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是史书编著的一种体裁，指以时间为本位，依照年月顺序记载历史的一种体裁。编年体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是中国历史编纂中最早采用的体裁之一。早在黄帝时代就有左仓颉、右史诵的传说，他们都是当时最早的史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史官编纂史书的最关键的线索之一就是时间。《隋志》上称编年体为“古史”，也就是说，它是历史体裁的本源。

编年体史书是按在世皇帝的年号（即按年代顺序）来记载历史事件的，以时间为中心，以年、月、日为顺序，也就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的特点，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这种体裁的优点是它用特定的方式将史事和时间紧密结合，能够给阅读者明确的时间观念，使其容易明白史事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因果关系，不会出现重复记载的现象。其缺点是难以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如果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而且，编年体史书在记载人物事迹时，往往偏重记载贤士贞女、高才俊德等事关国家大政的人物，而对那些虽然贤惠但与国家大政不相关涉的人物，往往不予记载；还有，编年体史书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细叙写政治事件，却忽略了经济文化事件。

所以，著名学者刘知几这么评价编年体史书：“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从历史发展上看，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编年体史书数量极多，代表著作也是数不胜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春秋三传”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为了解释孔子的《春秋》而写的，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北宋司马光主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这里就重点介绍一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它和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朝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一同被视为最为辉煌的古代史学巨著，有“史学双璧”之称。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光认为，以前的史书“文字繁多”，如果将《史记》到《五代史》总共一千五百卷的内容读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其中有些内容也没有深入阅读的必要，无法给现实人生提供指导。因此，他立志要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攫取跟“国家盛衰、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有关的史事，为北宋统治者提供政治活动方面的借鉴。

1066年，司马光将自己编写的八卷记载从战国到秦二世的《通志》，呈献给宋英宗。宋英宗极为赞许，并下令设置书局继续编写。宋神宗继位后，又给该书赐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这本书可以作为君王治理天下的一面历史的镜子。

撰书工作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后，《资治通鉴》的编写者能够充分利用起朝廷的藏书，又借阅到大量的私家藏书，一件事往往可以利用三四处材料综合来写，充分做到了“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保存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刑法等方面，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内容上看，《资治通鉴》真实可信，还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思想，比如在选贤任能、虚心纳谏、赏善罚恶、反对阴阳术数及迷信鬼神等方面。《资治通鉴》还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记事条理有序，“叙之井井，不漏不烦”，写人状物具体生动、形象活泼，既有精彩描绘，又带充分说明。

总之，《资治通鉴》融古贯今，博采各家学说，采录多种史料，首尾一贯，浑然一体，创立了编年体通史的典范，对我国的史学和文化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资治通鉴》中也有一些不能忽视的缺陷。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所服务的出发点使得全书贯穿着浓浓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正统思想，还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些我们在阅读时，都要带着辩证的眼光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