国，依附晋国做事再记历史时，自然后来记录是以晋国、魏国的史事为主而兼顾其它。《史记》自然与今本《竹书记年》的体例类同。

只是应注意到春秋战国时的史实是三家分晋，魏夺晋的国祚，而汲冢竹书出土时是晋夺魏的国祚后十几年，西晋皇帝自然会忌讳。那么《竹书纪年》开始整理时应是照原历史记录整理翻译成现代文字。我猜卫恒可能就是认真考证历史，触了皇帝的痛脚，才遭忌而遇害。荀勖、和峤才再用东周王年来写一种上报皇帝的版本。也就是说从出土整理时就有两种版本的整理本，今本《竹书纪年》即是其中之一（请看夏含夷先生的《《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论汲冢竹书的不同整理本》，陈力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文章2012年7月才在网上见到）。后来只今本《竹书纪年》作为正史（西晋皇帝认可的，后来人认为正统的）流传下来。

3、《古文》全用夏正，杜预之言可据。《今本》“平王五十一年春三月己巳，日有食之”，“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王陟”，全袭《春秋》。可疑三也。

历法可疑，杜预言全用夏正，这话肯定不对。秦汉时认为古历法是：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而今本《竹书纪年》中有明确历日事件显示的历法却是商用夏历建寅，西周用建子，而东周时记录用的是晋、魏的历法建丑（东周王室用的历法还是建子）。证明商建丑的说法是错的，是那些纵横家编出来的。

再今本《竹书纪年》本是史官所记历史史实，那么自然会与《春秋》相合，只是晋、魏历法建丑而鲁国历法建子，稍有差别而已。

至于今本《竹书纪年》与《春秋》有关历日记录完全相同的还有一句：平王五十一年“三月庚戌，王陟”。由这三句完全相同的历日记录所用历法为建丑证明，在汲冢竹书出土后，人们根据《竹书纪年》的记录修改了《春秋》的记录，才会完全相同，证明今本《竹书纪年》即在当年就有的。

4、《史记正义》引《纪年》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今本》则云：“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

首先，盘庚之徙已在河北，自然是指黄河以北。

其次，既然两种说法都是历史真实记述，都是合理的存在，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武乙的迁徙是由洹河南岸的殷墟迁到洹河北岸的洹北商城，后迁的沫地也在殷墟附近，总归均在殷地范围，方圆不过百里吧，后人才会说“更不徙都”。此河北说的是洹河之北，与黄河之北不是一回事。

例如：周都丰、镐，秦都咸阳，汉、唐都城长安，现在我们说千年古都西安一样。

5、《史记集解》引《纪年》云：“夏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终壬戌”。若然，则四百三十一年矣。可疑五也。

由此可证明朱右曾先生没有认真读过今本《竹书纪年》。他若认真读过并认真计算一下便会知道从禹元年壬子到桀末年壬戌是四百九十一年。

而我在一开始研究夏商周年表时便发现了这点，也根据日食表数据证明，夏代的四百七十一年是从舜陟的那年公元前2089年到桀的末年壬戌年公元前1619年，证明夏代改变过干支记年，才会由471年凭空变成495年。

6、自来简册，俱不详周公薨于何年。《今本》于成王二十一年，书“周文公薨于丰”，而前此成王十三年，书“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岂有周公尚存，而鲁已立庙乎？可疑六也。

首先，《尚书·金縢》篇说到武王生病，周公登祭坛向三王祷请由他代武王死，周公将祷文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武王第二天病好了。过几年武王陟后，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为避嫌而居东二年，成王迎归之事。

其次，司马迁在《鲁周公世家》中写成王开金縢之事放在周公薨后，这肯定错了。由《尚书·金縢》内容来看，应在成王在位前几年，成王迎周公归，但司马迁在这里写到了“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而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元年“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邺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证明周公居东为成王元年，一是避嫌，一是以防反叛者西征，周公居东的地方可能在潼关或函谷关附近，他敢离开周都是因为有姜太公在。齐、鲁初封应该是在成王八年（齐地、鲁地成王五年平叛后才留驻军，成王亲政后才可能封侯。刘歆《三统历·世经》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这两条记录证明伯禽于成王八年封侯，此处的成王元年即成王亲政的第一年实际为成王八年。这事今本《竹书纪年》记录为：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在公元前1037年），而召公封燕可能更晚（今本《竹书纪年》记有：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王锡韩侯命。”这应该就是燕侯最早封侯的记录。在公元前1033年）。再证明《金縢》后段文字说的是成王二年之事。而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证明是在成王十三年六月之前，成王已允许鲁郊祭文王，鲁才会在周公还未死就建周公庙，主要还是要先安放文王的牌位。是做给周公看的。

7、《书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今本》“成王十年，周文公出居于丰。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显非事实。可疑七也。

今本《竹书纪年》是当时史官实录，而《书序》是几百年后的人整理周书时写的，自然是《书序》错了。

8、宋晁氏、陈氏《书目》皆无此书，而《宋志》有“《竹书》三卷”，是亡而复辑之证，可疑八也。

《汉书·艺文志》所根据的是汉中秘藏书目，并非西汉一代所有的书籍目录。今本《竹书纪年》在宋代可能也是大众教科书一类的读物，各种书肆都有，不需要书馆特藏，所以宋晁氏、陈氏没有收藏此书，故《书目》中没有此书，并不能证明宋代就没有此书。

在《宋史·艺文志》艺文二、编年类中有：“《竹书》三卷，荀勖和峤编。”只能说此三卷为线装书三卷，而不能作其它猜想。可能在印线装书时没将原竹简书几卷的卷数印上，就像2008年7月印的今本《竹书纪年》只分卷上、卷下一样。

再有《二十二子》中的今本《竹书纪年》选用的是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人徐文靖先生的《竹书纪年统笺》，该书分十二卷，加前编“太昊”“炎帝”为十三卷。问题是这十二卷、十三卷是他分的，还是他所依的原书本就是分为十三卷？

现在的学者认为是他分的。但原书的崔序、马序中没说是他分的，只说“同里位山徐先生，年逾八十，始注此书，字笺句释，援史证经，思以补前人之缺，释千古之疑，仿郑氏笺诗之例，命曰《统笺》。”证明徐文靖先生所依据的原书是分十二卷的，他只不过为该书作注而已。

而徐文靖先生自己在《竹书纪年统笺》凡例中，也没说到自己将《竹书纪年》分卷，而只说到：“纪年始於黄帝，盖黄帝使大挠作甲子，自是而后始得以甲子纪年。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易大传黄帝之前有神农、伏羲，孔安国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温公稽古录亦始伏羲，故特仿司马承祯三皇補记之例，列之於前。非好为蛇足也”。徐文靖先生增加了“前编”部份，在这里就作了说明，证明徐文靖先生所统笺的《竹书纪年》本来就是分为十二卷的，若是他分的十二卷在这里应该会说到的。

这样看来，直到现在今本《竹书纪年》还是有两种传世版本在流传，一种是分十三卷的，一种分上、下卷的。而分上、下卷的出现应是翻印者象黄怀信先生著《逸周书校补注译》一样，将原书的卷数抹去不分卷，而装印成卷上、卷下两本线装书造成的。

看来我国有的学者宁愿信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那个假话，而不愿信它是我国几千年传下来的真“经”。

9、凡《史记注》所引“田侯剡立”，“齐桓公杀其君母”，“梁惠成王会齐威王于平阿”，“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秦惠王薨”，“秦内乱，杀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壮”。《水经注》所引“郑筑长城，自亥谷以南”，“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诸如此类，确是《纪年》古文，而《今本》俱轶，可疑九也。

这里说的诸内容，各书或者是引的《竹书》，或者是荀勖、和峤改用东周王年来写上报皇帝的《竹书纪年》时，本就没全部抄过来。因当时有两种版本在流传，没想到时间久后，只有用东周王年纪年的版本被人认为是正统的记录流传下来。

10、《纪年》本不讲书法，故王季、文王亦加王号，鲁隐、邾庄皆举谥法。《今本》改王季为周公季历，改文王为西伯，改许文公为许男，改平王为宜臼，可疑十也。

王季、文王加王号是在武王伐纣成功后追尊的，谥法是死后追谥，均是事后几年几十年才办的。

今本《竹书纪年》没用这些尊号、谥号，正证明是当时史官所记实录，而不是以后才写的文章。若是后来的魏国人或宋以后的人所写的文章，肯定会用王季、文王等尊号。再说即使王季、文王在周这个诸侯国内称王，商王室的史官记史事时也不会将他们称王。

11、《水经注》引“晋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我师伐齐”。我者，晋也。“梁惠成王元年，赵成侯偃、韩偃侯若伐我葵；二年，齐田寿帅师伐我，围观”。我者，魏也。《今本》用周王纪年，则我皆为周，文义俱失，可疑十一也。

上举例俱为事实，只能说是“汲冢竹书”出土整理时，原是用晋、魏君年记史，在西晋皇帝的严威下改用东周王纪年时，整理者粗心（存心）出错造成（让后人看到原本的样子），并不能成为是伪书的证据。

12、《梁书·沈约传》不言注《竹书纪年》，《隋》、《唐志》亦无《纪年沈约注》。《今本》采取《宋书·符瑞志》而托为休文之注，可疑十二也。

沈约本来就未注《竹书纪年》，《梁书》、《隋》、《唐志》就是证据。反而是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大量的抄了今本《竹书纪年》中的注。沈约在抄帝尧的注抄到“言虞、夏当受天命”一句时，中间增加“殷、周、秦、汉”四字就是证据。

再多说几句。

夏含夷先生在还没认识到今本《竹书纪年》是黄帝以来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而只是认为是魏国人编写的年谱时，在《《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论汲冢竹书的不同整理本》一文中，很好的论证了《竹书纪年》在开始整理时就有两种不同的版本，真是难能可贵，只是最后不敢做结论又十分可惜。

他在文中说道：

“《水经注》里的《竹书纪年》引文与今本《竹书纪年》几乎全都一样，就是东周部分所係之时君年代不同，似乎说明荀勖和和峤作了两个不同的整理本，一个以周王纪年，一个以晋和魏君纪年。

这些都完全是猜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知道荀勖和和峤心里的动机。”

夏含夷先生不是中国人，不明中国国情，不知道中国几千年家天下的思想文化禁锢的严厉，与统治者的观点不合就可能会死。中国的文字狱何其多，雍正朝“清风、明月”都成了杀人的理由，在西晋时会要皇帝认可的材料竟有“魏夺晋祚”的内容不是找死么？自然荀勖和和峤在整理完汲冢竹书原稿后要再搞一份上报皇帝的《竹书纪年》。

这就是整理完汲冢竹书后会有两种版本的《竹书纪年》产生的原因。

而搞一份应付皇帝的材料，自然不会有翻译整理原材料那么认真、严谨，他们却没想到应付皇帝的材料会被当作正史流传下来，更没想到一千五百多年后会被后来学者当成伪书，差点遭抛弃。

看来出土后今本《竹书纪年》改动的只是东周部分，西周以前部分顶多只是有删减而没改动，对于我们求证获得夏商周时期的年表没有影响。

而能够正好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的一些记录，却被那些学者依据一些二、三手材料和自己无端的主观怀疑，将它们变成证明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的证据。

正应了《红楼梦》中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也是中国古史研究学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