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所作的《三国志注》，是现存的最早的也是较好的一个注本。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南北朝时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在东晋时曾历官司州主簿、治中从事史等职。刘宋取代东晋以后，裴松之深为宋武帝刘裕所宠信，认为他有“廊庙之才”，得到重任，历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太中大夫等职。宋文帝刘义隆看到西晋初年陈寿所作的《三国志》内容比较简略，于是令裴松之为该书作注。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开始，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注书任务。当时刘义隆看裴注以后，夸赞他说：“裴世期为不朽矣。”可见裴注在当时就受到赏识。直到今天，我们仍认为裴注为我们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这种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裴松之注《三国志》与《史记》三家注和《汉书》的颜注，重点均有所不同。《史记》、《汉书》的注，着重在文义的训释，以及名物制度、地理沿革等的解说，而《三国志》注，则主要是针对该书的简略，而增补了大量的史料。在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由于时代隔得近，有关写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不是看不到，就是尚未编写出来。到了南北朝时，魏晋时期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就大量涌现出来，裴松之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注《三国志》之用。根据《三国志》注所引书目，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列举了一百四十多种，而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则列出了一百五十余种。其实钱、赵二书所列举的书目数字，还不是全部引书之数，据近人详细统计，裴注引书当在二百种以上。

裴松之从四个方面对《三国志》进行了注补工作。第一，补其缺漏。陈书所不载而应该载入的史事，均收入以补其缺。第二，条其异同。凡是同一事而各说不一的，又不能判断谁是谁非的，则一并收入，以备异同。第三，正其谬误。对于明显的错误记载，或违背常理的议论，一一予以纠正。第四，论其得失。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评论。以上四条，概括起来，就是补缺、备异、纠缪、评论。这四条中，前三条都是要用史料来说明问题的，所以都是属于补充史料的范围，只有最后一条是评论文字，不一定需要补充史料。

由于裴松之注书的重点是补充史实，所以在材料的引用方面，与其他注释迥然不同。一般注史者在引用材料时，多只摘录片断文字作为例子，以说明问题而已，而裴注往往比较完整地抄录全文，以备一说。这样，在他的注文中就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史事，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样一来，注文的分量就大大超过了陈寿的本文，我们决不能因为注文比较详尽，因而讥其繁芜。何况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时代的二百多种著作，到唐代修《隋书·经籍志》时，能见到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而到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所以赖裴注保存下来的那些史料，就显得更加宝贵了。因此《三国志》正文与注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过去金陵书局聚珍版印大字《三国志》，注文和正文字体一样大，只是把注文低一格，以示区别，最能体现二者同等重要的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