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天赋”和“天职”

——纪念先生牺牲七十六周年

闻一多简介的故事50到100字（闻一多简介）

暨回故乡巴河结婚一百周年

叶青汪德富詹良鸿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在此致谢）

闻一多在故乡巴河的结婚照

又一年七月十五日。七十六年前的今天，闻一多先生倒在家门口不足十步的街头。

他的牺牲是惨烈的：身上十多处弹洞,第一枪打中了头部,他左手本能地抱住了后脑,脑浆几乎流光了，头部中三枪,左腕已断,胸部及他部位中了十多枪，还有几颗子弹和一些弹片钻进肉里,没有穿出来，当场倒地遇难。

七十六年来，人们用各种方式方法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楷模，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作为先生故乡巴河人的我们，在他遇难的日子里，更加怀念既是诗人、学者、教育家、艺术家（戏剧大师）、篆刻书法家、社会活动家、民主革命战士，又是慈父、爱夫、孝子、尊兄、老师、同事、挚友的闻一多先生。

在这里，谨以此文敬以纪念他，也算是一曲“闻一多颂”。

闻一多抗战胜利后剃须照

今年距离闻一多先生回巴河与高孝贞结婚整整一百周年了，距离先生离开故乡巴河也有八十四周年了，1922年1月20日的三更半夜，他是“哭了”离开巴河的。在他徒步昆明前四天的2月15日，他给还在巴河的妻子高孝贞的信上说：“动身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小弟”现今九十岁有一的三子闻立鹏，每每读到父亲这封信，都会心头泛酸，始终感受着一个父亲对孩子们强烈的、永久的爱意。这信将闻一多作为父亲的天职展示得淋漓尽致。

今天，我们就说一下闻一多先生的“天职”和“天赋”。

闻一多新婚时在巴河的全家福

一、闻一多先生的“天赋”

闻一多不只一次地对妻子高孝贞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他的天赋表示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看到：他四岁多点就启蒙于望天湖畔闻家新屋家里的“绵葛轩”私塾，学的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四书》等……因为赋有天赋，先生的板子从来没有打过他的手心，按照先生的要求，他端起书本就能静下心来熟读并背诵如流，对唐诗更是情有独钟，一本唐诗能够从尾背诵到头。七岁的时候，白天学习新编的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方面的课本，还读梁启超的文章，同时练习写作；晚上还要跟父亲学《汉书》、听讲名人言行，还经常联系在课堂上学到的相关事例与父亲讨论……

他读书的天赋早早显现。

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爆发三天后从武昌回到了巴河，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绘成连环画贴在家里的墙上，其中有一个小孩手执旗帜为革命军摇旗呐喊的画面更是生动。进入清华后，他时常为书刊绘制封面、插图；1915年6月，他的绘画获全级第一名，“以图画冠全级，奖景画一幅”，画作被选送到巴拿马展览会展览；1919年9月，他在清华园发起美术社，梁思成、闻亦传、高士其等是成员，他们的作品“不独是国内各普通学校所望尘莫及的，便是有的美术专门学校也很难同他们比肩”；将美术作为留学的专业，在美国学习西洋美术，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主修美术专业的学生；孙中山逝世后，他为纽约华侨在美举行的追悼大会绘制了孙中山遗像；1938年2月19日开始的湘黔滇徒步旅行团入滇，68天行程，他触景生情，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走到哪里写生到哪里，画了一大本五十多幅写生画，张张情动，幅幅动情；在清华、在美国、在西南联大，还为戏剧舞台设计、布景、演员化妆等等……

他美术绘画艺术的天赋展尽风采。

闻一多在湘黔滇徒步写生照

在清华读书，暑假回巴河的二个月，仍一头扎进书山文海里，十五、六岁在新家新屋就写出脍炙人口的“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的新诗《二月庐》。1921年暑假又回到了望天湖畔，所作新诗《回顾》最后四句：“看！太阳底笑焰——一道金光，/滤过树缝，洒在我额上，/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多么气势磅礴，气冲寰宇，震聋发聩！又是多么踔厉风发，激昂奋进，慷慨奔放！

闻一多在芝加哥

1920年7月13日在故乡巴河所作新诗《西岸》，9月24日在《清华周刊》第191期公开发表，这是他的诗作首次发表。

1922年8月1日到达美国留学后，“诗兴总比画兴浓”，创作了一大批爱国诗篇。随后，1923年9月7日，新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8年1月，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

他作新诗，不纯粹是作新诗，1922年3月他的《律诗底研究》从巴河洞房蜜月里作出，1921年在清华演讲《诗底音节的研究》，1926年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诗的格律》，提出著名“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

他的诗的天赋，使他成为新诗奠基时期重要的诗人,又是新诗理论发展史上重要的诗学理论家，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位对新诗成熟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大诗人，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新诗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全集·前言》）

他诗作的天赋惊叹众人。

1912年夏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来鄂招生，他以作文《多闻阙疑》大得主考人赞许，但因其它学科成绩平平，只录为备取第一名。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冬季进北平赴清华复试，在火车上，经过三哥的指导，临时背熟一些应用的英文成语，竟然在规定的鄂籍应取四名学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而且是当时42人按“中文以文境之深浅，定级次之高下”，五年级仅有他一人。

可见他的功底，可见他“过关斩将”的天赋。

1913年11月15日，他又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参与编剧《革命党人》，并将一个在反动势力镇压面前横眉冷对、威武不屈的义士形象演得惟妙惟肖。之后几乎连年演出，还任学校剧社的副社长，或编导组织，或舞台设计，有时兼任教职，先后在《打城隍》《蓬莱会》《都在我》等中饰演人物。1919年演出以秋瑾革命经历为主题的《巾帼剑》以及《是可忍》《我先死》《得其所哉》等四剧。当时有人描述其盛况“清华为爱国运动募集款项，曾由闻一多与高班罗发组同学共编一部五幕新话剧，当演到悲伤最高潮处，声泪俱下，博得台下观众不少同情之泪。于是演主角的梅僧与一多之名遍传遐迩。”后来在南京大学、在美国留学、在西南联大，都与戏剧结下了深缘。其实，他少小时只在巴河爱看戏罢了。

他戏剧艺术的天赋令人叫绝。

闻一多在《革命党人》饰演革命党人

当年他在南京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戏剧、散文等的时期，对篆刻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在西南联大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为纾解生活困难，1943年9月开始挂牌治印，他从艺术的构思注意布局与线条的配合，把每方印都作为艺术品精心设计加工，当作艺术创造，所刻印出的图章也迥然不同一般，为我们留下了他那独特的篆刻艺术。

他篆刻艺术家的天赋好似与生俱来。

1928年8月，他应聘回到湖北，参与筹建武汉大学，担任首任文学院院长。他以诗人的敏锐，灵机一动将“罗家山”改为风情万种、富有诗情画意的“珞珈山”；他以留学西洋美术的专业开启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历程，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华丽蜕变，并一发不可收，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等等方面，都下了惊人的工夫。后来在青岛大学、在清华大学、在西南联大，他毫不逊色科班出身的众多学者甚至出类拔萃。

郭沫若高度评价他“中国的历史一部分由你创造了出来，它将会和你永远发展下去”，“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闻一多全集·前言》有这样对他的概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

他的学者天赋达到了一个多么惊人的高度。

闻一多满身巴河人的特性，易于激动，不善言辞，情绪激动时还会满脸涨红，清华求学前期，尽管他是学生会成员，是最活跃的辛酉级级会的演说部长，却并没有出面领导过学潮。自五四运动后，才对着镜子演习演讲，他的激情、他的活跃大都通过他的笔尖给人以震撼、给人以热血。1919年6月4日在北平街头开启了他第一次演讲。1944年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他极具感染力、战斗力的演讲一发不可止，《最后一次的讲演》将他的演讲推向高潮，也展示了他演讲的极高天赋。

他的演讲天赋不只仅仅是震撼人心、给人力量。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演讲

自1927年9月就职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之后在国立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直至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一教一十九载。之前因为局势动荡还奔走几处，1925年7月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9月被聘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筹备专员，1926年9月受聘于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27年8月任东南大学教授，前先教书约二十二年。

他以诗人的气质，文人的讲究，学者的严谨，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在武汉大学，黄焯对学生说“一多先生学贯中西，淹博古今，长文学院老少咸服，政通人和。”他地位很高，在全校教职员工中仅排在首任校长王世杰、第二任校长王星拱之后，排名第三。在青岛大学，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力荐校方将数学考试为零分、根本无法录取的臧克家破格录取，并给以精心教导，使臧克家很快成为青大国文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清华大学，他教授的内容涉及古代神话、《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等，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在西南联大，周简叔著文怀念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三门课，立论新颖，考证严密，深受学生欢迎。……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穿过大半个昆明赶来听他的课，教室里里外外总是挤满了人。”

他教育家的天赋可见一斑。

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授赵瑞侯曾说：“我一生教过的学生，不下万人，但真正让我得意的门生，只有四人。”这四人是罗隆基、闻一多、何浩若、浦薛凤。可见他的天赋。

他清华同学也都有一个共识：闻一多笃定会成为诗人、学者和艺术家，他这方面的天赋确有过人之处。

他的天赋还表现在多个方面。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是《死水》中唯一一首带有戏谑色彩的诗歌。本来作为诗人的他，忙于研究写作、日夜钻研，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书案文具自然也是零乱狼藉的。可是他却将自己和自己的书桌写出让人惊叹的轻松、诙谐和洒脱，显示出他的废寝忘食和全神贯注，尽展他风趣幽默的天赋。

闻铭在《中国烹饪》1986年第1期《情趣·色彩——漫忆父亲闻一多的饮食趣味》中这样描述：“父亲思念家乡的时候，也常常想念家乡的口味，特别是望天湖的鱼。……父亲说，如果有机会，一定带我们回老家去看看，看一看故乡，也让我们尝一尝望天湖的鱼。……在昆明的后两年，父亲刻图章补充了一点收入，过年时，我们才尝到了家乡菜的味道。给我印象较深的有几种丸子。除鱼丸子外，还有藕丸子、豆腐丸子、萝卜丸子和糯米丸子。”他做得一手故乡巴河的美味佳肴，故乡的鱼圆子、藕粉圆子和藕夹更是手到擒来……他具备一个多色彩、多情趣美食家的天赋。

闻一多多才多艺，天赋多多，他还会唱歌，因为善于演讲，嗓音还相当不错，将孩子们很是“震”了一把……他还善吹箫，箫声曾悠扬在闻家新屋，曾流连在望天湖畔……

二、闻一多先生的“天职”

闻一多爱祖国、爱人民，与其说是他的天赋，不如说是他的天职。他有多少天赋，就会责任起多少天职。

他的天职，是孝子的天职。1912年冬走进清华园后，他不仅经常写信向父亲汇报他的学业，还反映他的思想、认识和所要走的道路。1919年5月17日，写信给父母亲，汇报他参加五四运动的思想：“……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怨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感冒不韪，起而抗之。……其志可嘉，其勇可佩。”“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且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仅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当知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1922年1月7日，对包办的娃娃亲，他心里纵有万般的极不情愿：“好可怕的新年！——张着牙戟齿锯的大嘴招呼你上前；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但还是孝道当头，父母之命从不违，如期从北平赶回到巴河家中，在出国留学前夕与姨表妹高孝贞完婚。

闻一多1919年5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

他的天职，是丈夫的天职。新婚之后，他相当时期还处在对包办婚姻的别扭中，逢人便诉苦：“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它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1922年8月1日，他到达美国留学。当他得知妻子还没去接受高等教育闲在家中时，他瞬间窜起一股怒火，立马写信给弟弟家驷，言辞激烈地说，你转告高孝贞：“我们目前还是朋友，若她仍如此糊里糊涂，我就不要她这个朋友了！”

不过，随着妻子的接受高等教育，也随着两人的书信来往，他深有体会“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只有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会永远回味无穷。”随之自己的婚姻也产生着质的变化，而且是那样的炽热。

在国外，他用五个昼夜一口气为妻子写下了50首的《红豆》诗，表达了对妻子的真爱，并将自己的婚姻列为人生三大圆满的事情之一。

特别是1925年6月1日回到上海，6月上旬回到故乡巴河看到妻女后，炽热的爱更是一塌糊涂地爆发出来。

闻一多与妻子高孝贞在西南联大的家中

自后，只要条件允许，就将妻女儿子带在身边，如1925年7月刚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1月即将妻子和女儿接到北京。许多时候不能有着长点的离别，一经离别之后，他就不断给妻子写信，倾吐心中的思念：“我并不怕死，就怕你不在我身边，以后我再也不放你离开我了。我亲爱的妹妹，你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了！”如此肉麻的信何止一封？

到牺牲，他与妻子二十四年的婚姻，那可不是一般的“模范夫妻”，是民国最佳“包办婚姻”，从一开始的嫌弃“恨得要死”，婚后相爱，到不离不弃，到不可离别“爱得要死”，表现了他对妻子无限的炽爱。

多年后高真对女儿闻铭说起：“头两天是在屋里吃饭，小孩子们在外面偷看，看见你爸给我夹菜，给我找手绢，他们都咯咯笑起来。”脸上总是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每当宴席时，他给妻子夹藕粉圆子，圆子的数次滑落引来阵阵笑声；他给妻子夹藕夹，品品脆、丝丝连；他给妻子盛莲藕排骨汤，喝得高孝贞回味无穷；他给妻子整小碗热气腾腾的鱼丸子，那份鲜嫩、那份柔韧、那份鲜美，让新婚的喜悦和甜蜜一直伴随高真到终老，一生不忘。

他的天职，是男人的天职。西南联大八年，后期物价暴涨，货币贬值，教授们的生活普遍陷入困难境地，他一家八口，他一个人的工资每每见底，生活几乎陷入绝境，他给弟弟家驷的信如实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1943年9月，他不得不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开始挂牌治印。因为教学、参加民主活动，治印只能是深夜，今年91岁的三子立鹏深情地回忆“夜里醒来，就看见父亲还披着衣服、弓着背，坐在桌前刻图章”。随着治印的增多，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有所改善。到底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他铮铮豪迈地说“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家中治印

他的天职，是父亲的天职。他与高孝贞一生生育了八个子女，三个不幸夭折，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是柔情似水，有着最柔软的心肠，对长大的五个孩子更是倾注了他的心血。当听到长女立瑛夭折后，不顾在上海刚受聘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十分悲痛，立即赶回巴河，没进家门就先打听长女的墓地，直奔墓地而去。从墓地回到家中，他望着长女用过的识字课本，眼泪轻弹，他用白纸很小心地把长女的用具包起来，工工整整地在上面写上“这是立瑛的。”妻子因长女夭折，病卧在床，他一边守着妻子，一边在悲痛中连续写了三首怀念长女的诗：《忘掉她》《也许——葬歌》《我要回来》，倾诉了对爱女的无限钟爱。

闻一多一家在西南联大家前合影

1937年10月23日晚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刚安顿下来就即刻给妻子写信，对家里的5个孩子一一关心。26日，他又给妻子写信，“小小妹病究竟如何？我日夜挂念。鹤雕都能写信，小弟大妹也能画图写字，何不寄点来给我看看？”为了妻儿的安全，他多次致信催促妻子带领5个孩子回巴河过年。12月26日致父母亲信“鹤雕两儿务当严格做功课，祈大人严加督责，是为至祷。”

1946年6月29日，他在百忙之中给先到重庆等待与家人会合后再一起回北平的立雕、立鹏写信，信尾说：“我这几天特别忙，一半也是要把应办的事早些办完，以便早些动身。小弟的皮鞋买了没有？如未买，应早买，因为北平更贵。”91岁的“小弟”立鹏说：“在昆明，我和妹妹从没穿过皮鞋，一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父亲知道重庆的猪皮便宜，所以这样提醒。”忙碌中的他，一如既往地细致，连这样小的事也牵挂在心。父亲的天职如此到位，没有人想到，这是两个儿子收到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最后的一封家信。

他曾对梁实秋说：“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享受，莫过于在午夜间醒来，静听妻室儿女在自己身旁之轻轻的、均匀的鼾息声。”

他的天职，是老师的天职。从1925年9月开始执教，除头两年漂泊不定和短期学潮外，几乎二十二年的教学使他深得学生爱戴，他教授的风格方式深得学生喜爱和推崇，曾几何时，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课堂外也总是站满前来听课的非授课学生。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自己的诗集《烙印》，因其名不见经传，书店都不愿拿钱出版。当远在清华的他得知后，便联系王统照，每人出资20块大洋给生活书店，使得该书顺利出版。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执笔作序。在他的大力提携下，《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著文评价。随着《烙印》的出版，臧克家开始在诗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自此后臧克家七十一年辛勤耕耘的成果，不仅表现了他独到的眼光，还表现出了他对学生的深深关爱。他从南京大学发现了陈梦家，也着意培养。在他的书桌上，“二家”的照片分置左右，他总是得意地对来客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其实他自己“家骅”正当中。

他的天职，更是爱国诗人的天职。早在1917年就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的爱国诗篇是油然而生，有感而发，真心灼烈，赤子真情。他点燃了《红烛》，胸怀着《爱国的心》，高喊着《我是中国人》，呐喊着《醒呀》，要让点燃起来的《红烛》去烧干那一潭绝望的《死水》，让世人高唱着《七子之歌》，多一些《故乡》的《二月庐》，多一些《色彩》的《忆菊》，多一些《太阳吟》《祈祷》，他《一句话》喊出：“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晴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他三个时期的诗作，诗集《红烛》、《死水》分别是第二、第三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诗作基本都是爱国诗篇，几乎首首给人以震撼、热血和力量，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七子之歌》组诗创作于1925年3月，7月4日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30期首次发表，随后《大江季刊》和《清华周刊》相继作了转载。《七子之歌》不仅在当时正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在他诞辰百年后的1999年也获得更大的反响，先是《七子之歌》首篇澳门被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改编选做主题曲，后是12月20日又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唱响大江南北，享誉海内外。故乡巴河的闻一多中学将其作为“校歌”，让其天天响彻在校园里。

他的天职，更是卓越学者的天职。他从武汉大学开始，一头扎进纸堆里，无论条件极其优越，还是环境异常艰辛，他都能不望窗外事，曾经“何妨一下楼”……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书山文海里辛勤耕耘着，他最得意的学生臧克家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一文中如是说“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他“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

早在17岁之前，他就有了学者的天职。几年的暑假高温，在故乡巴河他一读一思一笔笔写下16篇读书心得《二月庐漫纪》，董乃斌评价他“胸怀大志，既关注现实，又熟悉历史，既用功读书，又不死于章句，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向前人陈说挑战，绝不人云亦云。”1916年4月至12月《清华周刊》一连数期连载了这16篇读书札记。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的合影中

1921年暑假，在巴河他将早期的诗文与“一九二一年.七.四一多识于二月庐”的《古瓦集·序》一共50篇，自己动手装订成《古瓦集》，是典型的手工线装书。该集诗文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曾经发表过，他一直带在身边，直至他牺牲。

他的天职，更是“人民至上”的天职。他主张为政者要“心中为念农桑苦”。1944年10月10日，他在《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的演讲中呐喊：“一切都有靠不住的时候，最可靠的还是我们人民自己。而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强大呀！”“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强起来了……那便是真正的民主！”

12月25日，在云南人民发起“护国起义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盛大游行中，他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用他诗一般的语言对同学们说：

“这是人民的力量。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它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1945年7月间他在联大“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广大的战士和人民。谁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谁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他。”

1946年春，当西南联大等几个主要文艺团体打算成立“艺联”，请他题词时，他欣然写下了“向人民学习”。

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他高喊了“人民”十三次，充分体现他崇尚“人民至上”、一如既往爱人民的天职。

他的天职，更是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的天职。他是从心底里、自幼富有满腔的爱国热情，我们看到，无论什么时期，无论何种身份，他都是有着最本质的爱国情怀，“炽热的爱国热情”是他生命的红线。从《红烛》到《死水》，从《大暑》到《故乡》，从《二月庐》到《七子之歌》，从《爱国的心》到《我是中国人》，从《太阳吟》到《一句话》，等等，无不彰显着他的爱祖国、爱故乡天职；他深研中国古典文学，他扎实教书育人，他关心故乡教育，他推动国剧运动，等等，无不展示他的爱祖国、爱故乡的天职；而他从学者到民主革命战士的转变，最终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更是将他的爱祖国、爱故乡的天职融入生命中。

他的天职，更是民主革命战士、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天职。他由学者向民主革命战士的转变，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渐变的，也是迅猛的，更是必然的。

1938年1月“哭了”离开巴河，还是若有所思；2月在徒步昆明的途中，看到、听到底层人民的疾苦和对红军、共产党的心声，是豁然明朗；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将延安与重庆相提并论，自此国民党的“正统”在他眼里逐渐淡去；而到了1943年3月22日《中国之命运》在昆明始发，他读后很是反感“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944年“五四运动”纪念被国民党取消，5月8日，他把矛头直指蒋介石：“新主子一出来首先要打击五四运动，要打击提倡民治精神的祸因。”还呼唤：“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1944年秋天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自此，他向着一个自觉的民主革命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迈进。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家中看《新华日报》

于是，他在《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里明确指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时代的鼓手》是他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接着便一发而不可止，汹涌而澎湃。

他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分析时事政治，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他还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带回来家秘密学习和阅读。他说：“我现在思想豁然开朗了，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爱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

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邱清泉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他直言不讳喊出“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全面的造反，全面的革命！”

1945年初，他挑灯夜读《西行漫记》，并指着书上的照片兴奋地对妻子儿女们说：“这就是毛泽东啊！”

5月4日，在五四纪念大会上，他大声疾呼：“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

1946年3月17日，为“一二·一惨案”死难烈士举行出殡大游行，亲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在公葬大会上他坚毅地说：“人民的道路，是艰苦而曲折的。我们将以更坚定一致的步伐前进!”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闻一多在一二一死难烈士出殡大游行中

６月29日，民盟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宣布了民盟决心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并伸出自己的手说：“我愿伸出这张洁白的手，期待着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2日清早，他拖着感冒发烧的病体赶到医院，抚着战友的尸体痛哭，大声说：“此仇必报！公朴没有死！”随后他又赶回《民主周刊》社，通电全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晚上，他又协助《学生报》编发了《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并亲笔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个倒下去，可看得见千百万个继起的？”

闻一多在一二一死难烈士公葬大会上

当传来国民党黑名单上第二个要暗杀的就是他闻一多时，他坚定地说：“事已至此，我不出去，诸事不能进行，何以慰死者？何以言民主？万一身遭不测，后事我也顾不得了……”

７月15日上午，在李公朴的悼念大会上，当他看到李夫人的痛苦，听到夹杂在会上特务的狞笑时，他爆发了，不顾事先的安排，蹬蹬蹬上台，发表了最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他气壮山河地吼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满怀信心地吼道：“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

他大义凛然地吼道：“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他又主持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介绍了李公朴的事迹，揭露了李公朴被害的真相。反动派恼羞成怒，最终对他下了毒手。

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了”（郭沫若），他的英勇倒下是“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朱自清）

7月21日，昆明的闻一多追悼会在西南联大举行，朱自清先生悲痛发表讲话：“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1948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的高度评价“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并郑重高呼“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于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