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从公元386年拓跋珪建国，至公元534年分裂灭亡，共享国148年。

北魏时期，经过连年征战，结束了北方五胡十六国政权林立的混乱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为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了解北魏历史，离不开一部最重要的史书——《魏书》。作为二十四史之一，《魏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也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部史书，甚至被称为“秽史”，千百年来饱受非议，受到不少史学家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至今天，人们研究了解北魏历史，《魏书》仍然是最全面、最翔实的参考史料。

关于北魏史书真实性的争议风波，后世史家、学者多有剖析，至今莫衷一是。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史书背后三代主要修史官员的命运遭遇，探寻一下北魏史书引发争议的原因。

北魏修史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开始，至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期撰成《魏书》，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但最主要的阶段有三个，即邓渊撰修《代记》、崔浩撰修《国书》、魏收完成《魏书》。

邓渊、崔浩、魏收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高官加才子，受命修史，但或被诛，或灭族、或死后挫骨扬灰，结局都很悲惨。一幕幕惨剧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邓渊：博览群书将门子，“祸非其罪”遭连累

提到撰修北魏史，人们首先会想到崔浩，其实北魏史书撰修第一人，名叫邓渊。邓渊出身将门，他的祖父邓羌，是十六国时期前秦名将，智勇双全，素有“万人敌”之称。父亲邓翼，曾任前秦河间相、后燕建武将军、尚书左丞。

邓渊性情纯朴，正直诚信，从小博览群书，“性贞素，言行可复，博览经书，长于易筮”（《北史》）。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击败后燕后，任邓渊为著作郎，后出任薄丘令，因政声良好，被提拔为尚书吏部郎。由于他博学多才，精通典章制度和朝廷旧事，深受拓跋珪重用，当时，朝廷的各种礼仪律令、军国文书、政策诏令大多都出自邓渊之手。

公元402年，邓渊随拓跋珪出征后秦，因功再封中垒将军。消除了北魏的最大威胁，志得意满的拓跋珪于是下令，命邓渊撰修国史，追思既往成败得失，记录北魏兴衰历程。

作为北魏国史的开篇之作，难免要追叙开国以前拓跋家族先世的历史内容。但当时鲜卑族是游牧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可供借鉴的资料主要是流传于鲜卑人中口耳相传的《代歌》（北魏始称代），邓渊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代歌》内容进行筛选整理，将拓跋先族的历史旧事及近代北魏的兴衰史实，写成北魏第一代国史——《代记》。

《代记》共十余卷，其内容和体裁“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北史》）——因为可供借鉴的事例太少，只是顺着年月记载皇室的起居行事。这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编年体的流水帐，以时间为主线，记录拓跋家族开基建国、兴衰发展的历史实录。

但仅过了一年，即公元403年（一说为406年），邓渊就稀里糊涂被赐死了。

关于邓渊之死，史书的记载是，邓渊的堂弟邓晖为尚书郎，与定陵侯和跋交好。和跋因事被诛，和跋的子弟逃往后秦，传说是邓晖派人将其送出境外，拓跋珪怀疑邓渊知情不报，于是将邓渊赐死。“跋有罪诛，其子弟奔长安，或告晖将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渊知情，遂赐渊死。”（《魏书》）

但这一说法漏洞百出，为后世多数史家所不信。一是史料语言模糊。邓渊功高位显，且“谨于朝事，未尝忤旨。”道武帝仅仅是“怀疑”他知道内情，就将其赐死，理由牵强。二是《魏书》记载，和跋的子弟逃往后秦，之所以能出境，是因为“诈称使者，亡奔长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诛其家。”并没有邓晖派人护送的记载。

后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邓渊之死是“祸非其罪，悲哉！”（《魏书》），而非死于知情不报。更大的可能是，邓渊受命作《代记》时，过于直笔，如实记述了拓跋先族某些不够“光彩”的史实，触怒了拓跋珪，便找了个借口将其处死。

2、崔浩：智谋无双白马公，“国书事件”酿惨祸

崔浩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执政时期最重要的谋臣，从公元423年拓跋焘即位，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结束十六国混战局面，崔浩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在北魏攻取胡夏、北燕、北凉，征服柔然、吐谷浑等割据势力时，舌战群臣，力排反对势力，为拓跋焘出谋划策，显示了超常的智慧谋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他的结局却很悲惨，最后受辱而死，被灭九族。这一切，源于历史上有名的“国书事件”。

崔浩出身名门世家——清河崔氏，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官至吏部尚书，赐爵白马公。其母卢氏是后赵文学家卢谌的孙女，出身范阳高门卢家。崔浩和弟弟崔恬皆娶太原世族郭逸之女。

除了家世显赫，崔浩才华更为出众。“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简直是个奇才、全才。

崔浩性格谨慎，为官恭谨勤勉，从道武帝时期入朝为官，历明元帝、太武帝三朝，倍受器重，官至司徒，封白马公。深受朝廷赏识信任。

公元439年，拓跋焘攻灭北凉，统一北方后，下诏崔浩监秘书事，统领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编写国史，续修《国书》（一说为《国史》），并特别强调由崔浩总管，务必真实记录。（这也从另一侧面透露出，邓渊可能就是因修史实录被诛，后世史官对此心存恐惧）。

崔浩不负皇命，带领编撰组历经十年，编修《国书》三十卷。其中，《道武纪》及拓跋先人追叙部分，以邓渊《代记》为基础，进行筛选加工。根据太武帝本意，《国书》主要是作为内参史料，供皇室内部查阅。但其时崔浩位高权重，趋附者众。书成后，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为了巴结崔浩，建议崔浩将《国书》刻在石碑上，以彰显崔浩直笔修史功绩。

崔浩采纳了二人的建议，将《国书》刻在石碑上，立于都城平城郊外的交通要道，占地一百步见方，共动用了三百万劳力。但崔浩记录北魏先祖的事迹，十分详细，来来往往的鲜卑人看了后议论纷纷，向太武帝控告，说崔浩是故意暴露先祖的污点。

“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 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资治通鉴》）

拓跋焘大怒，将崔浩等人下狱，并下令调查。太武帝还亲自审问，崔浩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承认以前曾收受贿赂之事。拓跋焘于是下令将崔浩同僚、下属、宗族共几千人全部诛杀。在中书侍郎高允的以死抗争下，最后只将清河崔氏及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族人全部诛杀。其他涉案人员，只诛杀本人，共128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史之祸”。

崔浩被囚车载往刑场时，押送他的几十个士兵一边轮流往其身上撒尿，一边嘲笑、欢呼，崔浩不断发出阵阵惨叫，引得路人纷纷观看。

崔浩之死，从史料记载看，是由于直笔修史，“暴扬国恶”，触怒了鲜卑族人及太武帝，但这一结论实在站不住脚。

首先，拓跋珪时期邓渊撰修《代记》含冤被诛时，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同时在朝为官，作为邓渊的同僚，崔浩不可能不知道事件的真相，所以在主持修撰《国书》时，肯定会吸取邓渊的教训，不可能将过于明显的“国恶”编修于内。

其次，崔浩身历三朝，聪明过人，对皇帝的喜好、心思了然于胸。起初，由于道武帝晚年猜忌心重，滥杀大臣，朝臣都人心惶惶，躲着道武帝。崔浩却勤于政务，有时整天都不回家，从未触怒过道武帝，相反，道武帝还经常派人给他送粥。崔浩对拓跋焘了解更多，拓跋焘被立为太子，就是崔浩极力进谏的，拓跋焘和崔浩相互欣赏，君臣相得。皇帝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崔浩岂能不知？

关于崔浩之死的深层次原因，后世史家多有分析，如，北魏汉化过程中汉人与鲜卑贵族的利益权势之争、崔浩与太子的矛盾、崔浩倡导灭佛引发的佛道之争、崔浩自身的性格缺陷，等等。这些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崔浩之死的背后，必然另有原因，“国书事件”不过是个借口。

无论如何，一代功臣才子，落得如此结局，着实令人慨叹。

3、魏收：“秽史风波”惹争议，“一国大才”身后悲

北魏史书经由邓渊、崔浩两轮撰修，皆惹祸上身，对后世修史者带来较大影响。其后，献文帝时高允、孝明帝时李彪和崔光、孝庄帝时代人綦俊和山伟又先后奉命编修魏史，但都惧怕言多失体，应付了事，致使国史编修进展缓慢。

直至北魏分裂后，东魏孝静帝时期，权相高欢、高澄父子掌权后，北魏修史才重又提上议程。经高欢父子推荐，朝廷命魏收为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负责修撰国史。

魏收出身巨鹿魏氏，是当地世家大族。其祖父魏悦官至济阴太守，其父亲魏子建官至左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魏收从小机敏聪明，不拘小节，十五岁时就以文采闻名，初为北魏太学博士，后受到吏部尚书李神隽器重，推荐其为散骑侍郎，兼修国史。

高欢掌权后，魏收仕途并不如意。重臣司马子如非常赏识魏收的才学，就向高欢推荐，称魏收是“一国大才”，希望高欢能重用他。长史崔暹也向高欢之子高澄推荐魏收撰修国史，魏收从此受到高欢父子信任，开始参与国史编修。

“子如因宴戏言于神武曰：‘魏收，天子中书郎，一国大才，愿大王借与颜色。’由此转府属，然未甚优礼......崔暹为言于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乃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国史。（《北史》）

文宣帝高洋篡魏建立北齐后，给予魏收优厚待遇，诏命其专职撰修《魏书》，并特别强调：“要好好地遵循直笔原则，如实编写，我可不会像北魏太武帝那样诛杀史官。”

魏收接令后，组织了专门的编写班子，借鉴前代邓渊的《代记》、崔浩的《国书》以及高允、崔光等史官撰写的国史资料，进行筛选加工，斟酌取舍，同时，对缺失的内容进行续补撰写，仅用三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总计130卷的《魏书》编纂。

但《魏书》在内部传阅后，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朝臣贵族纷纷指责《魏书》内容不够公正真实，有的反映史书漏掉了自家有功绩地位的先人，有的反映史书歪曲事实、褒贬不当，还有的反映入史人物取舍不公，先后有100多人投诉，并指斥《魏书》是“秽史”。文宣帝于是召集朝臣与魏收当面对证，面对指责，魏收概不承认，并依仗皇帝的宠信，上奏朝廷反说他们是诬告、迫害自己。

文宣帝高洋爱惜魏收的文才，对指责魏收的朝臣或鞭打、或免职、或流放。“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帝大怒，亲自诘责......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北史》）但争议仍然不断，高洋只好下令《魏书》暂停刊行，允许对史书中涉及家事记载不实的投诉者进入史馆，据实提出修改补充意见。

鉴于朝臣贵族非议太多，《魏书》在文宣帝一朝始终没有发行。孝昭帝继位后，又命魏收继续修改。武成帝即位后，朝臣仍反映史书记载不实，武成帝又下令魏收进行修订。

《魏书》自面世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秽史”争议，直至公元572年魏收病逝，风波仍未结束。公元577年，北齐灭亡的同一年，魏收的坟墓被人挖掘，尸骨遭扬弃。

魏收虽然落得个掘坟抛尸的结局，但和北魏前代史官邓渊、崔浩稀里糊涂被朝廷诛杀不同，其死后被掘幕扬尸的死因比较清楚——滥用职权，引发众怒。魏收虽然才华横溢，但性格偏激怎么，人品低下，对上恭维奉迎，对下侍宠而骄，狂妄自大。他常说：“什么样的小子敢对我魏收不恭！我抬举他就能让他上天，打压他就能让他入地！”这一性格必然会四处树敌，招到同僚不满甚至愤恨。

另外，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家族先人能入史立传，既是家族社会地位的体现，也关系到当世人的切身权益。不管魏收是因为个人恩怨感情原因，还是修史失误，遗漏或歪曲事实，必然会触犯某些门阀士族的利益。更何况，从投诉对证情况看，《魏书》确有不够妥当准确之处。所以，他的身后结局，并非偶然。

邓渊、崔浩、魏收三代北魏史官，因为一部史书，或因触怒皇室，或因激怒门阀世族，最终结局悲惨，一方面揭示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虚伪本质和残忍无情，另一方面，也让史书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即使如此，《魏书》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史料，其地位和价值仍然值得肯定。

（参考史料：《北史》《北齐书》《魏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