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慈禧太后向11国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两宫西逃，史称“庚子国变”。

在慈禧宣战的同时，她下了一道懿旨，让各省督抚进京勤王。但这道旨意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东南几个省份的督抚，在盛宣怀的暗中牵线策划下，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置朝廷的旨意于不顾，显然这是一次公然犯上的代表性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光绪二十六年是公元哪一年）

地方督抚对抗中央，按《大清律》的规定，可不是革职罢官就能交代得了的，最轻的也是满门抄斩。但慈禧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她既没有追究督抚们的责任，反而还公开予以赞同。

《东南互保》的签订的背后，有着种种的因素，牵涉面极广。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朝廷的威望已经不能驾驭各省督抚，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这与清中期时的情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总督、巡抚是清代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封疆大吏。咸丰以前，督抚其实没有多大的自主权，皇帝说罢就罢，说杀就杀。那么，晚清时期，为何地方督抚敢于对抗朝廷呢？这里有几个关键的因素。

一是督抚掌握军权

咸丰以前，地方督抚是没有军权的，或者说只有朝廷赋予的有限军权。按照制度，总督有数量不多的直属军队，称为“督标”，巡抚称为“抚标”，人数一般都在几百人左右。

督抚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调动地方的绿营，或是八旗驻防军队，就必须请旨，然后由八旗驻防将领或是各省提督、总兵调动军队，督抚不具体参与军事行动。这就是朝廷实行的以小制大的平衡术，目的就是防范地方督抚拥兵自重。

督抚拥有军队自主权，是在咸丰以后，这里需要记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央政权下移和地方政权崛起的一个重要节点，后面要讲的两点也与此息息相关。

太平天国兴于咸丰初年，由于八旗和绿营军队腐败不堪，导致前线节节败退。咸丰不得已让那些在家守制的大臣在原籍兴办团练抵御太平军。这些团练中，尤以曾国藩的湘军战斗力最强，人数也最多。

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瓦解，湘军成了镇压太平军的绝对主力。湘军和八旗、绿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湘军是团练，不是国家的正式编制，招募、钱粮、人事任免，都出自曾国藩一人，朝廷无法干预，这就造成了兵为私有的不利局面。

湘军攻克天京后，兵锋大盛，此外还有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势力，就是其他各省的督抚也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局面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中央放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督抚拥兵自重。手里有兵权，话语权自然也就大了，朝廷不得不看他们的眼色。

咸丰以前，地方上的财权十分有限，每岁的田赋、地丁、盐税、杂税，大部分要解赴国库，地方的用度，需要向户部提交报告，然后拨款。这种制度官方叫“起运”，朝廷掌控绝对的财政大权。

地方督抚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什么事也干不了，甚至各省都会出现不同的程度的亏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地方负债。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由于国库财政紧张，朝廷拿不出钱给湘军和其他地方团练，各省督抚只能自筹军饷。自筹说起来好听，其实还是打老百姓的主意。以湘军为例，曾国藩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在各地设立关卡，收取厘金。

厘金顾名思义，就是一百抽一，可到了后来，这个比例不断加大，甚至到了一百抽二三十的程度。可即便是这样，军饷还是不够用。到了后来，督抚们索性将国家的正税截留，只给朝廷送去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留着己用。

朝廷的正税被督抚截留，那么自然财政收入大减，有时候朝廷要用钱，还得低声下气地去求地方督抚。这样一来，朝廷的威信自然下降，凡事都得让督抚三分。

清初中期，督抚是没有人事任免权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也得经过吏部的同意。督抚如果想要用人，只能通过举荐，最终的权力还在皇帝手里。同样，督抚也没有罢免属下的权力。

按照清制，不管是几品官，黜革之权皆归吏部，中高级以上官员，按例都要请旨。督抚没有人事任免权又没有罢免权，那么自然就不能和朝廷相抗衡。

咸丰以后，尤其是同治初年时。以曾国藩为首的地方督抚，开始拥有了人事权。收复天京之前，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朝廷几乎没有不同意的。就是朝廷任免其他各省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也要事先征求曾国藩的意见。

同治初年时，全国的总督、巡抚中，几乎清一色都是汉人，这些汉人又几乎都出自湘军、淮军，可以说，湘淮两个政治集团几乎把持了地方政权。正是有了如此强劲的实力，所以在攻克天京后，湘军中的不少将领就怂恿曾国藩称王自立。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的军阀鼻祖，他死后，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实权派督抚，都在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们又在自己的辖区练兵，兴建军工、民用企业，建铁路、开矿、架设电报，俨然就是一方诸侯。

慈禧在世时，地方督抚尚且对她有所畏惧，但自从慈禧和光绪帝死后，这种相安无事的格局被迅速打破，以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新集团，并没有能力驾驭这些督抚，三年后，大清王朝便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