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本非常与从不同的史书，名叫《竹书纪年》，这本书是西晋咸宁五年被一个盗墓人发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的史官合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

这本书出土以后震撼了所有人，因为它记录了夏朝到战国时期的很多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许多地方与《史记》差别极大，价值取向也完全不同。比如，据《史记》记载，商朝的伊尹囚禁太甲3年以后见太甲改过自新了便将国家还给了他，《竹书纪年》却说，伊尹放逐太甲以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了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尧幽囚，舜野死”，上古的禅让都是假的。史学界也迷惑了，上古到底有没有禅让呢？这本书记载的内容到底是真是假呢？我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就从个人的角度谈一点看法，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但是不要忘了，历史这个小姑娘虽然可以任人打扮，但你无论怎样打扮她都是个小姑娘，就算你给她女扮男装了，那也是个假小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再看历史的时候就不会轻易被误导了。

如何判断《竹书纪年》里面与《史记》等书相冲突的内容的真假呢？在没有挖到足够的史料作为证据以前直接从内容上推理是很难下结论的，所以，我们得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从哪个角度呢？魏国，这本书出自魏国，魏国的出现三家分晋的结果，三家分晋又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水冷，意义深远。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描述了三家分晋：“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在三家分晋以前，慑于*河蟹*的名声太坏、后果严重，实力再强的卿相都不敢篡夺诸侯之位，春秋五霸都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干私活的，明面上绝对不敢乱来，现在周天子却把韩、魏、赵三家封为诸候，此举纯属是在鼓励*河蟹*，之后天下就彻底乱套了。

魏斯被封为魏文侯以后魏氏家族的胃口更大了，魏斯的孙子魏罃又搞了个“ 五国相王”，与韩、赵、燕、中山等国家相互称王，本来周室是希望用封侯的方式拉拢一下魏氏家族的，结果适得其反，人家彻底反了。但是，魏氏家族的所作所为毕竟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在那个年代，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法性很容易被人找个理由灭掉的，魏氏家族应该如何为自己找到合法性呢？从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里是找不到的，周朝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也不支持，怎么办呢？《竹书纪年》一书出现了。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按这本书的说法，上古就没有禅让，只有血腥的政变，既然如此，三家分晋就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了，魏罃自立为王也就完全正确了，魏氏家族身上的道德包袱就可以卸下来了。魏氏家族搞出这本书来本来是大逆不道的，却没被诸侯讨伐，原因何在呢？当时各家诸侯都象魏氏一样有争夺天下的野心，既然魏氏愿意出头为大家造舆论洗白，各家诸侯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灭智氏起于魏氏，三家分晋起于魏氏，五国相王同样起于魏氏，足见魏氏家族虽然出身比其他称王的诸侯低，只是卿相，却是非常积极上进的*河蟹*派。有人愿意在前面开路，各家诸侯也就高高兴兴得跟在后面了，*河蟹*的舆论支持就是《竹书纪年》。《韩非子·说疑》中有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是韩王的儿子，韩国也是灭智伯、分晋和五国相王三大事件的参与者，韩非子能说这些事做得不对吗？跟《竹书纪年》的口径一致才符合韩非子的身份。

第二，这本书的结构跟史记不一样，是编年体，《史记》是记传体，编书的人用心良苦。这两种文体有什么区别呢？记传体每篇记录一个人的平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一目了然，编年体按年份分隔内容，看一个人物就象看草原上羊群里的一只羊一样，根本分不清它要去哪里。如果用记传体来写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从少年立志到功成名就人品操守清清楚楚，是非功过明明白白，盖棺定论非常容易，但用编年体就失去了焦点。

魏斯父子是*河蟹*的领头羊，如果用记传体写世人一眼能看出他们爷三个是逆首，用编年体就不一样了，当时“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按年份写每年都有一堆诸侯大夫们胡来，魏氏家庭就不显眼了。本来他们家是始作俑者，现在连影子都不好找了。

第三，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史官在《竹书纪年》一书中对灭智伯、三国分晋、五国相王这三件最能给魏氏定罪的事情上全都进行了隐形处理，灭智伯的晋阳之战和五国相王事件书里没有记录，三家分晋也只记了一句话，“二十三年，王命晋卿魏氏、赵氏、韩氏为诸侯。”魏氏的*河蟹*行为不见了！

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吧，魏氏家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打扮了历史这个小姑娘，为了给自己家族开脱罪名把上古的禅让史都篡改了，小姑娘被他们打扮成了个假小子，可他们依然露了马脚。既然血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较量是合理的，一直都存在，你们把灭智氏、分晋和自立为王这三件大事情藏起来干什么？如果革命是合理的，这三件大事可是魏斯爷三个的盖世功勋所在，应该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才对！藏起来不是掩盖领导人大功吗，史官不想混了？史官当然不傻，不写清楚的原因只有一个，魏氏家族做贼心虚，史家替他们打埋伏。

史官是一份非常难做的工作，不实事求是不行，实事求是得罪了当权者又容易丢命，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太史记录了“崔杼弑其君”一事，崔杼一怒之下就把太史杀了，崔杼又命太史的弟弟改写，结果对方照写不误，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之后太史的二弟仍然照写，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赶紧往都城赶，准备照写。崔杼一看再杀就彻底犯众怒了，只好罢休。董狐秉笔直书的故事也是大家熟知的，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也忍受了宫刑，多么不容易！

正是靠着这些负责任的史官的努力，中国的历史才成了信史，考古的时候只要能发现地下的墓，一翻史书和地方志就能推测出是谁的墓，挖都不用挖，八九不离十，但写《竹书纪年》的史官相当不负责任，居然把灭智伯、三国分晋、五国相王这三件天大的事情全部隐形处理了，如果唐朝的史官也这么记录历史，我们就不知道玄武门之变了。

现在可以做结论了，《竹书纪年》一书是魏氏家族启动的一个通过篡改历史来为魏氏政权寻找合法性的舆论工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反推了，《竹书纪年》一书中与《史记》等书中内容相冲突的基本都是假的，特别是与*河蟹*有关的内容。

现在，《竹书纪年》里面造假的内容也有找到证据的了，比如伊尹被太甲杀害的记载，通过对不同地区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破译发现，伊尹在整个商朝都是师权的象征，地位尊崇，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都有，伊尹的后人在整个商朝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甲骨文的记录比《竹书记年》更早，而且是不同地方出土的古骨文，又跟《史记》等书的口径相吻合，《竹书记年》上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假的。商朝距离《竹书纪年》成书不过700年，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中国的传统是后一个朝代给前一个朝代修史，历史资料是不缺的，《竹书纪年》都敢乱编，“尧幽囚、舜野死”的事情就更不靠谱了，这些内容迎合了魏氏自立为王的合法性，又与其他的史书相冲突，也可以确认是假的。

魏氏家族为了一家之私利不惜诬陷上古多位圣人，自毁中华历史，其心歹毒，魏国的国运自然不可能好了。魏文侯一家子苦心经营使得魏国成为中原的强国，可惜，魏罃称王以后便“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国力由盛转衰。秦始皇开始统一天下之后，魏、赵、韩这三个开启了战国时代的国家也最先被秦国所灭。本来，秦国跟晋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两国经常通婚，“秦晋之好”就是描述的这个情形，但是，魏、赵、韩三家把晋国给分了，结果他们成了最先被秦国灭掉的诸侯国，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