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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颁布了一道语义异常含糊的诏令：“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

此时，距离岳飞张宪冤狱遇害，已整整二十年。这也是南宋官方在岳飞案后首次做出带有平反迹象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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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远不是什么“平反昭雪”。

首先，朝廷诏令中并未释放出哪怕暗示性的平反信息，只是说宽恕家属，带有此事不再追究的意思罢了。更过分的是，诏令竟然将岳飞张宪和蔡京童贯此等天下公认的奸臣相提并论，作为同一种人看待，那不就是说这只是“皇恩浩荡”罢了。改变对岳飞和张宪的罪臣政治结论？你们想多了。

但就是这个看似不情不愿的“皇恩浩荡”，其出台也是千难万难。宋高宗赵构本就是岳飞冤案的重度参与者（赵构和秦桧谁是第一责任人，学界仍有争论），一生以反战求和为己任，为何在此时突然服软，竟然放了自己深恶痛绝的“岳飞反帝集团”一马？

这就要去感谢大金朝当时的皇帝完颜亮了。完颜亮显然不是很尊重赵构和秦桧一手缔造并引以为荣的金宋和平体制（绍兴和议），心怀统一的雄心壮志，就在绍兴三十一年，他带了传说中的六十万大军向南宋杀来。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中的完颜亮雕像（图/网络）

热爱和平的赵构此时想不打也不行了。但赵构却发现，朝廷内外正弥漫着一种让他很不安的政治空气，被压抑了二十年的主战派以及同情岳飞的政治势力突然死灰复燃。

大臣及太学生们的主流舆情是：“昭雪岳飞，录其子孙”，“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

对赵构而言，此时的舆情大有逼宫的意味：不给岳飞平反，将士们就没有与金军血战的士气，大宋江山就岌岌可危。

这甚至不能说是什么口头威胁，在前线，岳飞当年的老部队的确要求为老长官平反冤案，“哭声如雷”。

面对这股他无法控制的舆情与怨怒，赵构一开始还是拖字诀。直到完颜亮发动全面进攻后，赵构才发布了本文一开始的诏令。

赵构选择了服软，但却不是“无条件”的，只是以释放岳飞家属来表达一些他所认为的最大让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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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天日昭昭”的岳飞冤案，为何南宋朝野可以在坐视二十年之后，才能借完颜亮一事有所动作呢？

第一，岳飞入狱之后，南宋主战派已噤若寒蝉。

据刘子健先生《两宋史研究汇编》一书所载，南宋举国的士大夫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岳飞说话，除了责问秦桧的武将韩世忠和一名想去营救岳飞的赵氏宗室以外，岳飞冤案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第二，岳飞遇害前后，南宋中央朝廷实际上已形成了“赵构—秦桧”双寡头的政治高压体制（当然也可以将此美化为“君臣相遇”）。而赵构和秦桧的这一高压体制的合法性就在于：宋金和平。一切有碍于“宋金和平”的人事都是赵构和秦桧必须清除的，于是乎，主战派岳飞必须死，“为岳飞平反”也必须不能发生。

若不是秦桧死于六年前，（绍兴二十五年），以秦桧的权倾朝野来看，释放岳飞家属这样的事在秦桧生前几无可能。事实上，秦桧去世前在给赵构的最后一份奏折中就强调，让皇帝守护他们两人共同打造的“和平体制”，继续强力打压那些主战派。

△秦桧像（图/网络）

第三，南宋士大夫虽然认可并同情岳飞的冤情，但对岳飞所代表的武将势力同样心存警惕。从本质上，士大夫最认可的是大宋开国便树立的“以文驭武”体制，对武将领兵尤其是“岳家军”这样带有“私兵”意味的军事组织，带有天然的反感。他们虽然反对岳飞的冤案，政见上也更倾向于“主战”，但却无法因此发自内心的与高宗对抗，更别说是解除岳飞兵权这一他们也支持的举措了。

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的看法可能最能代表南宋士大夫的真心话：“岳侯受祸之时，身犹未老。使其弢光敛采，力谢众美之名，知难勇退，不争旦夕之功。秦桧之死，固可待也。完颜亮之背盟，犹可及也。”

简单说，就还是认为岳飞本人也有责任，没有急流勇退，没有韬光养晦，没有对皇帝主动服软。

因此，我们可以说，岳飞的平反在高宗时代是缺乏“内生动力”的，并不是什么出于道德感的天下一心，如果没有完颜亮这一外在政治变量的出现，连个水花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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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岳飞平反之路的后续却仍然磕磕碰碰，始终受到外在政治环境的制约与推动。

完颜亮伐宋事败的第二年，也就是1162年，宋高宗传位于和自己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宋孝宗，转任太上皇。

而宋孝宗，则可以说是岳飞平反全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在政见上，宋孝宗与宋高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一个倾向极其明显的主战派。因此，他在政治感情上就天然站在了岳飞一边。

但更现实的理由可能是，作为一个主战派，宋孝宗必须树立一个“政治图腾”，才能归拢天下人心，对外北伐金国，对内与将主和视作政治遗产的太上皇赵构博弈。

而这个政治图腾，只能是岳飞。

孝宗即位刚满一个月，就打着高宗的名义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当年十月，孝宗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生前少保、节度使等官职；岳飞的夫人，包括岳云在内的几个儿子也分别追封和官复原职。

△电视剧《精忠岳飞》剧照（图/视频截图）

但这个平反仍然是打了折扣的。宋孝宗尽管在接见岳飞之子岳霖时曾私下说过，“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在历次诏书中却基本不涉及这个“冤”字，在事实上平反冤案，却不愿意去正面承认这是冤案。

于是乎，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南宋朝廷正在为一桩不被视作冤案的冤案平反，并且，没有任何责任人。

为什么？因为冤案的制造者之一——太上皇宋高宗不仅活着，还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即使是宋孝宗最为在乎的“主战”政纲，也一直被太上皇以各种手段阻挠。赵构曾明确对宋孝宗说，想要打仗，等他死了以后再说（“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因此，宋孝宗在为岳飞平反的过程中，始终非常照顾宋高宗的政治脸面，以不断夸赞岳飞“事上以忠”来强化平反的合法性：岳飞是太上皇的忠臣啊！

在某种意义上，南宋朝廷也在营造一种新的政治神话：岳飞之死与高宗无关，反而岳飞的平反是在高宗的亲自关怀之下，由孝宗一手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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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高宗阴影一般的存在，也决定了岳飞平反之路是“渐进”的。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把岳飞生前所收到的赵构写给他的御笔，全部发还岳家。这不仅是平反的一步，也是从赵构那里取得平反政治资源的一步。

在这年年底，岳飞终于得到了一个去世高级官员应有的政治待遇：谥号。从此，岳飞就有了他最有名的那个政治符号——岳武穆。

不过，在岳飞的政治名誉不断得到恢复之时，宋孝宗却始终没有追究秦桧万俟卨等冤案主使者的政治责任，而这显然也是因为要照顾太上皇的面子。

对这一不彻底的平反工程最不满的自然是岳家人，他们一直在为彻底平反奔走着。1192年，岳霖去世之前，深情的拉着儿子岳珂的手说，“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遗志，将爷爷的平反事业进行到底。

此后十年，岳珂果然将自己打造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岳飞研究专家。1204年，他终于将“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和《吁天辨诬集》在内的大量证据文献上书朝廷。

△《吁天辨诬集》后收入《金陀粹编》（图/网络）

按照正常的政治经验，这本应是一次石沉大海。但这一次，岳珂却有如神助。仅仅一个月后，宋宁宗便隆重宣布，追封岳飞为“鄂王”。

尽管岳珂以行文夸张和大话连篇而著称于后世，但宋宁宗并不是因为被岳珂的浮夸著作所感动，而冲动之下给岳飞封了王。

而原因和之前很相似，岳飞的平反大业又一次被政治利用了。此时的南宋政局的风向又一次转向了“主战”，后世声名狼藉的权相韩侂胄和宋宁宗达成了高度一致：北伐北伐。

要北伐，首先要造势，就必须抬出作为主战派“神主牌”的岳飞。岳珂此时的上书正中宋宁宗和韩侂胄的下怀，他们趁势给岳飞封了个王，“此寓开边之意”。

两年后，也就是1206年四月，当自觉做好了战争准备之后，宋宁宗发动了岳飞平反大业的总攻，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王爵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再一个月后，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

即使有了岳飞的加持，南宋这次被称作“开禧北伐”的战争还是以惨败收场，韩侂胄被杀，还签订了比前代更为屈辱的和约。

不过，鄂王还是鄂王。在此时南宋的政治气氛中，即使处于事实上的“主和”，也无人敢于再去撼动岳飞的政治光环。

岳飞，在此时就意味着南宋朝廷与民众的最后体面。虽然北伐成功无望，但只要有了岳飞崇拜，就可以“铁马冰河入梦来”，保有虚幻中的“收拾旧山河”和“朝天阙”。

从一个艰难平反的罪臣形象，到被神一般崇拜的鄂王，岳飞的身后事，始终与政治共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