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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我如梦游般在郧西山城与李相华第一次相遇。一顿大酒后，我感觉这家伙好像正是我要寻找的同路人。

尤瑟纳尔（尤瑟纳尔代表作）

我们周身都散发出诗歌与烈酒的气息。

他不善言谈，长得魁梧或粗莽，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草药味，原来他在一家中医药材公司混饭。我记得在他的单身宿舍，他用简易电炉做了几道菜，呼朋唤友，我们喝得东倒西歪，最后我念念不舍坐上最后一趟班车。在车上，我借着酒力，掏出他的诗稿，大声地读了起来。

我们用书信、诗歌交往多年。他的手写稿，一律横排繁体。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用繁体字写着现代诗，你不跟他见面，会觉得有些古怪，以为其人是个小县城里泥古的酸腐老文人，喜欢钻故纸堆。那时他除了书，也基本一无所有。内心沉郁，眼神明亮，大智若愚。

某年某月，与一位当编辑的作家文友在一次闲聊中，他情不自禁地谈起了李相华的一篇小说，说在终审时被主编拿掉，大骂主编有眼无珠，对此耿耿于怀。他说这么好的作品，被埋没，太可惜了，便推荐给我供职的刊物。小说刊发后，正好碰上当年湖北省期刊评选，这篇小说榜上有名。

时隔多年，我记得这篇小说是《猎人来得》，《武当风》刊发时间为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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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相华辞职南下，在闽南扎根。他寄给我诗集《死亡照亮的眼睛》，后又收到他的小说集《黑白桐》。多年过去，感觉李相华的写作，一直在诗歌与小说之间切换。从诗到小说的写作者不少，成功率也高；从小说到诗歌极少，也几乎没有成功的样板；既写小说又写诗歌者，大多把诗歌当成“轻武器”，而重点在小说，很难有把诗歌看得比小说同等要重的小说写作者。李相华写作属于后者，他不是简单的“切换”，而是“融合”。

这就注定，他不管用哪种形式写作，在现实和虚构之间，他寻找的是诗意，是真实。尼采有言：艺术的最高形式是诗，而诗的最高形式是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也说：悲剧是最高级的艺术。由此，可以猜想，高级的语言艺术其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表达都统一在完美的叙述里，高级的小说，就是超越现实的悲剧诗。

谈论李相华的小说，我不得不谈《猎人来得》。时隔多年，再读他的这篇处女作，恍惚在读一篇新作，内心时松时紧。这个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一个人与熊互相复仇、互相被打败、互相和解的故事。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小说释放出巨大的张力。海明威写过多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但他是凭借中篇《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其小说讲述的是人与鲨鱼搏斗的故事，一个含义饱满的主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这也是小说主人公桑迪亚哥的独白，成为影响世人的经典金句。而在《猎人来得》里，人和熊都可能被失败和被毁灭，但是最终两者用死亡走向了和解。这是小说从复仇，到你死我活，到最终“打了个平手”，这个悲剧升华成诗，蕴含一种人与自然生存之道、哲学之道。这个小说还有一些神来之笔，意味深远，比如村寨人拿黑熊当图腾，阻止来得猎杀黑熊，是因为内心长久的惧怕；而当熊死去，他们才把猎手当成了英雄，以熊来祭奠。故事的反转，更呈现出一个短篇蕴含的复杂人性。

这个故事把人性与兽性融合在一起，写出了让你想不到的结局。

尽管人与熊双双倒在血泊中，但出现了神奇的一幕：“……老来得苏醒过来，他感觉到，仿佛有一只温软的手在抚摸他的伤口，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见公熊依偎在他的身边，伸出长长的舌头残喘着。一行热泪，从老来得的眼眶流出，他记得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流泪。他伸出手去，动情地抚摸着公熊的头。此时，夕阳正落入两山之凹，暮色渐起。老来得的眼前，有无数个金星银星在闪烁，飘忽不定，仿佛在为他和公熊唱着一支支幽幽的葬歌。他朝夕阳投去最后的一瞥，他看见了，在天边在夕阳没落的地方，有无数个白云仙子在向他招手，命若游丝之际，老来得幻觉到公熊变成了年青的来得，他们手携着手，朝白云的仙乡飞去……”

我们看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狮子在一场王位的争夺中，尽管伴随着背叛、悲剧和冲突，尽管对象是狮子，但也要体现出好莱坞英雄主义的经典套路。来得和熊走向死亡最后抚摸，然后在一个梦中飞去，这意想不到的结局，折射出一种悲剧之美。这种升华，才是小说的力量。

从一开始，李相华的小说叙述，就显得老辣。小说语言的精炼，节奏的控制，成为他写作的难得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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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一门手艺活。这话来自古老的讲故事的传统，说书人就是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技巧是留下包袱和玄机，带有煽动，夸张，尽显铺张，最后自圆其说。有一类小说，就把这样的手艺学得很圆通。但是这种套路写作，大多写的还是故事。说与写，有天壤之别。而小说中的故事却往往只是一个壳，壳里装的东西有太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故事的叙述、结构、角度，要靠语言来编织，还有小说语言本身就决定其小说气质。

短篇的空间很小，但是如钻石一般，你切割的面再多，每个面的光，最终要聚焦到一点，以达到饱和。估计李相华本人和其他读者，很在乎他的中篇小说的写作，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对他的短篇更感兴趣。比如读《路上》《白狼》《孤山道士》《考伯的棋谱如叔的棋》，其完成的饱满度很高，精致而耐读。与他的早期小说想比，显然他对描写失去了耐心，消减了某些惯于叙述的腔调，几句简短的对话，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特征。这让我油然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道出了短篇的“物理原理”。

知名作家中，如余华、王安忆、莫言等，他们曾透露过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怕写人物的对话。一个人外在形象、心理特点还好把握，但是把对话写到精而准，就有难度，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段的意识流的内心独白无关；而海明威是写对话的高手，某些短篇小说，全是用对话构成，素净，简练，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对极简主义小说大师卡佛而言，他简在哪里，约在何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翻开卡佛，好像他的讲述和故事平淡无奇，但读完你会惊讶、沉思。显然他“简”在限制性叙述，“约”在给小说的走向，以放开性结局。

《路上》就属于这种简约的风格，除此与李相华的早期写作相比，他讲述的方式有明显的变化，不露声色，虚虚实实，人鬼相杂，现实与梦幻如多棱镜折射出一些奇异的光亮。虚构的力量就在于看似背离了生活的逻辑，但又切合了艺术的逻辑，这种逻辑，也是小说的真相，或是要抵达的人性的真实。据他所说，这是一篇“偶拾”的作品，他不知不觉让小说走向了“歧路”，也就是说，干脆把现实拉进幻境。这样，短短的一篇小说，便获得了飞升的姿态与力量。这个小说被《小说选刊》编辑一眼相中，并情不自禁写下编辑感言，便可见一斑。想必这个小说，如一束缝隙里的光，触动了一个编辑麻木的神经。对一个审美疲劳的职业编辑而言，本人对此深有感触，那就是读到一篇独特的优秀作品，会获得这种职业带来的满足感。

看来“歧路”上的“偶拾”，已经不自觉地抛开了限定的意图。余华说，他的写作就是从“虚假”开始的，他说的“虚假”是怎么摆脱现实的表象，回到人性的真实。而小说得寻找到这条路，尽管走起来并不轻松。虚构的力量，是多种元素构成的，还因为你的写作意念和故事走向了一条隐秘不知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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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山道士》《考伯的棋谱如叔的棋》虽然只是短篇，但时间跨度大，是一篇峰回路转的复杂小说，人物刻画，故事的延展，悲情而超拔。《孤山道士》让我联想起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东方故事集》也写过的一个道士，写得轻灵、浪漫，具有东方道教文化的坐忘之境。而孤山道士生在动荡年代，无所依求，躲进一个荒废的孤山寺，偶尔独行于山下的世界。他的身世穿起一些人世的苦念和奇异的经历。人世的偶然，对小说而言，要集合起必然的理由，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这个小说，有些“笨重”，如果减掉一些“线头”（情节），会显得更合理、轻盈一些。这或许是一个中篇的料，做成了短篇。

《白狼》的故事凝重，情节纷至沓来，具有传奇性，让人感觉面对的是幅厚重、沉郁风俗画卷。这个小说比《猎人来得》来得更粗砺，如烈酒，劲道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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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相华的小说故事大都具有传奇性，但为何他的小说不乏很强的现代感，这是因为他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小说里的诗意。当然这与他写诗有关。一种潜藏的诗意，在一些段落里，让人内心一怔。诗意不是诗化，诗化的语言，不一定就有诗意。一首纯粹的诗由意象构成，意境深远，跨度很大。而对小说而言，其诗意是一种时隐时现的东西，是一种语言的味道，是一种对人物形象准确的点击。当年何立伟的《白色鸟》，汪曾祺的《受戒》，影响深远，具有明显的诗化意味，这是一种类型的诗化，简略，白描，淡然，但又直击人心。对短篇而言，学会克服惯常的叙述习气，确实很难。写短篇就是对叙述控制的考验；或者说，好的短篇小说，都具有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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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李相华的写作，好像在中篇上居多，每次他发给我作品，我都有些为难，就因为刊物的容量有限。他的“三个证明”（《王固本的活人证明》《卫仔玉的死亡证明》《宋公明的无罪证明》）成为他中篇写作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小说的标题即可以看出，他的小说已经深度介入严酷的现实与深度的人性。也可以说这是废话。我要说是，写当代生活是有难度的，总有人说，作家的想象与虚构已经追不上现实的荒诞与离奇。其实这是个伪命题。我们确实生活在剧变或聚变或裂变的现实里，我们每天的关注点，其实都已经令人麻木或支离破碎，我们追踪现实的热度，碎片化猎奇和刺激，但是你已经被经验，人生被结构，想象被僵化。变化的是现实，但不变的是人性，为此，小说的虚构，或阅读小说，不会过时，不会被现实的错乱所消解。小说不是简单罗列现实的离奇故事，最终要回到更深度的人性拷问。

“三个证明”中，最结实的，最打动人心的还是《王固本的活人证明》。这个中篇小说曾入选《小说选刊》，获2017首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提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让学生先大量阅读《小说选刊》，再从几年内发表的作品中，挑选三篇对自己有触动、有感觉、有表现空间的小说，由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活动总编导赵武最终选出一个片段进行改编和排演。最终参演的十部作品里就有《王固本的活人证明》。

故事的感染力，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除了叙述角度，人物的刻画，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小说的语言。语言的味道，也可以说是小说的味道。具有沉稳气质的小说家，总是不动声色，把你引向人性的断崖边，让你提心吊胆。我们现实的故事，再怎么曲折、离奇，但对我们来说，这些熟悉的呈现方式不足以打动我们，或只是展示了社会现象。如王固本的故事似曾听闻，不足为奇，但小说对现实的处理，已将其陌生化，将现实编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一条通往人性的隐秘路径。这样的讲述不再是道听途说的谎言，而是一种可怕的人性的真实。

因此，写这种直面现实的小说，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这条路径最终像现实的倒影，被虚化，被模拟。余华写《兄弟》《第七日》，走的是一条窄门，就是硬碰硬，直面人生，现实主义作品很容易滑向浅白、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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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气质与小说家的气质有某些相关。李相华的语言有时诗化，有时坚硬。他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是底层小人物，如屠夫，盲流，赤贫者，流浪汉，妓女等，这些人物乖张，粗鄙，卑微，混不吝，油滑，这些人物是社会的底色。李相华的小说，含着悲怆，而不是悲惨，他也不是把现实撕破给你看。他几乎带有一种悲愤在写作，有时看似有一些戏谑化，实则带有强烈的理念。小说的表现高度，跟个人对现实的认知相关。李相华短篇小说有一种很好的识辨度，其语言特色就显得特别明显。

生活中的李相华，是那种言语不多，甚至显得木讷的样子，长得粗壮，也基本不修边幅。酒桌上，他一声不吭，喜欢一饮而尽，除了不错的酒量，就是他有很好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气量，如他结实的身体，似乎可以抵挡一切。

他笔下的孤山道人，研究棋谱、下盲棋的伯考等人物，都能找到李相华本人某些特征。多年前，我就知道他喜欢围棋，但在一个山区小县城，却难以找到对手，我曾想象他拎着围棋，徘徊在孤寂小巷的情景。有一年我被派居乡下，翻山越岭去找他喝酒，那天他正好与人对垒象棋。见我过来，赶紧丢下棋子，安排酒局。对手不悦。为了速战速决，李相华说酒后再战。后来我才发现，为了留住棋友，他常常下的是“让棋”。

这些年，我们见面稀少，李相华在闽南写着小说和诗歌，在当地名声鹊起。他的小说基本都是写故乡里的人和事，这是他的文学根基，这是他的文学地理。

他还是偶尔写诗，想必是在写作小说之余，来一次畅快的呼吸。

（作者：潘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