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凭借区区1万余兵力的日本关东军，竟成功鲸吞东三省，从此之后，中国工业最为发达、土地最为肥沃的东北三省沦陷日寇之手。

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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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作为当时中国名义上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却不顾日寇对中国领土的鲸吞蚕食，仍然坚持围剿红军，这使得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变得臭名昭著。

此后，蒋介石对日寇侵略的步步退让和妥协，则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嘴脸，也让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变得更加臭不可闻。

那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何时提出来的呢？

虽然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臭名昭著，但是，蒋介石提出这一政策的时间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不过，倒是依然与日寇侵略有关。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已极为嚣张，遍布全国的日军间谍不断采用军事或政治手段进行挑衅。这些挑衅有的是日本官方指使的行为，更多的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私自行动。

驻东北的日军

尤其是在日本经营最久、实力最为雄厚的东北地区，日寇的挑衅更是极为频繁。例如，1931年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就先后爆发过万宝山惨案和中村惨案。

1936年6月，驻扎东北的日本武装警察怂恿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殖民地居民——朝鲜族农民在吉林万宝山挖掘筑坝，截断中国农民的水源，致使当地中国农民与朝鲜族农民矛盾激化。

成功挑起矛盾后，日本警察则无耻的向中国农民开枪，打死数十名中国农民，使得中朝农民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日本则趁机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半岛内大做文章，鼓动仇华排华，使得朝鲜半岛及日本境内大量华侨被杀害，中日关系骤然紧张。

而就在日寇鼓动万宝山惨案的同时，由于一名日寇间谍、当时担任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在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时，被东北军抓获并处死。

蒋介石

日寇得到这一消息之后立刻捏造了中村事件，隐瞒中村震太郎的间谍行径，大肆宣传“日本在满蒙特殊利益受到中国的侵害”，鼓吹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都是日寇蓄意酿造挑动事端的行为，日本的接连挑衅使得中国民族危机愈发严重，民众对于日寇的反感也愈发强烈，抗日救亡运动因此日益高涨。

面对这种形势，正在江西抚州亲自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在前线向南京政府发回电报，不但对日寇的挑衅没有丝毫反击指示，反而一再强调：

也就是说，面对日寇的疯狂挑衅中国利益不断被侵害的局面，面对中国国内抗日情绪高涨的趋势，蒋介石不但没有领导大家共同抗日的意思，反而提出“协力抑制排日活动”，准备继续隐忍，从而方便他“剿共”。

蒋介石

然而，人民群众对于日寇的仇恨和爱国热情，显然不是蒋介石的抑制排日活动所能压下去的，所以，抗日高潮虽然受到国民党的打压，依然如火如荼。

面对这种局势，十分担心“剿共”大业受损的蒋介石，在7月23日在此发表了这样一封电报，电报的名字叫《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在电报中蒋介石说道：

这是蒋介石第1次系统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是“攘外必先安内”见诸文字之始。而且从此之后，蒋介石开始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

攘外必先安内，顾名思义就是想要“攘外”，也就是去除外敌，首先需要“安内”，也就是清除国内的对手。而蒋介石在30年代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他面临怎样的局面呢？

军阀割据的民国

到20世纪30年代时，当时的中国外部环境延续了清末时期的格局，英、法、美、日等列强仍不断对中国进行吸髓式的压榨。不过，当时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尤其是欧洲局势的变化，英法意德等西方欧洲列强已经不具备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的可能，而美国又在大发战争财，也没有武装入侵中国的兴趣。

所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外敌，就是与中国毗邻且野心勃勃最穷列强——日本。日本侵略中国之意，早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本就畸形的日本经济更是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本就歇斯底里的日本，再次决定孤注一掷赌国运——武装全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

而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的日本面对仍处于军阀混战割据局面的中国，几乎拥有压倒般的优势。所以，毫不意外的，日寇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部敌人。

而这一点，也是当时中国军民的共识。对于拥有中央大义，同时也是中国最强势力领导者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更为了解。

蒋介石

那么，除了日寇这个迫在眉睫的最大外敌之外，在中国国内，蒋介石的对手都有哪些呢？

当时的中国，存在三股最大的军事力量。除了占据江浙赣地区，同时拥有中国最强军事集团的蒋介石之外，国民党内部还有以广东军阀陈济棠、桂系军阀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地方军阀。

这些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占据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势力更是遍布全国。如果算总兵力的话，甚至远远超过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之前，占据中国东北三省的张学良东北军，其实也是这样一支有别于蒋介石的军阀力量。

而且，这股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实力派，一直拥有着将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野心，他们甚至多次建立反蒋政府。蒋介石对于这些听调不听宣的半独立势力，自然早已欲除之而后快。

而除了遍布全国的军阀之外，还有一支力量与国民党军阀截然不同的力量，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的屠刀并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开始擦干血迹，在全国范围内领导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红色政权。1933年7月11日，中国共产党更是在江苏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一支力量。

红色根据地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各方地方实力派虽然实力不弱，地盘也远大于他，但是，这些人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以蒋介石高超的手腕和雄厚的财力，蒋介石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将其逐一瓦解，并彻底完成对国民党的掌握。

所以，对于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蒋介石大多数的手段都是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对于蒋介石而言，他的真正心腹大患是曾经与国民党合作完成北伐战争的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和农民阶层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得益于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实力弱小的中国工农红军不但没有被蒋介石剿灭，反而越战越强，红色根据地也因此愈发壮大。

这让蒋介石极为不安。尤其是毗邻其老巢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不断壮大，更让蒋介石如芒在背。最令蒋介石恐惧的是，他多次调集绝对优势兵力围剿红军，却依然不是红军的对手。

面对这样的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的蒋介石面临三种抉择，一个是先团结国内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也就是先抗日后剿共，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军民的共同愿望；一种选择是先剿共后抗日；第三种选择则是同时抗日和剿共。

蒋介石

第1种选择最得人心。然而，曾前往日本留学，对于日本颇为了解的蒋介石，却因此对日寇有了根深蒂固的恐惧。在蒋介石看来，四分五裂的中国面对工业化的日本根本不是对手。对日本恐惧到极点的蒋介石甚至认为，中国如果对日抵抗，三天就会亡国。

1932年1月11日，第2次下野的蒋介石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在文章中蒋介石说道：

所以，在蒋介石看来，他领导的中国绝不是日寇的对手。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介石对于日本的不断挑衅和侵略，屡屡选择退让妥协。

918事变爆发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前线写下日记：

然而，对于日本的恐惧让蒋介石虽然愤恨，却只敢在日记中抱怨。所以，先抗日后剿共的选择，第一时间被蒋介石否掉。

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的第1次围剿

既然不敢先打日本，自然，两线作战，同时抗日和剿共对于蒋介石自然更是天方夜谭。更何况，虽然并非一个多么优秀的统帅，但是，上过军校的蒋介石也知道两线作战的弊端。所以，第3种选择自然也不在蒋介石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虽然这三个选项，但在蒋介石看来，其实只有一个选择——想要解决日寇侵华问题，就必须“安内”。所以，在1931年11月3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宣誓仪式上，蒋介石发表了这样的演讲：

再一次强调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而对于这个政策，将介石确实做到了言出必行，从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一直坚持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重拳出击，其“剿共”意志之坚决，之百折不挠，令人瞠目结舌。

而且，这种坚持即便在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之后，依然没有丝毫动摇。为了转移欧美各国对于日寇占据中国东三省的注意力，1931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了武装事端。

一二八事变

面对日寇的挑衅，面临上海这一中国最大城市沦陷日寇之手的危险，蒋介石依然在略做抵抗之后选择妥协。

最终，一二八事变以蒋介石与日寇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宣布告终。协定签订后，毫不意外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

因为，在这个协定中，蒋介石与日本达成了这样所谓的三个谅解：第一，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第二，坚决抗日的第19路军换防，将其调离上海，第三，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之后，不但全国舆论沸腾，就连国民党内的许多势力也纷纷提出质疑。然而，蒋介石却依然坚持“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也许，蒋介石从晚清政府获得的经验，因为根据我大清的经验，内部威胁比列强侵略更危险——列强只是要钱，而共产党则是要命。

所以，在《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蒋介石再次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马不停蹄的调集数10万重兵，再次向红色根据地发动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

对于自己这一选择，蒋介石曾在其所著的《苏俄在中国》中这样解释：

所以，蒋介石在进一步发动围剿的同时，还曾向参与“剿共”的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发了这样的指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

在此之后，蒋介石一直是以极其坚定的态度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绝大部分兵力和兵力、精力和财力用于剿共。自然，面对的日寇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只能一退再退。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于日寇侵略行径的最大抵抗，就是1933年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越过长城南下时的长城抗战。

当时，蒋介石曾调派三个师的中央军协同东北军及宋哲元29军在长城对日寇侵略进行抵抗，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

然而，就在长城抗战爆发之时，蒋介石用于剿共的兵力却10倍于长城抗战的兵力。当时，蒋介石仅用于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的兵力就高达50余万。

对此，蒋介石在4月7日对参加剿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公然声称：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在此后对日寇的侵略，蒋介石一直没有做多大抵抗，而且还不许别人抵抗，甚至竭力阻挠分化和肢解抗日部队。

例如，1932年，曾在上海奋起抵抗日寇侵略的第19路军被撤离上海，并最终被解散。1933年，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长曾收复多片失地，给予日寇沉重打击，而蒋介石却取缔察哈尔民众同盟军。甚至公然调集重兵围剿民众同盟军，同盟军将领吉鸿昌也被蒋介石残忍伤害。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至于对于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蒋介石更是公然采用特务等方式进行暗中摧残镇压。

可以说，当时的蒋介石对于“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日寇的侵略根本不重要，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危机也不重要，完成他的“剿共”大业才是第1位的。

也正是因为蒋介石走火入魔般的对外卑躬屈膝，对内疯狂剿共，使得蒋介石越来越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这种反对，甚至已经遍及蒋介石国民党内部。

当时，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不仅仅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众，即便国民党内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也是十分反对的。而这种反对，随着蒋介石的固执己见和民族危机的愈发紧张而达到高潮。

这种顶峰则是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终于震惊的发现，如果再不顺应民意，顺应全国绝大多数人民要求抗日的主张，他不但将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且即便倚之为根本的军队，也将众叛亲离。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

所以，才有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共第2次合作，才有了10年内战结束，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才有了艰苦卓绝8年抗战的胜利，也才有了“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最终破产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