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艳情传奇小说，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素娥篇》、《春梦琐言》最著名。这些作品，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下，在明清两代一直遭受禁毁厄运。

受封建统治者与观念陈旧狭隘读者的双重压制，几乎被毁灭。作为文化遗产中被禁毁而又幸存下来的作品，以孤本、抄本传世，显得更加珍贵。

这些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形象资料。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以健康的心态、宽容的胸怀，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给予重新审视，可以认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

这些作品在文言小说史、艺术史及性文化史上均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如意君传》在嘉靖年间已流传，叙写武则天与男宠薛敖曹之间的性关系，详细描写武则天宫廷内的性生活。

武氏已七十高龄，性事不得满意，宦官牛晋卿向武氏荐伟岸雄健男子薛敖曹。敖曹被召入宫，极力满足武氏的要求，与其逞欲淫乐。

小说着重描写他们性事的和谐愉悦。武氏对敖曹说：“卿甚如我意，当加卿号如意君也。”

武氏亦因此改元如意。薛敖曹陪伴武氏，顺从武氏，但内心有顾虑有痛苦，终于主动离开宫廷。武氏想再召敖曹入宫，敖曹乘千里马逃去民间。

《如意君传》

对《如意君传》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作者推崇性事，让国君与平民交，性超越了等级伦常。薛敖曹提供武氏以性快乐，想以真情感动她，使其回心转意，恢复李唐王位，维护正统。

写薛敖曹“内助于唐”，以性事助唐治国，把性事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

第二，从两性关系角度看，武氏是主宰者，薛敖曹是被动者，让男人做附庸，改变了男尊女卑、男动女静、地为天用的正统意识。

第三，薛敖曹在服务于武氏时，是民与君交，怀有恐惧、痛苦。

薛敖曹逃出宫廷，流落民间，最后皈依了道家哲学，无欲而安。由崇性纵欲又走向禁欲。

第四，《如意君传》产生在《金瓶梅》之前，在以上各方面都对《金瓶梅》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意君传》把性写得既快乐又痛苦，把性与政治、国事联系，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写性。

人的性行为具有社会、文化的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分开。《如意君传》把人的性行为联系社会性描写，写得复杂多面。

《金瓶梅》能把性与西门庆家庭、晚明社会联系起来描写，应该说《如意君传》已给提供了先例，开辟了道路。

晚明万历至崇祯是小说高度繁荣发展时期，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产生在嘉靖末至万历初，《痴婆子传》即产生在万历年间，正逢小说繁荣期，也正逢巨著《金瓶梅词话》传抄刊刻年代。

《痴婆子传》当早于万历四十年（1612）。小说开头称有筇客者访问一位发白齿落而丰韵犹存的七十老媪，媪即将一生的性经历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忆，进行了详细地述说。

老媪上官阿娜从少女怀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栾家为妻，先被奴仆大徒、伯克奢奸，后又被公公栾翁奸，被寺僧如海及其师奸污。阿娜在男权社会的困境中，成为性榨取的对象，被劫被挟被胁迫。

《痴婆子传》塑造的痴婆阿娜是一位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小说也描写了阿娜对费生、盈郎的偷情。

本能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实现，不得已作性压抑的变态宣泄，也是向男权社会的一种报复。小说作者怀着愤慨之情写阿娜的体验与感受，叙述中充满了一个女人用一生苦难沉积成的愤怒与仇恨。

《痴婆子传》对少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地描写，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纯真合理性。

小说的描写启示做父母者：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不能回避、堵塞与压抑。

阿娜年少之时，喜读《诗经》，父母废淫风不使诵读。阿娜只好偷读。但对于情诗所写男女相悦之词，仍觉不可理解，只好向北邻少妇请教。

少妇先向阿娜解说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但阿娜对男女为什么相悦仍感不解。少妇进一步解释说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阿娜受这种思想的启蒙而产生了与表弟慧敏偷尝禁果的欲念。这种萌动是自然的纯真的。

阿娜进入封建家庭之后，在越轨纵欲的环境中，被迫陷入性迷狂，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娼妓。

最后，阿娜与塾师谷德音产生了爱情，赤诚相爱。真正的爱情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谷德音被鞭打，阿娜被赶出栾家。

小说最后写道：“上官氏历十二夫而终以谷德音败事，盖以情有独钟，故遭众忌。”封建家庭中允许越轨纵欲，而不容阿娜的真正爱情。

《中国古代禁书文库》

阿娜形象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样，在封建社会残酷禁欲——越轨纵欲的困境中，人性被扭曲。

两部作品写出了自在状态存在的真实的女人。今天的读者觉得她们并不可爱，但作者对她们悲剧命运的真实描写，足可令人震撼。

在艺术上，《痴婆子传》是有独创性的。它在语言风格上文约事丰、言近旨远、蕴藉含蓄，极富有传统史传作品的美学风貌。

最具有独创性的是女性视角、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叙述倒装手法，这三者结合，在古典小说中是一种创造，特别值得我们加以珍视与研究。

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指出：

“作为故事的记录者与新世界的观察者而出现的‘我’，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并不罕见。

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其魅力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他还指出，中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并把倒装叙述手法，“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西洋小说手法”。

由此可见，《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成就，超前地具有了现代小说艺术的特点，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痴婆子传》作者为何人，尚不得而知，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待考证。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致刻画、对性欲求的深层探索，可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相比肩。

《素娥篇》当刊印在万历四十年（1612）至天启二年（1622）这十年间，大约在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印的前后。

首有方壶仙客序，谓作者为邺华生。《素娥篇》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被称为金赛研究所的镇山宝。由于不易读到，读者对此书面貌模糊。

全书不是图文各半，也不是以图为主，而是以文为主，图文并茂。图四十七幅，首两幅与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

中间四十三幅为两性行为艺术化的绘形。图前有标题、叙述行为环境与行为特点的文字，并有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交流，然后是一首词。

正文文字九十九页（此一页为线装书刊本的半叶）近万言，是一篇较长的传奇小说。

《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武三思“从行诸姬，次第进御，云雨巫山，兴浓辄极。当时所幸，数人最著：桃姬善词；小桃歌之；桂娥喜吹；佛奴庶几；兰姬善弈，弈称国敌；宝儿握搠，亚斗其侧；紫云草书，雅亦善酒；云英善舞，巧笑倩口。余皆灼灼，有名莫传。”作此铺垫之后，叙写素娥道：“素娥虽未幸，实其行中第一，然质居人先，选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得近三思身。”

然后叙写素娥抑郁心情，作《春风荡》、《长门嘲》诗以自荐。素娥终得近三思而受宠。以下叙写二人“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势”。

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把两性行为艺术化。

《素娥篇》四十三幅行为图，不同于《花营锦阵》等春宫图。它不是某种性行为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艺术化，有几幅图绘双人优美舞姿的定格、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哲思的形象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

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是一幅优美的双人舞蹈图。

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对性美的礼赞。

第十八《囫囵太极》绘“太和元气”、“阴阳交泰”。第四十一《碧玉连环》其意境与《花营锦阵》之《解连环》不同。

《花》图绘侧卧交接姿势。而《素》图绘二人坐立拥抱亲密无间，而不重实用技巧。

《素娥篇》故事结尾时，狄仁杰突然出场，要求会见素娥。素娥不敢相见，自称是花月之妖。

与狄仁杰会见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后来武三思亦退居该山，二人得道成仙。

《素娥篇》以散文、诗词、绘画结合，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恶的新观念，并企图告诉人们：性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和音乐、绘画、诗词是相通的。

《王汝梅解读》

《春梦琐言》刊于崇祯年间，篇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春二月援笔于胥江客舍”。沃焦山人待考。现存日本传抄本。沃焦山人序谓：

“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书极淫亵之事，亦往往有诗，其词尤陋寝不足见。至写媾和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味。”

这种褒己贬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春梦琐言》正是模仿《游仙窟》而作。小说叙写书生韩仲琏游山水时步入一洞，出洞见一庭院，由两丫环引见主人李姐、棠娘。仲琏夜宿不能寐。

李姐、棠娘秉灯而入，乃交欢。山鹃叫过屋顶，仲琏警觉，已失两女所在，凭石而坐，置素李、海棠两树间。两女为树精。仲琏怅然题诗而还。情节、人物设置颇类《游仙窟》。

《游仙窟》产生于唐开元年间。在唐代文士笔下，性爱不是罪恶的而是欢快的美好的。

所写“下官”与十娘的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凭感情自由抒发，这是只有在比较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才有的心境。

《春梦琐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恋，视性美而不是恶。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唐人开放思想的回归。

不单是文学形态上的模仿问题，这说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创造的《游仙窟》那样的文化氛围。《春梦琐言》开头交代仲琏对女子“无一所勾引”，“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想说明他的童贞身分，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伦理道德的观念更重。“

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的浅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样淳厚、情深。

《游》与《春》都是写远游客来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仓促离别，未再发展性之后情的升华。

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廊桥遗梦》。中国明代的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注重房中术的运用、注重奇异的假想。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总体评价上来说，其历史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如意君传》等艳情传奇名篇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某阶层的性行为、性心理与性观念，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献资料。

《如意君传》写到“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具体写武氏、敖曹仿民间习俗，提供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人虐恋行为。

第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独特创造，成为明代文言小说史不可或缺的环节。

《痴婆子传》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与倒装叙事手法，如果没有这一特例，人们还会误认为倒装叙述是“西洋小说手法”。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

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

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

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

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

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

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

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金瓶梅版本史》

文章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王汝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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