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袁绍的失败堪称时代的最大意外，作为继董卓之后的最强政治军事集团，他曾“虎眎四州，强盛莫敌”；但在短短数年之后，他就败给了一度依附于自己的曹操。

董太后和董卓是什么关系（董太后与何皇后的关系）

对于袁绍的主要教训，后世的总结高度一致，即“短于从善，故至于败”，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战略层面，不听从沮授之计、放弃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先机，将占据政治正义性、合法性道德高地的机会拱手让给了曹操，从而导致自己处于舆论被动局面。

那么，袁绍做出此种抉择的原因是什么？难道真的是所谓的刚愎自用、性格缺陷？

恐怕未必。对于出身世代公卿、享受了顶级的教育，堪称当时最为杰出政治家之一的袁绍，我们应当结合其崛起轨迹特点，考虑他必须秉承的政治形象、路线方针，通俗点来说，就是人设、Flag。

对于这几个概念，在当今社会并不陌生。小到明星，有型男、鲜肉、御姐、萝莉之别；大到西方政客、政党，有保守、自由之分。这些标签的背后，要么体现了当事主体所代表的阶层，要么反映了他们所依仗的群体，或者透露了他们想要争取的对象。从来没人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支持，结合自身优势、明确形象定位，从而进行舆论造势、尽量扩大基本盘，是开展社会活动的基本逻辑。

相对应的，若要击垮一个主体，最高明的手段莫过于推翻其人设、混乱其思想，进而瓦解其组织；因而对于任何社会主体而言，人设可以根据时代而改进，但最忌讳对过往自我否定、自我推翻，那形同于自我毁灭。最典型的反面案例，莫过于近代苏联的解体。

作为最早熟的文明体系，我们的古代政治家更是深谙此道。以三国时期为例，曹操出身不甚体面（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被门第世家轻视，便举起了“唯才是举”的大旗，以博取基数更大的中下级人才群的支持；

刘备起点低、底子薄，便突出“没落皇室后裔”的高辨识度特色，贴上汉室正宗的标签。

那袁绍呢？四世三公只是他的出身，而且并不具备唯一性；他赖以发展壮大的特色政治形象有二：铲除邪恶宦官势力的斗士，对抗残暴军阀董卓的英雄。

这两大便签的形成，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袁绍强势崛起、称雄河北的最大政治推手；但要命的是，他的这两大人设，与汉献帝刘协却存在天生的排斥。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两大势力的殊死搏杀，成了政治生活的主线，朝廷空前黑暗。汉灵帝在位期间，两大利益集团的利益纠葛空前激化，直接导致东汉政局分崩离析。

汉灵帝刘宏是整个东汉时期最为信任官宦的皇帝（没有之一），甚至说出了“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的荒谬言论。他在位期间，可以被视作纯粹的“宦官政治”。

但身为皇帝，汉灵帝的身边自然也有外戚集团，而且分为两支：母亲董太后及其侄子董重，第二任皇后何氏及其兄长何进；

但这两股外戚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董氏身为堂堂大汉帝国太后，竟然贪图钱财，吩咐儿子汉灵帝卖官求财，自己也收受贿赂、扰乱朝政；侄子董重担任骠骑将军，与宦官互为党援；外甥张忠在南阳太守任上贪赃枉法、借机敛财......

但何氏也不遑多让。何皇后出自屠户之家，生性彪悍，曾因嫉妒王美人生下皇子刘协而将其毒杀。汉灵帝勃然大怒、欲将其废黜，经宦官们苦苦劝阻才作罢。何皇后的兄弟何进、何苗都手握重兵；同时，十常侍之一的郭胜是他们的同乡，曾为何氏的飞黄腾达出过大力，因此双方也是事实上的盟友。

董氏、何氏、宦官三大集团利益盘根错节，最终三方围绕拥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而撕破脸。

何皇帝之所以能被立为皇后，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下了皇子刘辩；王美人被杀后，她所生的皇子刘协被董太后亲自抚养。为了维系家族的长远利益，双方自然希望自己抚养的孩子能成为储君，明争暗斗随之而来；

而对于掌握决定权的汉灵帝本人而言，他并不喜欢“轻佻无威仪”的刘辩，更倾向于聪明伶俐识大体的刘协，但考虑到何氏兄妹正受自己宠信，便将此事耽搁。直到临终前，他才吩咐宦官、西园军元帅蹇硕拥立皇子刘协。

当时的蹇硕手握禁军指挥权，西园八校尉（包括中军校尉袁绍、典军校尉曹操）均受其节制，连大将军何进也位居其下。为了完成汉灵帝交给的任务，顺带削弱何氏兄妹，蹇硕计划诱杀何进、随后拥立刘协，但因部下潘隐走漏风声而失败，不得不接受刘辩登基的事实。

但斗争并未因此而终结。接下来，董太后、董重、蹇硕等人为一党，何氏兄妹、郭胜为一派，两大外戚、宦官的混合集团展开了殊死搏杀。

而当时担任虎贲中郎将、中军校尉的袁绍，向来有着“公族豪侠”之称，作为名门世家、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宦官集团的痛恨，以至于“内官皆恶之”，十常侍之一的赵忠更在集团内部将其定性为主要政敌，甚至通过袁隗施加压力。但“绍终不改”，摆出了与宦官集团作对到底的姿态。

此时，当外戚、宦官的矛盾日益凸显时，袁绍有意借何进之力除掉宦官集团，刻意与其交好；而出身寒微的何进也需要拉拢门第显赫的袁氏，故而两人一拍即合，关系非比寻常，可谓不话不谈。

因此，当顺利除掉董氏、蹇硕一党后，袁绍随即趁热打铁，劝说何进斩草除根、一股脑除掉祸国殃民许久的宦官集团。但由于自身与宦官根深蒂固的利益关联，何太后对此并不支持，导致何进错失良机、身首异处。随后袁绍、何苗、袁术等人则顺势暴起，以血腥手段将宦官几乎诛杀殆尽，彻底清除了危害东汉王朝上百年的阉党之祸。

这次诛宦行动，何进是名义上的领袖，但实际的领导者其实是袁绍。

何进原本与部分宦官是事实上的盟友，他之所以对整个宦官群体动杀心，很大程度上源于袁绍孜孜不倦地劝导，所谓的“（袁）绍屡劝，大将军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随后多召四方猛将豪杰、引向京城，也是袁绍的主意；最终何进被诸宦诱杀后，袁绍则果断与袁隗矫诏发动政变，捕斩宦官，纵观这次行动，袁绍的领袖地位当之无愧。

但接下来，董卓带领当时最为强悍的西凉边军进京，窃取了诛杀宦官的胜利成果。面对这股凶残蛮横的强权，满朝文武心生畏惧，连袁绍也不能免俗。然而，当董卓出于树立权威的考虑主张废立时（废刘辩、立刘协），袁绍竟然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擅行废立，甚至抽刀与董卓对峙，宣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公开与令天下战战兢兢的最强武装集团决裂。这份不畏强暴的举动、大义凛然的豪气，除了袁绍之外，当时再无第二个人具备。

董卓如愿废立后，逃往冀州的袁绍以勃海太守的身份举起讨逆大旗，成为关东群雄公认的盟主盟主，也得到了饱受宦官荼毒的士民的衷心拥护：“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

最终，面临内外重压，董卓被迫西退、直至伏诛，袁绍在这个过程中名扬天下，坐拥冀、青、幽、并四州，成为最强军政集团。

纵观袁绍的发家史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成功，源于自己在东汉末年两大政治行动中的杰出贡献；无论诛杀宦官，还是讨伐董卓，他都是当之无愧的首功，甚至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的英雄。

然而，当汉献帝逃离凉州军团的掌控后，有识之士都明白，那时的汉室仍具有合法性，起码能作为象征性的旗帜号令天下。但对袁绍而言，这种情况极为尴尬：诛杀宦官的过程中，自己站队拥立刘辩的何进、反对的是支持刘协的董氏；在反董行动中，自己旗帜鲜明地痛斥董卓废刘辩、立刘协，如今让自己低头逢迎自己连续反对两次的汉献帝，难道要去过去的自己切割？与自己的人设分道扬镳？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然而，当时的袁氏集团的谋士们还未来得及找出解决办法，曹操已经迅雷不及掩耳抢得先机。于是，最令袁绍愤懑的局面出现了：

“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的曹操，挟持着被自己连续两次反对的汉献帝，名正言顺、居高临下地下达诏书，“奉天子以令不臣”；曾经的英雄自己，如今仿佛沦为一个拥兵据地、目无朝廷的军阀。

当然了，假如袁绍在官渡获胜，还有改变舆论的机会，届时，他将成为诛杀“宦官之后”曹操、再度拨乱反正的大英雄，彻头彻尾地青史留名。只可惜，失败者是没有资格书写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