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任微言卿，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青梅煮酒，以史会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崇高地位不可撼动。

但自越来越多的先秦古籍竹简陆续出土、更多的历史文献被挖掘解读，以及诸多考古发现成果公之于众后，对《史记》可信度的讨论开始成为热门话题，很多人抱有疑惑，《史记》还是信史吗？

《史记》时间跨度非常大，是“二十四史”中时间范围最长的，司马迁凭借一人之力修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此一来，出现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但作为贯通文史哲的一部史诗巨著，《史记》的价值历久弥新。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司马迁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后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

司马氏家族家学渊源深厚，世代担任太史令，可以接触很多史料文献。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后，立志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书，完成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

经过毕生之心血，耗费十四年功夫，司马迁编撰完成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沿用。全书初名《太史公书》，三国后，以《史记》之名流芳后世。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史料来源

1.司马氏一家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有机会接触到汉朝中央政府保存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和国家文书档案，这是在民间难以找到的，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第一手资料。

2.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长安出发向东南行，到汨罗江屈原沉渊处凭吊，观南方楚越旧地，考察齐鲁地区文化，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和楚汉相争的战场，一路游历，遍访遗址，寻访前代遗民，搜集到了很多民间中口口相传的历史故事。由于并非他亲眼所见，所以肯定有夸大的成分。

3.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世时，曾经准备动手编写一部史书，并有了初稿，这也是司马迁写《史记》的底稿和母本。

4.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

司马迁根据他所能接触到的史料典籍，还有实地调查和实地走访相关人群得到的大量二手来源资料，予以详细加以考订。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他第一次彻底理清了整个先秦史，这一功劳足以彪炳千古。

《史记》中的主要疑点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战国时期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大量战国时期竹简，经整理成《竹书纪年》后，《史记》中的大量记载被质疑。

宋代以后金石学兴起，清代文献考据学兴盛，学者们已经考证出了很多历史是汉儒后期伪造的。近代以来，西方的考古学传入中国，殷墟中大量的商代甲骨出土，逐步得到释读，史学界兴起了“古史辨派”，疑古之风盛行。

当代，除了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出炉，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竹简《清华简》和北京大学从海外收购的西汉竹简《赵正书》中，很多内容均有与《史记》不同之处，《史记》所记载的历史受到怀疑。

其中主要的质疑点，在此仅举几例：

诸如此类，历代争论不休，但是目前很多新出土的文献还只是孤证。对于史记的记载，我们当然可以去否定去质疑，但作为孤证的新出土文献不能用来作为否定《史记》的唯一证据，还应更多采用“二重证据法”，比对勘误，慢慢还原历史真相。

先秦时代史料的破坏

中国历来比较重视修史，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有本国的太史官员和专门的史书，如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仅有鲁史《春秋》流传下来。

战国到秦汉，有《尚书》《国语》和诸子百家在世间流传，但各种史书中间的记叙经常互相矛盾。

秦始皇时期和楚汉相争时期，无数宝贵的先秦典籍被焚毁，很多历史到了汉代都已经成为了一片空白。

汉武帝时，儒家被独尊。汉儒为了政治需要，难免对历史进行篡改，很多历史事件被经过精心涂抹，甚至剧情出现重大反转。

等到司马迁看到这些史料时，多多少少都已经受到了涂改和包装。

客观公正的看待司马迁和《史记》的历史贡献

无论考古学材料还是历史文献，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能因史记中的一些错误而否决它的伟大。

总体来说，司马迁对这部书严谨的态度，使得《史记》有了质量的保证，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参考，方便我们继续探究历史真相。

比如王国维就利用殷墟中出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当中所载的商代十七世、三十帝的世系是可靠的。

但司马迁即使秉笔直书，也免不了个人好恶对于写作的影响，更何况史料来源还不一定完全可靠。《史记》的主要问题是：

一是因为司马迁痛苦的接受宫刑，含悲忍辱，在叙事时个人爱恨情仇的感情倾向太过明显，对历史人物注入了很多自己的情感；二是个别历史细节方面，事实和传说的区分有些混淆；三是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交代不详，比如对春秋时代一些小国、各诸侯国内重要卿族着墨不多；四是有一些史实，在不同的篇章中分别记述，并有相互矛盾之处。

除此之外，司马迁和《史记》并无太多可指摘的地方，尤其是对夏、商、周三代的时间和事件脉络的梳理，使得极其复杂的事实架构变得秩序井然。

如果没有司马迁的功劳，我们至今对先秦时代的历史了解可能还是一团乱麻。饮水思源，这一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无论怎么样，《史记》的地位依旧是伟大的，无论是在历史贡献还是文学贡献，首开风气的《史记》都对得起那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