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永功｜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满文老档》，早在本世纪初就引起了国内外清史学界的注目，沈阳故宫崇谟阁也因秘藏过《满文老档》而闻名遐迩。那么，何谓《满文老档》？其产生、保管、利用的情况又如何？笔者仅就几十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揭示出来的事实，加以综述，以飨读者。

《旧满洲档》中改名满洲的记载（国立故宫博物院）

说起《满文老档》，首先有正名之必要。过去有人把凡是清朝的用满文书写的档案统称为“满文老档”，其根据大概有二，一是这些档案均用满文写成，二是这些档案均属清代，比较古老。其实，持这个说法的人并不知道早已有了《满文老档》这个词，是专指清入关前由官方用满文撰写和编纂的一部编年记事体文献，包括其原本的抄本。这样一来，第一个说法就不宜再使用了。

《满文老档》原本是怎样形成的？它都记载些什么事情？价值如何？1599年，努尔哈齐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借用蒙文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创制出无圈点的老满文并加以推广和使用。1632年，皇太极又根据需要，令达海改革老满文，在字母上增加圈和点，进一步规范化，遂成有圈点的新满文。满文成为努尔哈齐、皇太极发布政令，对外交往和满族社会生活中的交际工具。努尔哈齐、皇太极令专人记录其重大活动，并加以修改、编纂，终于完成了《满文老档》这部巨作。它的记载最晚是从后金建立前9年即1607年起，到大清建立的1636年止。《满文老档》所记包括努尔哈齐、皇太极父子两代30年间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民族宗教上、文化上的一系列重大活动，而且有些记载是清太祖、太宗两朝实录中所没有的，因而它的价值就益发珍贵。《满文老档》原本究为何人执笔完成，笔者认为可以初步肯定为额示德尼等人。《满文老档》抄本加圈点档册太祖朝卷四乙卯年有一段记载，说额尔德尼记录了努尔哈齐的德政，还赞扬额尔德尼勤奋、谨慎、聪颖。这就是一个证据。另外，从额尔德尼的才能和地位看，也应该是非他莫属。

《满文老档》原本编定后，乾隆六年(1741年)曾使用一次。这年7月21日上谕云：“点圈点字原系满文之本，今若不编制成书贮藏，日后失据，人将不知满文造端于无圈点字。著交鄂尔泰、徐元梦按照无圈点档，依照12字头之顺序，编制成书，缮写一部。”这是乾隆皇帝命鄂尔泰、徐元梦二人编写《无圈点字书》的上谕，其中提到的“无圈点档”就是《满文老档》原本。鄂、徐二人“谨遵圣旨,将档内之字加设圈点读之。除可认识者外，其有与今之字体不同及难于辨识者，均行捡出，附注现今字体，依据12字头编制成书。”《无圈点字书》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共抄三部，一部存内阁，一部存宗室觉罗学，一部存国子监。也就是在这次利用《满文老档》原本编制《无圈点字书》过程中，鄂尔泰、徐元梦发现原本因年久残阙严重，为了垂之永久，奏请逐页托裱装订，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谕准。这就是说，《满文老档》 原本37册，乾隆六年利用一次，同时托裱一次。

《满文老档》原本在清朝灭亡后什么时候被发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政府同退位的溥仪商定了优待条件，准许溥仪仍住在宫内，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在图书馆设立文献部，负责档案的收集和整理。1929年，文献部从图书馆分出改称文献馆。1931年2月，文献馆清理内阁大库档案，终于发现37册《满文老档》原本，亦即乾隆9年托裱过的那37册。这已经是191年之后了。后来,1935年9月，又从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与上述37册同一类型的3册档案(一为天命9年，一为天聪6年，一为天聪9年)，但均未经过托裱。当时文献馆的工作人员认为，这3册档案应视作《满文老档》原本的一部分，可能乾隆9年托裱时未曾发现而遗漏。这样，《满文老档》原本共40册终于在清王朝灭亡后被发现了。1948年末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其统治崩溃前夕，将一批历史档案运往台湾，其中就有这40册《满文老档》原本。但长期不为人所知，直到1965年台湾的广禄、李学智二人发表题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一文，才被披露出来。196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40册《满文老档》原本影印出版，共分十册。

《满文老档》原本有什么特点？据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前辈介绍，《满文老档》原本是装订成册的，但册之大小、厚薄极不一致，最厚者有500余页，最薄的只有两页；最宽者47公分，最窄的只24公分；最长者60公分，最短的只30公分。其用纸，有的是明朝旧公文纸，有的是高丽纸，这大概是当时纸张比较缺乏的缘故。其文字，大部记载用的是无圈点老满文字；天聪十年后始见加圈点的新满文字，但也不尽是标准的新满文字；个别语句中还有蒙古文字、汉字，有的整段记载全用蒙古文字(如与蒙古各部的盟约、誓辞、来往文书等)。其所记，重复、涂改之处亦颇多，似乎边记录、边修改。从研究的角度看，《满文老档》原本更有价值，更珍贵。

到了乾隆40年(1775年)，为了防止《满文老档》原本年久破损或散失，决定重抄。根据大学士舒赫德为报重抄情形给乾隆皇帝的奏折所称，拟将原本37册“音写”和“照写”各一部。所谓“音写”，就是将原本无圈点字转写成加圈点字；“照写” ，就是将原本无圈点字照抄。据文献馆时期张玉全先生研究，照写的一部与原本无异，而音写的一部则有了新的特点：

①原本内费解的旧满语，则于天头处贴一黄签，以新满文加以扼要注释；

②原本内语句中掺书的蒙古文字，均于天头处黄签上将蒙古文字译成新满文；

③原本内成段的蒙古文字，均译成新满文并于天头处黄签上注明。

这就是乾隆40年用新满文重抄的一部《满文老档》，是经考证和注释的，对后人解读或翻译补益甚大。当时音写和照写的两部《满文老档》，各有26函180册，函面和册面均敷以黄绫，用的是泾县榜纸，画朱丝栏，精写而成。据悉，当时还形成两部“音写”和“照写”的草本《满文老档》,亦各29函180册。音写本的函面上和册面上标明为“加圈点档册”，照写本的函面和册面上标明为“无圈点档册”。以上四部《满文老档》抄本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43年(1778年) ，按照清朝惯例，又将《满文老档》音写和照写各一部，送来盛京崇谟阁收藏。此事有清内阁满本堂《堂谕档》记载为证，档云：“奉阿(桂)、于(敏中)中堂谕，现在遵旨再办老档一份恭送盛京。”又据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记载，乾隆44年盛京内务府收到《满文老档》抄本，并收藏于崇谟阁中。这就是今天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满文老档》，其中老满文本和新满文本各一部，各有26函180册。这两部《满文老档》抄本，在型制上同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40年抄本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就是没有“签注”。这一点，原文献馆张玉全先生在《述满文老档》一文中曾作过推测，事实正是如此。一直到沈阳解放前，《满文老档》仍保存在沈阳故宫，1949年初为由哈尔滨迁来沈阳的东北图书馆接收。1950年10月，因朝鲜战争形势紧张，《满文老档》曾随同其他珍善本图书转移到黑龙江省讷河县保存。1952年夏又转移到北安。1954年1月运回沈阳，暂存于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书库（即现辽宁省档案馆）。1957年秋移回辽宁省图书馆小白楼书库（此时东北图书馆已改为辽宁省图书馆）。

内藤湖南“发现”的《满文老档》（稻叶君山：《清朝全史》）

盛京崇谟阁秘藏的《满文老档》是怎样被发现的？1905年7月，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虎次郎，以日本外务省特派员身份来到奉天，在各地进行所谓史迹和文献的调查。崇谟阁向以保存清代典籍而著名于世,自然也是内藤必去之处，因内藤此前已经学过满文，所以终于在崇谟阁见到了《满文老档》，并对照《盛京典制备考》、《盛京通鉴》等书的记载，予以确认无疑。1912年，内藤虎次郎同另一日人羽田亨再来奉天，将《满文老档》等全部拍成胶片带回日本。后经洗印，装成照片册，现仍保存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及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此后,在日本即有人翻译、研究《满文老档》，并发表一些研究文章。第一个全部译完《满文老档》并出版日译文的是藤罔胜二，但那是手稿的影印本，修改涂抹处很多，看起来十分困难。后又有神田信夫等人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进行翻译，于1963年出齐全七册的日译本。

在中国，最先翻译《满文老档》的是金梁。金梁为清末进士，大约1916年至1918年在沈阳组织一些人进行翻译，1929年以《满洲老档秘录》为题出版公布了小部分译稿，1933年又以《满洲秘档》为题再版。金梁的译稿不知何故流落到沈阳书肆，后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溥泉先生购得，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62年台湾大学的广禄和李学智二人于台中故宫博物院查找到《满文老档》原本后，即着手研究和翻译工作。1970年和1971年先后出版了原本第一册和第二册的汉译文，题为《清太祖朝满文原档》。

1978年至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满文和清史专业人员，组成《满文老档》译注小组完成了译注工作，译稿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部《满文老档》，于努尔哈齐、皇太极时期编纂完成，中经乾隆6年的托裱装订和40、43年两次重抄，形成原本一部、重抄新老满文本正本各两部、重抄新老满文本草本各一部，共7部，直到清末一直秘藏于北京和盛京宫股中，鲜为人知。但一经被发现便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清史学界的注目，研究和翻译工作也随即开始。这说明，《满文老档》是一部史料价值极高的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满族奉献给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份瑰宝。现在，原本在台湾，抄本在大陆，各自在翻译、研究，但愿不久的将来，台湾和大陆有志于《满文老档》翻译和研究的同行们，能坐在一起切磋琢磨，共同探讨，开创出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