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具有实录精神的一种史类，是日后修撰帝王实录乃至国史的重要基础史料。

汉魏以迄唐初，史官、史家密书善恶，隐而不宣。孔子作《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见，孔子作《春秋》，除留给后世史家“春秋笔法”外，还留下“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的自保之策。司马迁《史记》到其死后，“其书稍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史官废置不常，偶遇形势安定，君主明达，史官方可有所作为。这就造成不少起居注均系后世追撰而成，而非当时缮就。而到了北朝末年，随着分裂局面行将结束，统一趋势日渐加强，史官密书善恶、隐而不宣的做法也渐被打破。待到隋文帝统一一南北之后，更是“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进一步压制魏晋以降，私家修史之风盛行的情况，收紧撰修国史的孔道，也为日后唐太宗等人强化集权，进而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做了铺垫。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唐太宗显然对群臣的答复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帝王观览国史大有益处，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可以追忆前非，以为鉴诫，并一再提出观览起居注的要求，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翌年，唐太宗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唐太宗又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谏阻，称“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无奈争拗不过，房玄龄等只得删略国史，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进呈，唐太宗见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隐”，于是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对其索观起居注的深层原因，臣下也心知肚明，故而才删略国史进呈，并“语多微隐”。唐太宗还借题发挥，明令史官削去浮词，直书玄武门之变，同时却援引“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典故来为自己不合道统、有悖伦理的行为辩护，暗示史官曲为回护，讳饰掩过，并借此成就一番“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尊重史官直书善恶之权的“帝德”，其为纾解心底的历史焦虑，可谓煞费苦心。

受唐太宗影响，唐宋君主多对起居注给予莫大关注。唐玄宗初即位，好观书，“尤注意于起居注”，“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年冬季，成七百卷”，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由玄宗兄弟岐王、薛王等轮日载笔而成的起居注新形式———内起居注。唐文宗也曾数次取观起居注。为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强化帝王对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唐太宗及其后世君主们采用明尊暗降、分而治之的办法，来逐步分化、瓦解史官手中的“史权”，最终实现了从“索观”到“进御”起居注的目的。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初年，史馆修撰张佖向宋太宗进言，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得到宋太宗允准，“置起居院于禁中”。事后不久，兼掌起居郎事的梁周翰又进言，请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至此，虽其后多有反复，但“天子不观起居注”的传统已基本上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