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反复探讨与切磋，对于古代章回小说流派的划分已大体取得共识，根据作品在题材、风格方面形成的类型化特点，主要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四大流派。其中英雄传奇一派主要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或从历史小说分化而来，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故事多吸收民间传说，虚多实少，同时也便于更多地与世俗社会发生关系，显示出民间阅读兴趣的通俗化倾向。因此这类小说在明清时代颇受大众欢迎而日益繁盛，其成就最高的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反映宋代历史的白话小说，较为成功地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由于白话小说与说唱艺术有不解之缘，多是采用“讲说”形式，我们姑且称其为“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

一

英雄传奇作为中国小说流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文体流派一样也自存在其演进过程，“说宋”系列则基本上代表了此类小说的发展走向。

在宋元以来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伟大作家的再创造，于元末明初诞生了英雄传奇的典范——《水浒传》，也揭开了英雄传奇小说发展的序幕。但在此后明宣德至正德一百余年时间里，由于统治者在意识领域的高压控制，抑商政策导致印刷业的滞后而带来的传播环境的制约等因素，使得这段时间的小说创作进入萧条期，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也出现“空白”。到了嘉靖、隆庆朝五十余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创作环境得以改善，明代小说迈入创作鼎盛期，英雄传奇小说亦有较大发展，出现了纪振伦校阅的《杨家府演义》，成为杨家将系统英雄传奇作品的开山作。熊大木也编订了杨家将系统的介于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之间的《两宋志传》与第一部以岳飞故事为主要题材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后者还引起他人的仿效删改，相应诞生了于华玉的《岳武穆精忠报国传》、余应鳌编次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精忠传》等，这为后来的岳家军系统的英雄传奇小说《说岳全传》奠定了基础。

明清之际，王朝易鼎，民族矛盾上升，明遗民目睹了故国沦亡，体验了流离苦痛，将这种感情倾注到创作之中，产生了《后水浒传》与《水浒后传》，借写历史传奇人物，表现了当时人民一定的民族情绪与反抗意识，并流露出一种眷怀故国之情。这种感情一直影响到清代前期，钱彩、金丰综合前人有关岳飞传说、戏曲、小说增订编次而成《说岳全传》，成为“说岳”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说宋”与“说唐”等系列小说的促动下，英雄传奇成为清代小说的一大主流，至清代中期愈发兴盛，仅“说宋”就又出现了《飞龙全传》《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后宋回龙传》等作品。但到了清末，英雄传奇小说也已山穷水尽，走上末路，仅有《荡寇志》《宋太祖三下南唐》等作品，多习于改作、续补、模仿，纠缠旧作，缺乏艺术创造力。不过这时的英雄传奇与公案小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侠义公案类，产生了此类小说的压卷之作《三侠五义》，其作品续书亦大量问世，至光绪末年绵延不断。此时，草莽英雄的本色尽失，英雄传奇的生命也就此终止。

“说宋”英雄传奇系列小说数量繁多，明清两代约有二十多部，根据白话小说题材内容以类相从的特点，可将“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大致分为四类：

一类是写官逼民反、人民反抗斗争，着重表现草莽英雄的，如《水浒传》《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等，主要是表现两宋交替之际的农民起义故事。《水浒传》主要是依据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在山东起义之事铺衍而成，成功地塑造了神态各异、光彩夺目的英雄群体形象，是英雄传奇的典范作品。《水浒后传》紧接《水浒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征方腊后损兵折将，剩余人员分散各地，大多隐居不仕，但为反抗朝廷奸臣的迫害和抗击金兵入侵，被迫再度起义，惩治奸臣并救回徽宗后，在中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会集海外发展。而 《后水浒传》是用水浒续书的形式描写南宋高宗时期发生的杨幺起义。宋江托生为杨幺，卢俊义托生为王摩，重举义旗，反抗官府压迫，屡次打败“进剿”官军，后被岳飞战败，遁往龙虎山，化为黑气，重归伏魔殿石窟。在这类作品中，作者肯定了农民起义的正当性，展现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但“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政治主张与回归正统的结局，也反映出作者“忠君”思想的局限性。

一类是写保卫边疆、抗击侵略、着重表现民族英雄的，如关于杨家将、岳家军的小说等。杨家将系统的小说包括《杨家府演义》《北宋志传》《天门阵演义十二寡妇征西》《平闽全传》《杨文广平南全传》等。以岳飞为主人公的章回小说主要有《说岳全传》等。另有写呼家将的《说呼全传》，写狄家将的《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还有糅合狄、杨、包等人故事的《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并述高、狄两家之事的《后宋回龙传》等。这一类是以家族世代将门英雄为主要描写对象，杨、呼、高、狄、岳等人均是宋代名将，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忠君报国，作品着力描写这些英雄们前仆后继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业绩，突出了民族矛盾，表现了爱国和卖国的忠奸斗争。

一类是写帝王发迹变泰故事，着重歌颂出身寒微的帝王奋斗成功的事迹，如《飞龙全传》《南宋志传》《宋太祖三下南唐》等。这些作品描写了具有雄才大略、非凡本领，但出身寒微的宋太祖赵匡胤，如何在军阀割据、群雄角逐中，经过艰辛的奋斗，终于称霸天下，成为开国的君主。尤其是《飞龙全传》较有特色，作品中蕴含有作者吴璿强烈的郁愤不平之气，以借“稗官野史”，“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这种心态在他所写的回末评语中亦多有流露，实是一部失意文人的“发愤”之书。因此，作品对社会动乱的揭示，对草莽英雄的颂赞，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使其不同于一般斥奸褒忠、惩恶劝善之作。而小说采用词话体写作方式，“其布置井井，衍说处亦极有理，毫无鄙词俚句贻笑大方”，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

还有一类是写辅佐朝廷、平叛尽忠，着重表现侠客义士的，如《三侠五义》系列、《荡寇志》等。前者包括《三侠五义》及其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写仁宗朝展昭、白玉堂、艾虎等侠客辅佐包公、颜查散破案断狱、除霸安良、剪灭叛逆事，已属侠义公案类，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评论《三侠五义》时说：“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而《荡寇志》更是一部《水浒传》的翻案之作，承接金圣叹删改的《水浒传》结局，由卢俊义梦见嵇康杀绝梁山英雄、火烧忠义堂开始，至梁山一百零八人被张叔夜、陈希真等官军及招降的绿林英雄斩尽杀绝，天下复归太平结束。书中充满了对农民义军的刻骨仇恨，旨在鼓吹“尊王灭寇”，宣扬封建“国纪”，维护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虽然思想反动，但其艺术水平颇为可赏：“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总之，这一类作品可称之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另类。

“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题材广泛，基本涵盖宋代的各个时段。如《飞龙全传》《宋太祖三定南唐》写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拓疆之事，《水浒传》《水浒后传》《荡寇志》写北宋徽宗朝事，《后水浒传》写高宗朝事，《杨家府演义》从宋太祖登基写至神宗朝事，《万花楼》主要写真宗朝事，《后宋回龙传》写神宗、哲宗朝至徽宗登基事，《说岳全传》写钦宗至高宗朝事，其余作品则主要述仁宗朝事，将它们连缀起来就是一部生动形象的宋代社会史。并且这些小说之间也存在着关联，如《水浒后传》《后水浒传》《荡寇志》都被视为《水浒传》的续书，而《说岳全传》也以其续书自况，如把卢俊义、林冲说成是岳飞的师兄；呼延灼、燕青直接出现于书中，关胜、董平、张青、阮小二之子也都参加了岳家军。如前所述，《三侠五义》与《水浒传》也渊源有自。同样，呼家将、狄家将也是从杨家将系统派生出来的，小说故事和人物也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如多部书中都出现了包公的形象及其故事。这种如此庞大的“关系网”是其他系列英雄传奇小说无法与之相比的。

二

“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数量繁杂，艺术成就参差不齐，但由于其间题材内容多有关联，因袭现象比较严重，因而在创作上也存在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英雄传奇小说所共有的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息。

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人们往往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也是着力树立完美的理想人格，对于文艺同样要求“诗言志”、“文以载道”，强调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所以在古代小说中作者始终把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中心题材，其中英雄传奇小说就是通过表现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来塑造安邦定国、勇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忠臣良将和仗义疏财、除暴安良的江湖豪客、乱世枭雄形象，在“劝善惩恶”的教化中寄托人民的理想与感情。

在“说宋”系列大多数英雄传奇小说中，始终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英雄主义的主旋律，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道德情操和审美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与汉、唐、明等其它汉人建立的朝代相比，两宋时代国力较为孱弱，且政权林立，北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与女真族建立的金，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不断侵略中原，战争连绵，而后蒙古族也羽翼渐丰，时刻觊觎着南宋，严重加深了汉族人民的痛苦。梁山好汉征辽、杨家将抗辽、狄家将征西夏、岳家军抗金等虽然都是中国境内两个政权之间的你争我夺，属于内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他们是为了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赴汤蹈火，舍命拼杀，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在斗争中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事业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们在斗争中总是济困扶危，患难与共，表现了集体奋斗的精神；他们在战场上总是表现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是乐观、无畏地迎接挑战。这些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所追求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映了他们以刚健雄武为美的审美观念。

但除了共同的爱国主题外，这类小说还极力宣扬纲常名教。前期作品中，一些领袖型人物或在朝为宦者，忠君思想十分严重。在他们看来，无论君主是明君、昏君还是暴君，对君王的忠诚应是无条件的。虽遭陷害或不幸，但都表现得忍气吞声。宋江念念不忘招安，即使在逃避官府追捕时还劝说武松要“撺掇得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虽遭到奸臣毒害，临死之时却担心李逵的反抗，将其毒死以绝后患。杨六郎虽也有过“朝廷养我，比如一马，出则乘我，以舒跋涉之劳，及至暇日，宰充庖厨”的感叹，但仍“心怀王室息狼烟，誓斩楼兰报圣明”；岳飞更是由忠而堕入愚，对圣旨不辨真假而遵奉；“一生只图尽忠，既是朝廷圣旨，那管他奸臣弄权”，并在临终前写信安抚施全、牛皋等，以免他们再“做出事来，岂不坏了我的忠名”。即使那些统治集团的对立面，这种“忠君”思想同样存在。《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牡蛎滩忠臣救驾”写到燕青金营夜访宋徽宗，胡适评述道：“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心里的希望。”《后水浒传》写到杨幺当了义军首领以后，两次把降宋和反降宋的矛盾提出来，后潜入临安向宋高宗进谏，又喝了皇帝赐的三盅御酒，便以为那皇帝“有人君之度”，“已纳吾言，亲贤远佞，斥逐秦桧”，“我此心已归宋 ”。看来作者的本意还是要将义军纳入忠君御金的轨道上来，期望英明的皇帝能利用这些英雄去抗敌御侮。而后期作品则更是专事“扶持纲常”，以忠孝节义作为“维持名教之君子”的标准。如《五虎平南后传》中，写狄青之观星应灾，不避艰险，以见其忠；狄龙、狄虎争殉父难，顾义忘身，以显其孝；张忠、李义、刘庆、石玉奋勇作战，段红玉怜才媾婚，以彰其节与义。由此则小说“大旨之昭然可揭者也”。而《三侠五义》甚至将侠客与清官相结合，共同维护社会、讨伐叛逆，以宣扬忠孝节义之封建道德秩序。因而，与前期《说岳全传》等主要以是否忠君评价英雄成败相比，这一时期作品中的纲常伦理观念大大增强了。

英雄传奇小说充斥其间的纲常伦理观念使得作品往往成为封建说教的工具。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局限，作者把皇帝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国家，由此观之，忠君思想是与反对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但“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因而，“说宋”小说往往以忠奸斗争作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通过忠奸斗争，客观上展示出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作品在处理忠奸斗争时，并不是一味强调个人恩怨，置民族斗争于不顾，而是将忠与奸的斗争紧紧联系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来写，以卖国投降派作为民族斗争的反衬，以激烈的忠奸斗争作为民族斗争的一个侧面，与之相辅相成，在鞭挞权奸卖国的同时，突出抗战的艰难及英雄精神的可贵，既流露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又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

英雄传奇小说主题的一致性和题材的相似性及小说与说话、戏曲的密切关联，使得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存在类型化的特点。所表现的书中人物，他们的行为并不是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而都是以集团形式投入到某一场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代表正面力量的政治集团内部，常常根据需要设置几种人物类型，并设置对立方的人物类型，由此构成一定的人物关系模式。如同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一样，“说宋”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位置，亦即固定的角色分配：拥有一个广施“仁义”、“忠孝”加身的精神领袖，如宋江、杨六郎、岳飞、狄青、赵匡胤、包公等；在其身边有神机妙算的谋士辅佐，如吴用、苗训、何能、公孙策等；有勇武不凡的将士效命，诸如五虎上将、七侠五义等；间或穿插着使全书生色、跳动的喜剧角色，如李逵、牛皋、孟良、焦赞、郑恩、赵虎等。而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实力更为强大的反动势力，那些与作品中肯定的正面人物阵营作你死我活斗争的暴君、奸臣、敌酋、汉奸、贪官、恶霸、匪首、凶犯中之首恶者，如高俅与蔡京、潘仁美与王钦、秦桧与张邦昌、庞洪与侬智高、襄阳王等。这些构成了全书主要的人物体系。

这种类型化人物塑造尽管由于多用粗线条勾勒而较少工笔细描，使得个性消失在共性之中，容易造成千人一面，苍白无力的缺陷。但其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适于表现重大题材中英雄人物雄浑粗豪的风格。加之以其善用浓墨重彩、渲染烘托的手法来夸张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用传奇性的细节刻画人物形象以展现人物个性的不同侧面，用中国绘画、戏曲中独具的洗练手法在简单的描画中突出人物的精神特质，以达到传神的目的等等，使得这些类型化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故事性、鲜明的倾向性、高度的理想化和突出的个性特征，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浑朴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因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李逵、牛皋、孟良、焦赞、郑恩、赵虎等“架子花脸”型草莽英雄形象，更成为深受中国大众喜爱的艺术典型。

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都植根于重大社会政治矛盾，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忠奸斗争，亦即正面力量与反面力量斗争的结果。一般来说，反面力量要强于正面力量，忠奸双方的斗争往往让英雄们处于下风，即使最终结局能够胜利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所谓的忠君也就多了一种无奈。这就使得英雄传奇作品具有悲剧的意味，这一点在“说宋”系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水浒传》如此，《杨家府演义》如此，《说岳全传》更是如此。显然，这种描写是对《水浒传》宋江结局的模仿。由于英雄传奇一般赋予了英雄崇高的人格与非凡的本领，这种悲剧意味就更强。作者对他们的悲剧命运寄予深切同情，也暗寓着对朝廷恩寡情薄，“狡兔死，走狗烹”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的不满。

三

除《水浒传》外，“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算不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上品，但在英雄传奇类中却占有重要位置。其之所以在明清时代如此兴盛，既有作品本身的因素，也有小说产生的时代原因。

“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都是远在它们产生之前就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和传说。以杨家将故事与岳家军故事为例，不仅有小说，还有戏曲及各种民间说唱形式。早在北宋初年，杨家将故事就已经在民间流传，欧阳修在为杨延昭的堂侄杨琪所作墓志铭中就曾提到杨业、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南宋时也已出现了关于杨家将的文艺作品，宋末元初人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小说开辟》中提到“小说”话本的分类，其中朴刀类提到了《杨令公》，而杆棒类则有《五郎为僧》。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列有金院本《打王枢密》，元杂剧则出现了《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等，体现了杨家将故事发展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条围绕杨令公殉节及其相关情节展开；另一条则围绕杨六郎三关抗辽和反迫害而展开。明代杂剧中的《八大王开诏救忠臣》《焦光赞活拿萧天佑》《杨六郎调兵破天阵》等，其丰富的内容也为后来英雄传奇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岳飞抗金的故事在南宋民间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说话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据吴自牧在《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中载，时有说书人王六大夫“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也说南宋瓦舍里有“说张、韩、刘、岳”的“新话”。宋代笔记如洪迈的《夷坚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岳飞故事在元代被搬上戏曲舞台，如孔文卿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金仁杰的《秦太师东窗事犯》及无名氏的《宋大将岳飞精忠》等，也承袭着这类传统题材的流变。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说宋”系列将宋元话本、元明戏曲、杂史稗抄及口头传承的零星片断综合起来，加以条理化、充实化和定型化，或依靠演义小说本身，或为后来戏剧及曲艺的大繁荣和再创造提供一个可供发挥的基本依据，通过民族意识的灌输感染，在民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乃是按照封建时代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借一点历史的影子，经过艺术加工而形成的，充满了古代英雄的感人故事，创造出生动、浪漫的人物形象。这些英雄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有坚强的意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有着侠义心肠，又有着高强的本领，寄寓了特定时代人民群众希望借助一种超人的力量去扫荡社会黑暗、铲除不平、保国卫家、抗敌御侮的理想。他们不计得失，前赴后继，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又都受到与之不相符的待遇，遭到奸臣的陷害，其命运多带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质，正义被压抑和摧残，容易激起人们的同情。而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又给人们带来心理的安慰和精神上的快感。因而这类小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深入人心。

这类小说故事题材产生的两宋王朝奉行“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积贫积弱”的朝代。不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频仍，皇权不振，朝廷日非，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农民起义持续不断，而且自始至终外族的侵扰几乎不曾中断，最严重的时候还失掉了半壁江山。人们把英雄们的传奇事迹编成故事传唱，借以表达抗战的决心，同时以此来鼓舞士气。元代是蒙古贵族统治的天下，汉族人民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民族意识空前增强，人们更加企盼率众起义的好汉们出现，怀念本民族的坚决抗战、力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于是英雄故事便在统治阶级不易插手的民间被不断传颂和丰富起来。

明清以来民族矛盾不但没有消失，还不断尖锐和频繁化。明朝中叶，国内北部边境有瓦剌、鞑靼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外有日本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抢掠；而清代更是异族执政中原，这一切不亚于宋朝契丹、女真人入侵时的情景，残酷的现实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历史上抗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托言历史以寄寓今情的作品不断出现就在所难免。如《飞龙全传》就为作者吴璿“寄郁结之思”，“发愤之所作”。同时国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强调忠奸斗争，留下了明清时代社会的投影，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如《说岳全传》，作者在山河巨变的清代初年，态度鲜明地歌颂抗敌卫国的民族忠魂，谴责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疑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所以郑振铎称这部书“尽力表彰岳飞的忠勇，别有深意”。

明清时期大量出现英雄传奇小说还与“华尊夷卑”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有关。中国自古至今由汉族人统治，以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发达自诩的汉族封建统治者向来以“天朝”自居，而周边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诸少数民族一直是臣服于汉族统治者，被称之为蛮夷之族，汉人始终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心理优势。一旦这种格局被打破或倒置过来，汉人所固有的心理定势便难以接受。因而宋、明王朝被视之为野蛮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所灭并取而代之，这在民族心理上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事实。因此，英雄传奇小说一方面通过歌颂抗击外敌、忠心为国的民族英雄和谴责卖国求荣的奸臣，表达人们对英雄的崇敬和对战争失败的合理推究；另一方面也通过幻造的历史影像和对英雄的传奇描写曲折地折射出人们希图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胜利来增强对于失败现实的心理抗衡。所以，在“说宋”小说中，汉民族的忠勇将士常常被转化成上界神仙下凡，赋予其超人本领和传奇色彩，对同样来自仙界神道的异族侵略者的化身予以一次次的迎头痛击，取得节节胜利，将尖锐的民族冲突幻化为因果报应的宿命轮回，让汉族人民取得心理上的快慰。尽管人们知道这是虚幻的，但是乐于接受。英雄传奇作品也就因而风涌云现了。

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渐趋活跃，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倡社会文化思想的解放，重视小说、戏曲的创作，小说创作更是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同时，小说创作受到商品化的推动，当一种题材小说普遍受到欢迎时，说书人和作家（含出版商）千方百计将它延伸、扩大，或移植，或遗传，或融合，花样翻新，造出无数续书，以满足读者和听众的需要。就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章回体白话小说自元末明初产生后，到这时已逐渐趋于成熟。而日趋发达的印刷业，也为动辄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的大量编撰和印行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以上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开始大量出现，也推动了英雄传奇这一文学样式的成熟和繁荣。也正因如此，续书多，因袭题材多，大同小异多，故其数量虽多，但精品罕见。

“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所具有的感人的思想内容和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使它们在以后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流传不息，经久不衰。

来源：本文选编自樊庆彦《“说宋”系列英雄传奇小说论略》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