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底,看着自己空瘪的荷包与“负债累累”的花呗,你是否有过希望天上掉钱的想法?或者再贪心一点,希望天上掉美金?当然,天上掉美金这种好事是不大可能的,醒一醒,让我们把目光从掉钱转移回钱本身上来。钱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东西,毕竟它是度量价格的工具,也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每个国家对钱的安全的都看得很重。在古代,私自铸币的后果十分严重。
在对货币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甲是一家商店的店主,但是来他店里消费的一些顾客却要求拿外国的货币结账(此处模仿一下孔乙己,排出几张大美钞)。要是放在现在,恐怕老板会直接发飙,但是如果把时间前调几百年,甲的反应恐怕就不太一样了,说不定他会直接接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与本文的主角——宽永通宝有关了。这种来自大海那边的货币在日本本国通行了二百余年之久,在中国,更是坚挺无比,成为了流入我国数量最大的外币之一(所以说,天上掉外币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从土里挖出来前朝的外币是有可能实现的)。
(奇妙的货币)
宽永通宝面面观
日本水尾天皇之宽永二年乙丑(公元1625年,相当于明熹宗天启五年),日本富商佐藤新助向当局倡议铸造新钱,得到了当局的同意。于是日本开始铸造新的货币,这种新货币就是宽永通宝。这种新钱在日本广为流行,后世累朝鼓铸,通行不绝,直到1867年才停铸。此时距离江户开城,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仅有一年,当政的天皇乃是著名的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
在海的那一边,明王朝也已烟消云散,甚至连清王朝也已经走上了衰亡的道路(1867年相当于清同治六年)。宽永通宝从始铸到停铸之间的时间跨度长达二百余年。也正因为这点,宽永通宝有着丰富的品种和庞大的数量,在日本和我国常有宽永通宝出土。
明末战乱,货币贬值,宽永通宝这种来自异邦的货币悄然而来,因其多为红铜铸成,品质精良,因此受到了中国百姓的欢迎,自东部地区向全中国扩散,在中国的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百姓也一直使用着这种“舶来品”。直到乾隆年间,官府才发现了这种“另立年号”的铜钱,乾隆皇帝震怒,下令彻查私铸者。幸而有识之士认出了这种铜钱乃是来自异邦,几位地方大员随后上书乾隆皇帝,皇帝下令让地方政府收购这些日本钱,同时规定在外贸之中商船禁止携带“倭钱”,事情才平息下去。
(背“文”字的宽永通宝)
宽永通宝种类繁多,多为光背钱。该钱采取了与中国通宝一致的钱文对读的形式,其上书楷体“宽永通宝”,钱文清晰有力,粗细分明。宽永通宝有金银铜铁四种币种,前两种多为赏赐钱,后两种直接进入市场流通,铜质多为红紫铜,也有黄铜、青铜。除了光背外,某些板式在背面加上纪年、文字、波纹等作为标记,我国学者林晓虎统计在宽永背文钱中有文、元、足、小、长、仇、佐、仙、千、久、卜、川、三,共计十三种背文款式。
(宽永通宝拓片)
主流官铸的宽永通宝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宽永通宝中永字的写法一般是“二和水”,这种宽永通宝也被称为“二水宽永”,是十分稀有的版本。在宽永十三年到宽文初年所铸的宽永通宝被称为“古宽永”,特点是宝字的最后二三笔连在一起,也被称为“连足宝”。自宽文八年之后所铸的为“新宽永”,特点是宝字最后的二三笔分开,称为“分足宝”。后两种通宝也有同时期的衍生宽永通宝,体现了铸币地的地方特色和铸币时间的时间特征,如“古宽永”时期的“志津磨大字”“坂本草永”,“新宽永”时期一种背面带有“白鹤过海图”的版本。丰富的版本也吸引了许多收藏家,稀少版本的宽永通宝受到欢迎。日本学者编辑了《新撰古钱大鉴》,读者若是对日本的钱币有兴趣可以读一读。
(背面带有波浪纹的宽永通宝)
宽永通宝与“宽永碑”
宽永通宝不止流行于我国的东南地区,在东北甚至更远的地区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上个世纪,俄罗斯人在勘察加半岛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发现了宽永通宝。但是,“宽永”在这一地区还有更多的遗存。古时,在绥芬河下游(即如今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流传着宽永王和宁古塔王争斗并最后失利的传说。而我国著名的爱国学者曹廷杰于1885年在东北地区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展开考察,并撰写了《西伯利东偏纪要》,书中提到了“宽永残碑”以及“宽永建都”。关于“宽永残碑”,该碑位于双城子(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曹氏所见仅可辨认“其台”二字,但听人所言其碑上本有“宽永十三年湖北进马三千匹”之记载,因此曹氏再次辨认时,接受了这一看法,言“谛视之,惟宽永十三年,湖北进马九字尚仿佛可识,三千匹三字已属乌有”,并得出了湖北是兴凯湖之北的结论,但是这样一来,曹氏自己的看法其实也是受人影响下产生的,其真实性已然存疑。曹氏因此碑文推断认为这是日本人在其宽永年间占据了双城子地区,成为了割据一方的势力。
(爱国学者曹廷杰)
这一结论在后来引起了学界的争议。因为宽永年间对应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这一时期后金/清政权东北地区战斗力极强。且在《满文老档》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实录之中都没发现这一时期存在日本人在双城子活动的记录和对日作战的记录。罗继祖先生提出了所谓宽永王乃是金末元初的某一股割据政权,占据了这一区域,而又因为其远离中央政权,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而在1985年,王崇时先生提出了所谓“宽永国”乃是历史上的渤海国分化出的一支割据政权的观点。
北华大学学者王崇实、李红光则认为是小股日本人在明末清初之际来到了这一区域,使用宽永钱进行交易,其首领被称为“宽永王”。但是此人在与当地民族的争斗中失利并被驱逐,这与传说中宽永王作战失利并通过海路逃走相吻合。而林沄先生则认同苏联学者的观点,认为宽永碑乃是完颜忠神道碑。完颜忠是辅佐过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金朝重臣,曾任太子太师、耶懒路都勃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率部居于绥芬河下游,死后配飨太庙、追封金源郡王,其尊贵程度可见一斑。若是如此,那么该碑就和日本的宽永年关系不大了,金代并未有一个叫做“宽永”的年号
(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与相关地区地图)
至于所谓的“宽永建都”之说,曹廷杰这样记述:“探苏城沟长七百余里,宽百数十里不等。内有古城,曰苏城。相传为宽永建都之所。”他的后辈魏和声则在二十八年后记述道:“又今海参崴东北七百余里,华名苏城沟有古城,土人谓系宽永帝时大将建牙之所。”前者只提到宽永,而后者直接提到了有“宽永帝”。而在曹廷杰考察十余年之后,俄罗斯的学者在伊曼河和比金河流域也听到了宽永王的传说,日本学者则直接录述了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和见闻。从地域上看,宽永王的传说大多流传于苏城、双城子和海参崴等滨海地区,这些地区曾经与日本和俄国都产生过密切的交互。只可惜中国的两位学者记述之时,这些美丽的地区已经不属于中国,宽永碑也在曹氏记述之前就已经损毁掉了。
关于这种传说,陈春霞、刘晓东两位学者认为“日本宽永年间,确曾与大陆的某些滨海口岸发生过某种联系,而且也发生过争斗,滨海地区流传的宽永帝传说应该就是这类事件的夸张渲染和附会”。而王崇实、李红光则将宽永王的传说与当地流行的另一个传说“完颜公”结合起来,并认为“宽永王传说中的‘宽永’与日本的宽永年号,宽永通宝之间大概不仅仅是巧合。我们既然可以把传说中的‘完颜公’与完颜忠神道碑联系在一起,那么所谓‘宽永王’的传说,所谓 ‘宽永碑’的附会,与使用宽永年号、宽永通宝而一度在绥芬河下游地区活动过的日本人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 。”
(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墓葬中发掘出了宽永钱,经过比对基本与日本所藏的宽永钱差别不大。这可以说明该地区的宽永通宝并不是金末元初或是渤海国私铸的货币,而是来自日本。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认识,宽永通宝确实是由日本人带来的,但是曹廷杰对于所谓“宽永碑”的记载存在附会的谬误,其上也许本不存在所谓“宽永”一说,该碑应该是完颜忠神道碑。而宽永王与宁古塔王的争斗事件和“宽永建都”,应该是金末女真大族建立的割据政权与敌人展开斗争,或是日本海商东来与当地民族冲突,当地人将其年号当成了国号造成的。
写在最后
小小的一枚铜钱,从遥远的东瀛渡海而来,跨越了明亡清兴,直到盛世倾颓。勘察加的密林你曾留下足迹,西北的晨钟暮鼓你亦曾听闻。宽永通宝见证着中日两国在明末清初的经济互动,而它本身也深刻地参与了两个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当你看着这枚铜钱,你会想到明末的战火,清代的崛起与辉煌末路,也可以听到德川幕府的最后挽歌和幕末志士慷慨激昂的呐喊,看到日本即将从一个封闭的小岛国走向强大的路途。历史可以让一枚平凡的钱币,也获得一段如此美丽而复杂的故事。而宽永王与宽永碑,同样带有别样的传奇色彩,至于几番讨论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那不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吗?
(背面无字的宽永通宝)
参考和引用文献
罗继祖.宽永通宝钱,枫窗胜语, 第 168 一 169页;再谈 “宽永通宝”钱,北方文物,1987.3王崇时.“宽永国”假说 , 社会科学战线 ,1985.3李健才.宽永墓碑与宽永通宝,北方文物,1989.4林沄.完颜忠神道碑再考,北方文物,1992.4;完颜忠神道碑与金代恤品路,文物,1976.4(日)菊池俊彦.勘察加半岛出土的宽永通宝,北方文物,1996.3王崇实,李红光.宽永王传说的再思考,北华大学学报,2000.1尹忠祚.明清时代的外币——宽永通宝,钱币,2010.1陈春霞,刘晓东.“宽永国”考辨,北方文物,1993,2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魏声和.鸡林旧闻录(俄)普尔热瓦尔斯基.乌苏里旅行记(俄)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遥远的过去金史·完颜忠传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日)園田 一亀.鞑靼漂流记(日)中桥椈泉.新撰古钱大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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