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首都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分别珍藏抄本几百册，台湾大学历史学教授李玄伯藏有传是楼抄本《太祖实录》以及旧抄本《英宗实录》，辽宁省图书馆藏有《太宗实录》、《英宗实录》和《穆宗实录》，天一阁藏有太祖和武宗两朝实录，罗振玉大云书库藏有太祖、宣宗两朝实录。国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各藏一部：日本宫内图书寮、国立上野图书馆各藏有一部，内阁文库藏有两部；韩国一部，国外所藏《明实录》多是穆宗以前的《实录》，而神宗、光宗、熹宗实录，只有日本有，但也多是残卷。相当于其他国家，日本收藏的《明实录》要多一些，但全部是抄本和残本。越南也有《明实录》但都是后来从北平国立图书馆摄的胶卷了。【13】

二、编纂机构及成员

《明实录》编纂委员会（史馆）设置总裁与副总裁，总裁由内阁首辅担任，勋戚当监修，内阁成员参与。史馆隶属于翰林院，但行政上受内阁节制，洪武期间由侍臣担任。

唐、宋史馆与翰林原本是分途而立的，元朝才将二者合在一起，明朝则完全融合为一，史官的职责就变得模糊而不明确了。

三、编纂的宗旨与目的

1、修纂目的

《明实录》编纂的目的是为了后世之君治国安邦之用，政治鉴戒成为《明实录》修纂立意的主题。《明实录》另一个主题就是仁孝，《明实录》是“家国一体”的集中表现。明朝是以“孝”治理国家的王朝，君主认为一个不孝的人绝对不可能忠于君主与国家和人民，所以在《明实录》编纂过程中，极力鼓励孝道劝化风俗等。

2、修纂宗旨

二十四史都是继任王朝对前朝的历史编纂，前朝又是被当朝皇帝所推翻,因此,写起来触犯时忌的不多,可以直书前朝统治者的过错,揭露昏君的丑行，而实录则是当代史是当朝人写当朝的事, 要贯穿直书原则可就困难多了。总裁大臣借修实录之机，在实录编修过程中，党同伐异、颠倒是非的事情常有发生，所以一旦政权发生变化，对实录不满，改修之事屡见不鲜。夏燮曾指责道：“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如《宪宗实录》，邱浚修郄于吴、陈(吴与弼、陈献章)，《孝宗实录》，焦芳修郄于刘、谢(刘健、谢迁)，《武宗实录》，董罡修郄于二王(王琼、王守仁)，而正史之受其欺者遂不少。扦州(王世贞)所辨，十之一二也。至于洪武实录再改，而其失也诬；《光宗实录》重修，而其失也秽。”【14】．总裁以恩怨作为评判诸臣的标准，借修史而打击报复，实录修纂成了朝中党争的又一场所。

二十四史之一《史记》之所以敢于批评皇上汉武帝,是因为《史记》非官方编修而为司马迁私人编纂是私人修史, 而实录则是官修史书, 有皇帝派的监修一直在旁边监视, 书成之后还要进呈皇帝审阅. 因此,明代的史家在修《明实录》时,便感到左右为难，但《明实录》的政治鉴戒目的要求《明实录》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为子孙后代提出真实可靠的行为依据，要把尊重事实, 据实直书,反对曲笔讳饰作为《明实录》修纂的指导思想。《太祖实录》用大量笔墨来记录太祖皇帝有关以史为鉴、以史明治乱兴衰的言行, 就是贯彻了《明实录》决策者和修纂者鉴戒的主题, 折射出《明实录》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政治鉴戒” 、“惩恶劝善”的主旨。【15】

永乐十六年五月初一日,明成祖朱棣在为《太祖实录》作的《序》中指出:“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其言行政治必有史臣记载以垂鉴戒, 此古今之盛典,朝廷之先务也⋯⋯自古兴国之时, 皆由勤俭而得之, 衰弱之季,皆由奢侈而败之。后世子孙臣庶, 仰观我皇考创立之艰难, 栉风沐雨, 劳心焦思,辛勤万状,得之不易, 自不容于奢纵矣。于乎, 所以垂宪万世者,此欤! 苟惟求之于言而不深究其实, 甚非皇考之心, 亦非联意也。后之览者其钦承之!”

明成祖敕令监修李景隆、副监修茹常:“尔等皆茂简才识,稗职纂述, 其端乃心, 悉乃力, 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 必详必公。”要求他们不饰美不掩恶。既然据实直书是史家美德, 皇帝又首肯, 那么从小就受到史德教育的修纂人员, 在修《明实录》时, 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尽量做到直笔和实书。解缙等在再修《太祖实录》时说:“皆据事而直书, 不假一辞之赞美”。 《英宗实录》的总裁陈文也说:“断臣下之善恶以其公。 ”刘吉等在《进(宪宗)实录表》中, 也强调他们在修《宪录实录》时, 尽量做到秉笔直书:“ 贤否决于众论之同, 是非公于天定之后。 ”《孝宗实录 》的总裁李东阳等在《进实录表》中说:“是曰是, 非曰非,岂敢专于独见;疑传疑, 信传信,庶以备于将来。 ”【16】

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御奉天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焱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祖宗以来，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须纪载。今内外诸司，尚有未奏来者，是不体朕心，尔礼部移文趣之。”【17】

宣宗朱瞻基在为《太宗实录》作的《序》中, 也告诫子孙道: “夫有天下国家之任者, 诚考于是编, 法仁以施爱, 法义以兴治, 将宗社子孙生民之福,绵永于千万年。”

宪宗朱见深在为《英宗实录》作的《序》中亦云:“ 联继统之初, 首命儒臣纂修《实录》,垂宪万世⋯⋯观于是者, 可以见驭世载物之权焉, 可以见制治保邦之规焉, 可以见安民附众之仁焉, 可以见柔远伐邦之义焉,可以见居常处变之智焉。 即其事而求其心,天颜日表俨乎如在。然则是编所系之重如此, 联心切于景仰,宝藏惟谨, 自今吾子孙臣庶诚能是诵是法, 则可以保治安于千万亿年, 而统绪之传将与天地并悠久矣。”宪宗此言可以说是集中而深刻地阐明 了《明实录》的修纂立意是为朱家子孙明治乱兴衰, 以确保明王朝承传不辍。

以上这些言行都反映出《明实录 》的作者在修纂过程中,尽量地把直书思想贯穿其中。《明实录》不仅在写史时做到直笔, 在采摘史料时也尽量取信而有征的记载。《明实录》编纂成为政客们党同伐异的政治工具，这件事告诉我们史书的作者必须与政府官员脱离关系，才能保证史书内容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四、编纂的依据

《明实录》史料来源有三种，分别为起居注、日历、《钦录簿》和档案典册。起居注始于汉武帝时期，以“秉笔直书”近御前记录皇帝退朝后的一言一行，而且是禁止皇帝看的，是一种对君主约束的机制。据《春明梦余录》载 ：“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日：‘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有益主德如此。”起居注在明朝维持时间比较短，后来逐渐被废弃。关于起居注废弃时间，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钱茂伟，他认为起居注在洪武中叶就被废除【18】；二是谢贵安先生，他认为“起居注之职责约废于宣宗朝之后，这一点我们从明代各朝 《进实录表》的︐微言大义︐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但万历年间又重新恢复。【19】编纂好的《起居注》藏于金匮中封存以备日后修《明实录》之用。

当起居注、日历被废弃后，主要史料来源变成“诸司前后奏牍”，一是中央各部资料。“窃照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以备六曹编纂之所未备，此成例也。”【20】二是地方各省资料。明朝也曾重视地方上的资料，例如修《仁宗实录》时，“行在礼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实录》，移文南、北二京衙门，及遣进士陆俨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县采求史迹，类编文册，悉送史馆以凭登载”【21】这种设馆，视情况不同，也会有变化，基本上是按照六部机构分别设馆，因为没有起居注，对于皇帝及宫中的史实就难办了，所以朝中的奏牍及档案资料就成为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资料以诸司奏牍为主，几乎不作任何的前期史料的编排整理，《明实录》纂修之际就显得仓促得多。

明朝中叶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因之指责明代实录失职，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出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22】明朝学者郎瑛也指责道：“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晏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也”[23]。“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24】明朝晚期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明实录》的评价:“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多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尤勒惕厉,而太史返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25】

据上所知，《明实录》编纂的依据为金匮石室之藏“原始档册”、兰台记注之文“《起居注》、《日历》、《钦录薄》”，在宣宗之前编纂依据是《起居注》与《日历》，宣宗后由于起居注被废弃，原始档册则成为编纂唯一依据，万历后《起居注》恢复后又成为《明实录》修纂的重要依据。

五、史学价值

1、虽然《明实录》的编纂过程也掺杂着一些政治斗争，成为极少数编纂者攻讦政敌，党同伐异的工具，但是《明实录》中据实直书的地方占了绝大部分，我们绝不能因为它存在的曲笔诬饰现象而否定其价值。正如傅斯年所说《明实录》是明朝史学之源，史学并是科学。【26】

2、《明实录》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国家典章制度与行政事务方面等绝大部分内容保持着客观性与真实性。《明实录》修自六曹章奏，而六曹章奏皆是诸臣原疏，此所谓诸臣者又复以甲科居多，文笔的优美与合理性是《国榷》所不及的。

3、《明实录》与其它二十四史不一样，不再是帝王的家谱史，而是社会史、文化史。上世纪满清灭亡之后，《明实录》被近代史学体系所接纳、所重视的时期。在问题意识和专题研究的支配下，《明实录》的史料价值得到重新的肯定，从而被广泛征引和应用，滋润了大量的学术论著，为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27】

4、从《明实录》中可以看到明朝的军事力量与军事部署。历朝历代军备数与部署是一项绝对保密的，除了皇帝与兵部尚书其它人都无从知晓，一般的史书也没有记载，而《明实录》却记载有明朝的军事力量与军事部署等绝密文件资料。

5、《明实录》对国家行政纲领与政策导向记录比较详细，从中我们可以窥视明朝的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关系情况。

参考文献：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4】谢贵安近百年来《明实录》的新旧转换与学术承传，殷都学刊，2018年40-49

【5】（日）小田省吾．半岛现存の皇明实录に就いて［Ｊ］．青丘学丛，1933（13：14）

【6】（日）松浦嘉三郎．沈阳图书馆藏明实录に就いて［Ｊ］．满洲学报，1941（6）

【7】（日）岛田好．明实录の刊行につき［Ｊ］．书香，1942（140）

【8】（日）三田村泰助．明实录の传本に就いて［Ｊ］．东洋史研究，1943（8：1）

【9】（日）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影印本を中心として［Ｊ］．北亚细亚学报，1944（3）

【10】（日）间野潜龙．皇明实录私考［Ｊ］．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1957

【11】（日）间野潜龙．明实录の研究［Ｊ］．明代满蒙史研究，京都：1963

【12】（日）间野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Ｍ］．“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三十一．京都：同朋舍株式会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

【13】黄彰健《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序》

【14】夏燮．明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谢贵安《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四期（总第八十期）

【16】谢贵安《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四期（总第八十期）

【17】《明宣宗实录》卷16，宣德元年四月庚辰，也见(明)俞汝楫：《礼部志稿》卷3《纂修之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8】钱茂伟《明代史学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9】谢贵安。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响— —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20】【明】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

【21】明宜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5，洪熙元年闰七月壬子)

【22】王世贞．弁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郎瑛《史乘考误》6 3(卷13)

【24】于鏊．震泽长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5】黄宗羲《梨州遗著文集》卷三《谈君墓表》

【26】《傅斯年全集》卷四

【27】谢贵安，近百年来《明实录》的新旧转换与学术承传，殷都学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