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继《汉书》之后，我国古代第二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志三十卷，主要记述东汉建武元（25年）至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20年）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范晔（398年～445年），字蔚宗，顺阳郡顺阳县人。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官员。 壹

《后汉书》作者为范晔。范晔，字蔚宗，小字砖，出身仕宦之家，多才多艺。范晔的仕途是随着父亲范泰投效刘裕开始的。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还彭城，受命相国宋公，范晔任为相国掾，不久，又投刘裕第四子义康幕府。刘裕代晋后，封义康为彭城王，进号右将军。范晔先在义康部下任冠军参军，又随转任右军参军，历时四年左右，入朝补尚书外兵郎。宋文帝即位，父亲范泰解国子祭酒职，致仕，乘轻舟游东阳，不问朝事。两年后，文帝杀徐羡之等，朝政稳定，范泰再度入朝做官，因他是刘裕的旧臣，文帝备加优待礼遇。考虑范晔有脚疾，文帝特地准许他乘舆宴见。此时，刘义康改任荆州刺史。范晔再度投为义康部下，任荆州别驾从事史，受到刘义康的厚遇。不久，范晔被朝廷召为秘书丞。范晔三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范晔以丁忧去职。两年后，复官，到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手下任司马，领新蔡（治今河南新蔡）太守。檀道济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名将。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军逼近滑台（今河南滑县），文帝加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率众北伐。范晔刚刚过了两年居忧的闲散生活，很难立即适应征战之苦，听到北伐之令下，声称患有脚疾不便行军，文帝不许，但照顾他乘船负责由水路运送队伍和军械。北伐军回师后，范晔调任彭城王义康手下为司徒从事中郎。这时的义康已入朝为司徒，录尚书事，又领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与王弘共辅朝政。义康是皇族，所以王弘凡事推辞，形成义康一人专揽朝政之势。范晔这次回义康手下任职已是第三次，相互间的关系自然又增进了一层。不久，范晔升任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年），受其父范泰“好酒，不拘小节”的影响，而又远不如范泰练达的范晔，闯下一场大祸：这年冬天夜晚酣饮，醉后开北窗听义康之母下葬之前的挽歌为乐，事情被义康知道，大怒，贬范晔为宣城太守（今安徽宣城）。这件意外的灾祸，便成为范晔一生事业的转折。在宣城太守任上，他郁郁寡欢，乃转而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历史研究。

范晔纵观历代诸家所写的东汉史书，总觉得不够满意，或剪裁不当，或疏误甚众，或干涩乏味，或体例不周，因而他决心发愤撰写，著述一部具有独特风格、超过前人的东汉史。时年三十五岁的他，开始了《后汉书》的撰写。

东汉（25～220年）疆域图

约在元嘉十七年（439年）时，范晔调任始兴王刘浚（宋文帝第二子）部下为后军长史，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太守。范晔由后军长史升任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同掌禁军，参预机要。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范晔任太子詹事。次年，他被人告发说参加了孔熙先等人谋立刘义康为帝事，以谋反罪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他死后，《后汉书》“志”尚未完成。今本《后汉书》的十志，是南朝梁刘昭在为范书作注时，因范晔生前曾赞扬过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将其中的八志，分为三十卷，加以注释增补，附入范书之中。起初两书各自单行，至北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判国子监孙奭奏请把两书校勘合刻，至此两书始合为一书。

范晔《后汉书》 贰

范晔所生活的时代，距后汉的灭亡已有二百余年，他编写《后汉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为前人的著述。关于东汉一代的历史，在《后汉书》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撰写，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础，博采众书，斟酌去取，自订体例，写成《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一家之作，立意超过以往记后汉历史的诸家之作。

在体例方面，范晔比较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即他所称《春秋》的长短，指出了《春秋》的短处，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比较的结果，他拟以班固《汉书》为范本。范晔对全书事前有周密的安排，原计划是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以与班固的《汉书》相应。但范晔只完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十志则托付给谢俨撰作，将要完成时，遇范晔被杀，文稿皆散佚。范书的本纪、列传虽承袭了《史记》、《汉书》体例，但是也有他的创新。范晔这一改变是有他的根据和用意的。因为，东汉自和帝以后，当皇帝的都是十岁左右的小孩，雉子无知，政权往往掌握在太后和外戚手中，太后临朝听政习以为常，所以将皇后列入本纪，是反映了东汉时期这一历史特点的。刘知几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皇后只应称传而不能称纪。其实《皇后纪》始自华峤《后汉书》，范晔只是根据史实要求，采用华峤的体例而已，这正符合史家变通之旨，是无可厚非的。

在本纪中，范晔继承和发挥了司马迁的附记方式。范晔也将在位短暂，史事不多，独为一卷内容太少的皇帝，与前任皇帝合为一卷。例如殇帝刘隆，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在位仅八个月，无事迹可记，遂附于《和帝纪》卷中。另将年幼、在位时间不长的冲帝、质帝与顺帝合为一卷。

汉光武帝刘秀（前5年～57年），起兵反抗王莽，建立东汉，重新统一全国，开创“光武中兴”

《列传》是《后汉书》主要组成部分。《后汉书》列传目录有名有姓的达五百余人，超过《史记》、《汉书》的数目。这样，对如何剪裁安排这些史料，使其简明而又周密，脉络清晰而又不遗漏重要史实，范晔也有创新。从全书来看，对一些无关大局的人物，即便是身居高位的王侯卿相，也不单独立传，只散见各纪、传。相反，对地位虽不高，但于社会历史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则单独立传。由此，可见对各个传记人物，范晔是经过刻意斟酌、悉心核订的。

人物传记大多以类相从，即将人物才学、品德、事迹相同或类似者，共列为一卷。如邓禹、寇恂都不仕王莽、更始，而投奔刘秀，共为一卷；将割据称帝王的王郎、刘永等八人合为一卷；郭泰、符融、许昭以清高有人伦之鉴、知名当世而合为一传等。范书列传中也多用附记方法记载同类人物，有的人虽记载不多，但多叙其姓氏籍贯，如《来歙传》记述了共同谏废太子的郑安世等十七人履历。范晔除继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类传外，还新创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个类传，充分反映了东汉历史的变化和特点。而《列女传》，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创举。它把社会上有才学和品德修养好的妇女，列入史册，用专传记载下来，这的确很有意义。范晔为妇女立专传，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的，弃富安贫的鲍宣妻、事婆母至孝的姜诗妻，女史家班昭、孝女曹娥、女文学家蔡文姬等的事迹，就是因为《列女传》而保存下来。范晔将蔡文姬收入《列女传》，多为后来的封建文人所讥诮，认为蔡文姬几次改嫁，是不应当列入的。蔡文姬先嫁卫仲道，后没于匈奴而归左贤王，为曹操赎回以后，再嫁给董祀为妻。殊不知范晔设立这个类传，不是专为表彰节烈，而提出要“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为专一操而已”。

《后汉书》还为少数民族立了六个列传，即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不仅包括了当时的各个主要民族，还记载了四周与东汉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保存了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大量史料。

苍山东汉墓画像石《胡汉交战图》

窦宪攻稽落山北匈奴之战（89年）

范氏《后汉书》的特点之一是在每篇纪或传之后著以评论，有的传前撰有小序，各篇之后均缀之以赞。“序”为立传的宗旨和类传之纲。《后汉书》蹬《皇后纪》和孝子、处士、党锢、循吏、酷吏、宦者、儒林、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东夷、西羌、西域诸传均作序，共十五篇。序作为一种史书体例，是由司马迁首先采用的。范晔沿袭这一体例，有其独到之处。大体说来，《后汉书》序的用意有三：一是概述事物的渊源流变。二是指出了立类的标准。三是说明序论的依据。范晔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孔子语录。

“论”大多是借古喻今，评论时政和人物的得失，为正史纪传所必备的体例。《后汉书》有论一百二十一篇，凡一万五千八百余言。这是范晔史论的主要部分。范晔自认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列传的序论。如《党锢》、《宦者》的论都是著名的史论文章，不仅内容上有其独到的见解，而且文笔豪放畅达，气势磅礴。在运用儒家道德，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时，范晔是鼓吹仁义、崇尚忠信、表彰气节的。范晔作论，是有论则发，无论则缺，不求勉强发论，像孝子、循吏、文苑、独行、列女五传没有论。而每卷论作几篇，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如《皇后纪》和邓寇、桓丁两传各有三篇论，《隗嚣公孙述传》以下二十卷各有论两篇，其余六十二卷各有论一篇，这就使论在运用上较为灵活。

“赞”是对该人物的评价。魏晋以前修史，本不作“赞”。“赞”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种体例，是由范晔首创的。《后汉书》赞九十篇，三千二百六十四字。范晔修赞，沿用《春秋》笔法，一字一句皆作褒贬，或直言，或隐喻，字里行间反映出范晔对历史人物、事件的一些具体看法。在“赞”中，范晔都很注意揭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如赞梁商父子，则说：“商恨善柔，冀遂贪乱。”像这样的赞语，在《后汉书》中所占比重很大。《后汉书》的“赞”这种体例一经创立，便得到一些史家的推崇和采用。萧子显、李百药撰南、北齐书，唐修《晋书》，都采用了这一体例。

范晔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通过上述三种史论形式反映出来的。总而言之，在历史观方面，他既认为“天”、“命”对社会的变革起决定作用，也承认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不过所谓“天”、“命”指的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的社会政治形势。在政治方面，他向往“仁政”，反对暴政，在道德观方面，他作为封建传统道德的拥护者，尽管有个别超脱之处，但终究还在宣扬“仁”、“德”、“孝悌”、“忠贞”、“信义”那套儒家行为规范，并把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理论根据。在人物评价方面，他能够遵循历史事实，对每一类或每一个传记人物，进行具体的分析，指出其社会地位和作用，这同其他封建史家相比较，可以称得上“立论持平，褒贬允当”。

汉代洛阳宫殿复原图

范晔在《后汉书》中，还将东汉时代有较高价值的文学、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整篇的或摘要载于有关人的传中。如崔唸的《政论》、桓谭的《陈时政疏》、王符的《潜夫论》中的五篇、仲长统《昌言》之《理乱》、《损益》及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四愁诗》等，均载入本人传内。另外，《后汉书》保留了不少先秦史料。《后汉书》虽为断代史，但范晔在许多列传的序、论、赞中，往往打破体裁限制和朝代束缚，征引了不少先秦史料。如《竹书纪年》为晋代发现的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其中记事多与《史记》及儒家所传的六艺不同，所以当时不受重视，很少有人引用。范晔在《东夷》、《西羌》等列传的序论中，大量征引《竹书纪年》这部已失传的先秦古籍上的有关资料。

大量收集歌谣也是《后汉书》的一大特点。《后汉书》采用的歌谣，涉及面很广，大多是反映当时社会问题的。

汉倭奴国王金印（发掘于日本九州岛）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也非常高。范晔在狱中自知将不久于世的时候，给他的诸甥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于已有的各史书和他所著的《后汉书》的看法，特别着重在文学方面，这封信被后人看成为《后汉书》的自序。他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又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从文学方面看，《后汉书》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所以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

对于范晔的《后汉书》，历代有许多评论，其中绝大多数是给以肯定的评价。梁刘昭说：“范晔《后汉》，良跨众氏”，认为范书超过前人。唐朝刘知己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又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功。”刘知己作为史评家，对诸史多所挑剔，对范书来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了。清代学者王鸣盛，更是对范晔及其《后汉书》备加推崇。的确，《后汉书》结构谨严，内容丰富，文辞优美、流畅，叙事简洁，笔势纵放，时有新意，故此书一出，大家争相传诵，除了袁宏《后汉书》外，在他之前各家后汉书便逐渐销声匿迹，至于亡佚。其后梁萧子显复著《后汉书》一百卷、王韶作《后汉林》二百卷亦皆未能传世。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范晔的《后汉书》必有其过人之处，有其存在的价值。在今天，它已成为我们研究东汉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史书。

东汉马踏飞燕

《后汉书》虽有诸多的优点和长处，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史实有遗漏和错误。《许慎传》仅有三行八十五字，记事过简不全。第二，《后汉书》指导思想的另一消极方面，是在类传中有宣扬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诞的内容。《列女传》中记班昭作《女诫》七篇，宣扬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亲都是坠江溺死，她们也投水自杀，是宣传“孝”，荀采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从，自缢死，这是宣扬“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贞节”观念。在《方术传》中范晔记述了大量荒诞的鬼神迷信之事，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思想。第三，黄巾起义领袖无传。而范晔对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竟不立专传记载，仅在灵帝纪及皇甫嵩等传中有零星记述，开了不为农民起义领袖立传的恶例。

总而言之，《后汉书》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和文字上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作为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远远超过同类其他著作的，是继《史记》、《汉书》及《三国志》问世之后的又一杰出的史学著作。（完）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