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5日傍晚，延安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这里面有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也有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等，大家不约而同聚在这里。

有人在默默地站着，有人围在一起小声的谈论着什么，也有人在踱着步子走来走去，无论是在干什么，大家脸上的表情几乎是一致的，即紧张和焦虑。

这种紧张和焦虑的心情，即便是向来遇事沉着冷静的毛泽东也没有例外，他手中夹着一根烟，不与任何人说话，只是在广场上不停的走来走去，那种浑身散发出来的焦虑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稀薄，但他并不在意，他和大家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周恩来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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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太阳已经下山，黑夜悄悄到来，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周恩来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只见周恩来从马上下来，向大家挥手致意，鼓掌声冲破云霄，让这个夜晚变得格外不一般。

掌声中，众人纷纷挪步，闪出一条路，周恩来向着毛泽东走去，毛泽东也赶紧迎上去，两人都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对方，然后久久的望着对方，那眼神中承载着太多的东西，似有千言万语，却只简化为简单的几个字：回来就好。

是的，回来就好，周恩来还记得枪声响起后的惊心动魄，毛泽东还记得得知消息后的紧张焦虑，明明早上两人刚刚见了面，转眼间就是一场生死劫难。

用周恩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化险为夷这四个字从来都不是说起来的那么容易，冒死突围也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凶险，1937年4月25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劳山遭遇伏击，震惊了整个延安。

这一天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来，驶入不算宽敞的土路，在尘土飞扬中向着西安的方向前进。

这是一辆承载着重要历史使命的军用卡车，车上连同司机共有25人，其中驾驶室里除了司机，还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其余人都在车厢里，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和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四名警卫员，这些是周恩来的随从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红军战士，以及奉调去西安担任刚刚建立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的孔石泉。

这就是25日跟随周恩来去西安的全部人员，而周恩来此次去往西安的任务是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

自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变得更加忙碌，不是在谈判桌上，就是在去谈判的路上，可以说周恩来担任着很重要的历史使命，其安全自然很是重要。

中央对周恩来的安全也是做了很多安排，不仅有专门的警卫人员保护，更有中央警卫局特务队人员跟随保护，就拿这次去西安谈判来说，给周恩来安排的保护人员就有一个32人组成的警卫排，而且还是秘密出行。

除了周恩来等几个领导干部，随行人员大部分在前一天都不知道会执行什么任务，随行的三辆卡车也是提前安排好，并加哨看守，到时候，三辆卡车同行，外人很难判断周恩来会在哪一辆上，也能最大程度保证周恩来的安全。

到了出行的那一天，随行人员根据安排好的顺序依次上了卡车，只等着一声令下就开赴西安，但眼看着周恩来一直没有上车，警卫副官陈友才去寻找周恩来，才知道周恩来、孔石泉正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商讨此次谈判事宜。

因着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来，也是为着迷惑敌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先让两辆卡车去西安，留一辆卡车，等第二天周恩来再去西安。

于是4月24日这一天，警卫排排长率领部分警卫人员与奔赴西安办事处的炊事员、通讯员、勤务员等工作人员分坐两辆卡车去往西安，一路平安到达了西安。

第二天，即4月25日，周恩来吃完早饭后和毛泽东握手告别，与其余24人上了卡车奔赴西安，谁也没有想到，这辆卡车会在半路上遇到意想不到的伏击。

卡车从延安开出之后，要经过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约几百公里才能到达西安，虽路途遥远，土路也并不平坦，但整体海拔是由高到低，行程倒也算轻松。

只是从延安离开大约五十里路的地方有一段路比较难走，卡车需要攀登横亘在延安与甘泉之间的劳山。

劳山属于陕北黄龙山的余脉，地势险要，山脊蜿蜒曲折横穿于延安和甘泉两县，无论是延安还是甘泉，都将它当做自己的保护屏障，也是自古以来的一个用兵之地，山野峭壁、梢林荒草地都易于埋伏，因此，车辆要平安经过此地实为不易。

周恩来的卡车过了三十里铺之后就进入了劳山，司机精神高度集中，当然他并不是怕会遇到敌人，而是因为劳山地段的公路很难走，既有弯弯拐拐，又有上下颠簸，很考验司机的驾驶技术，好在司机经验丰富。

卡车在颠簸中从劳山北麓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然后越过山脊进入甘泉境内，再穿过层峦叠嶂的峡谷就进入了一个簸箕形山坳，此处比较宽阔，又是下坡路，司机感觉到了轻松，但这轻松并没有持续几秒钟，因为“砰”的一声响打破了山坳里的宁静。

这一声来得突兀，像是枪声，又像是鞭炮声，车厢里的陈友才本能的有了警惕之心，他开口询问：“这是什么声音？”

大家原本都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听的并不真切，有人还以为是鞭子的声音，但人烟稀少的地方又哪来的鞭子声呢？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砰砰”声接连响起，这下子不用猜了，大家都知道是枪声，而且这枪口对准的大概率还是他们，但因为情况不明，大家不敢贸然下车。

坐在驾驶室里的周恩来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和卡车所在的位置，不得不说，敌人选择的埋伏地点实在是很高明。

此处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是一个深水潭，深水潭被公路一分为二，潭左边是一片大的苇塘，苇塘的后边就是陡峭的沿湫山，潭右边则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边又是一个很大的山沟，而正前方则横着一条大坝梁。

周恩来根据传来的枪声，判断出沿湫山和左后侧的崖畔间都埋伏着敌人，针对这中情况，周恩来让司机加大油门往大坝梁上冲，只要冲上了大坝梁，即便不能摆脱敌人，也能根据大坝梁上开阔的视野，转被动为主动。

但很显然，敌人这次的伏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就在卡车往大坝梁冲的时候，大坝梁上埋伏的敌人也开枪了。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下，司机身中数弹而牺牲，卡车停了下来，周恩来迅速跳出驾驶室，并下达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周恩来下达命令之后，车厢中的张云逸迅速做出安排，他要求陈友才和警卫员负责保护周恩来转移，而陈国桥率领特务队进行抵抗，大家一个个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开始抗击敌人。

在这场战斗中，无论是地形、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敌人都是远在周恩来一行之上的，这也预示了这场战斗的惨烈，警卫副官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就中了一枪，他无法保护周恩来转移，但还是指挥着警卫员护送周恩来转移，而自己挣扎着下车与敌人展开正面对决。

陈友才自长征途中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任务，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曾多次机智与敌人周旋，来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和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次也不例外，即便是腿部中了枪，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陈友才跟在周恩来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周恩来的一些习惯比较熟悉，而且虽然陈友才比周恩来小16岁，但身高和外形和周恩来有相似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迷惑敌人，比如这次跟随周恩来去西安，陈友才头戴礼帽、身穿西服，在外人看来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

因此当他与敌人正面对上的时候，吸引了很大一部分火力，再加上陈国桥率领特务队奋起抗击，护送周恩来转移。周恩来一行本来就无意战斗，此行的目的是谈判，任务重大，不可恋战。

所以周恩来观察了一会敌人的动静之后，判断出潭右侧的大梢林那边并没有埋伏敌人，可以由此突围出去，他指着大梢林的方向，对大家说：“突围，尽快摆脱敌人。”随即带着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分散开往大梢林方向突围。

敌人很快发现了周恩来等人的突围企图，噼里啪啦的枪声奔着大梢林而来，但敌人似乎又对几人的突围并没有进行穷追猛打，因此突围还算顺利，他们从大梢林转到了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再转到另一个山坳，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此次跟着周恩来突围出来的有张云逸、孔石泉和吴涛，还有被陈国桥派来保护周恩来的曹鸿都，五人在转过几个山头之后到达了劳山的一侧，这里距离战场已经很远，也没有敌人追来，但还能听到从沿湫山传来的枪声。

有枪声，就可能有牺牲，周恩来面向枪声传来的方向伫立了很久，没有言语，却有悲痛散发开来，但他不能因此而停留，前面还有很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做。

他领着几个人向着延安的方向走去，目的地是距离此处不远的三十里铺，那里有西北保卫局设立的检查站，但山高路远，地形复杂，他们对此处又不熟悉，因此很难辨别方向，好在寻到了一个老乡问路，才终于在梢林山谷间七拐八拐到达了三十里铺的检查站。

周恩来通过检查站将此事汇报给延安，这个消息震惊了延安，谁也没有想到，周恩来离开延安不过才半日功夫，就遭遇了伏击，而且还是如此凶险的一次伏击，怎不让人震惊？

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接到消息后，立即从床头抄起一支手枪，召集队伍准备奔赴战场，刘伯承下令将集中喂养的中央领导人的马匹都牵来给黄霖的队伍，毛泽东也赶来对黄霖说：“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浓浓关心，更是命令，周副主席无论如何不能出事，必须安全回来。

黄霖带着任务、领着百余名士兵奔赴三十里铺。除此之外，保安处长周兴迅速做出安排，一方面向中央报告此事，一方面传信给正在执行剿匪任务的南区司令员吴台亮回延安商讨政策，再一方面派兵火速驰援。

周兴安排了两支队伍，一是由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前去增援，另一支则是有白寿康、李太渊领独立团前去增援。

除此之外，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也召集了部分民兵前去支援。

这几支队伍先后赶往三十里铺检查站，其余延安知道消息的人包括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到了延安南门外广场去等待周恩来的平安归来。

黄霖是第一个到达三十里铺的，他骑着萧劲光的快马一路奔驰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三十里铺，他下马冲进检查站，见到了正在院子里警戒的曹鸿都，紧张地询问：“周副主席在哪里？没事吧？”

曹鸿都将大体情况告知了黄霖，紧接着黄霖进屋和周恩来见面，在确认了周恩来等人的安全之后，当即分配任务，留下了几人放哨，保护周恩来等人的安全，然后准备带领其余人奔赴战场。

周恩来看黄霖急匆匆要走，赶紧拦下，让黄霖将干部们组织起来，然后进行分工，交代：“再派些人去现场，看有没有负伤的，走散的，好好找一找，要首先进行抢救……”

敌人要追击，自己的战士也要救，更是要运回已经牺牲的战士遗体。

当大家赶到战场的时候，山坳中什么声音也没有，一派寂静无声，就是鸟儿的声音都不见，仿佛这里一直就是这么寂静，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弹痕满满的卡车、驾驶室里死去的司机、到处的血迹、横七竖八的尸体、丢弃在路边的行李卷和文件袋等等，无不在说明这里曾有一场残酷的战斗。

大家来不及悲痛，赶紧上前察看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战士，希望还有活着的战士，好在他们来的及时，这一察看，果然就发现有四名战士还有呼吸，他们分别是：刘九洲、温太林、陈贤仁、李生财。

大家赶紧对四人进行了简单的抢救和伤口的包扎，然后用担架和独轮车将他们运走，接下来在附近进行搜寻和查探。

当于桑领兵到达的时候，战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只有牺牲的烈士遗体尚没有处理。遗体需要运回延安，但没有运回的工具，而动员群众往延安抬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好在大家检查了那辆卡车，虽然损毁严重，却并不是不能使用，简单的修理一番还能勉强使用，因此大家将遗体抬到卡车上，运回延安，而对于敌人的尸体则就地掩埋。

等一切安排、处理妥当之后，跟着大部队去战场的张云逸回到了三十里铺，将情况对等在三十里铺的周恩来说明，然后一起往延安赶。

等他们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本该寂静无声的夜晚却如白天一样，南门外广场上站满了人，他们不约而同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周恩来的平安归来，当周恩来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长时间的鼓掌声。

周恩来下马走上前与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李富春等领导人握手，惊险的一天画上了一个暂时的句号，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即究竟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起针对周恩来的伏击行动？

如果是敌人为破坏国共谈判而企图暗杀周恩来，为什么文件和密码等都没有被带走？如果是土匪所为，又是怎么制造这样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准备充分的伏击行动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周恩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首要任务依旧是要去西安和国民党代表谈判，因此第二天一早，在尚不知道危险来自何处、又有多少危险在前方等待的情况下，周恩来独自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飞赴西安。

而这起伏击事件则交由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的西北保卫局侦察部长谢滋群来负责，谢滋群深知这次任务很重。

要知道我党刚接管延安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此地的社会情况很是复杂，城镇有国民党驻扎，农村则有地主组织的民团守卫，还有帮会组织，可以说，土匪、流氓、汉奸、特务等各色人等都有，鱼龙混杂又盘根错节。

要查出究竟是谁要针对我党、针对周恩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谢滋群多次召集部下开会，制定周密的侦查方案和破案方针。

侦查员们在谢滋群的带领下发动群众，深入群众，严格排查，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线索，力争早日破案，他们实地走访劳山附近的群众，在经过大量的工作后，他们将目标锁定在延安与宜川、甘泉交界的金盆山、临镇、云岩镇一带活动的一支土匪武装身上。

这股土匪有明暗两股势力，明的就是一股惯匪，其头目是李青伍，暗的是一个由临镇地主姬延寿领导的一个民团。

侦查员发现周恩来被伏击与这支土匪武装力量有很大的关系，针对这股土匪，谢滋群让几个侦查员化装打入土匪活动的地域，摸清这支土匪武装的情况，并探查事实真相。

很快，这股土匪的情况就被侦查员掌握，谢滋群整合资料上报中央，接下来，剿匪部队自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土匪们纷纷落网，谢滋群对这些土匪进行了突击审讯，很快就查明了劳山伏击的真相。

原来周恩来离开延安之前，三辆卡车就已经暴露了，按照惯例，三辆卡车提前（4月22日）在延安南门外待命，虽然有哨兵把守，但却落入了一个名叫冯长斗的坐探眼中。

冯长斗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一个特务，专门通报延安的商旅信息，也因此，周恩来的三辆卡车就被冯长斗盯上了，他看到有三辆卡车停在那里还有哨兵把守，卡车上估计会有不少的财物，因此他在观察了一天之后，就将这个情况告知了李青伍。

李青伍知道后，就和手底下的兄弟们开了个会，布置了沿湫山的伏击任务，等他们安排好的时候，4月24日开出的两辆卡车已经去往西安，并没有赶上，于是他们专心等待着这第三辆卡车的到来。

果然，4月25日的时候，他们等来了周恩来的卡车，然后就有了这一场伏击战。

在伏击卡车的时候，李青伍发现卡车上的几个人向梢林转移，但他并没有太过关注，他的目标是车的财物，这也就让周恩来等人的突围变得容易了一些。

而且因为陈友才的存在，他的衣着、他指挥护送周恩来突围的动作等，让土匪以为他是一个大官，所以土匪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陈友才和卡车身上。

尽管陈友才、陈国桥等人阻止了顽强的抗击，但因为地势不利、兵力太弱又敌暗我明等情况而死伤严重，除了周恩来等五人突围出去之外，留下来抗击敌人的战士中，最后只有四人重伤昏迷，其余的全部牺牲。

李青伍看着卡车附近已经没有反抗力量了，就召集大家靠近卡车，然后开始搜财物。

他们先是上了卡车，结果啥财物也没有发现，这让土匪们心里窝着火，他们不死心，又开始搜牺牲战士的身，想要从他们身上搜出一些财物来，如果见战士还有一口气的话，还会补上几刀，可谓残忍至极。

因为搜不出财物来，为了撒气，他们还将周恩来用的一条毛毯乱砍乱剁，不过，当他们从陈友才的口袋中搜出一物之后，直接吓坏了。

只见一个土匪从陈友才的口袋中搜出了一张周恩来的名片，这张名片是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才携带在身上的。土匪们是知道周恩来的，尤其是土匪头子李青伍，更是清楚周恩来是什么人。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将周恩来杀了，是的，李青伍和土匪们都以为陈友才就是周恩来，这也怪他们当时慌了，看到周恩来的名片，又因为陈友才和周恩来有些相像，再加上陈友才的衣着也确实证明他的身份不一般。

所以陈友才和土匪们没有细细分辨就断定陈友才是周恩来，而对于杀死周恩来这件事，李青伍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看到周恩来名片那一刻，就脱口惊呼：“坏了，这下敦下乱子了，快，快跑。”

李青伍这个人向来胆大，作为土匪头子，他曾经被红军收编，后来又投降了国民党，再后来他又跑到山上专心做土匪，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残害了不少老百姓，暗杀了不少红军和地方干部，也伏击过国民党的货车，可以说是个凶狠爱财的人。

原本他也知道此次劳山伏击的卡车是红军的卡车，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是周恩来的随行车辆，无论如何，李青伍是没有胆子杀周恩来的，谁知道偏偏就杀了，所以他赶紧召集土匪逃走。

在逃走的时候，他还让土匪将卡车上的两个大箱子带着，他们以为大箱子里必然是满满的财物，结果等他们抬到十几里地远的一个山坳里，打开一看，哪里有什么财物，只有文件和书籍。

他们只好扔下这些东西继续逃跑，李青伍更是吓得直接躲到了山西，想等着这件事过去之后再回去，结果他在山西待了半年，等到冬天回到老家的时候，立刻就被锄奸队逮捕，至此，这股土匪全部落网。

劳山伏击一事水落石出，制造该事件的土匪全部伏法，但牺牲的同志再也回不来了。多少年过去，周恩来始终还记得这件事，记得在这件事中曾与他患难与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同志。

1950年，周总理去大连，在与大连警备司令陈美福（当时任军委警卫团连长）提到这件事，说：“那次，若不是陈友才他们硬叫我先走，恐怕我早就完了。”

1970年，邓颖超去延安的时候，曾与当地的一些同志谈到这件事，说：“陈友才是个好同志，他是代替周恩来同志牺牲的，我们现在想起他，还觉得难过。我们会一直记得他的。”

1973年，75岁的周总理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提出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但让人悲痛的是，这些同志的坟墓没有被保存下来。

原本劳山伏击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延安为这些牺牲的同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们的遗体安葬在延安宝塔山腰，但后来经过战乱，这些坟墓都没有保存下来。

周总理知道后很是惋惜，他离开延安的时候还建议地委同志再好好寻找一番，并留下话语：“陈友才同志死得很英勇，要把牺牲的同志姓名搞清楚，将他们请进烈士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当地政府得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来积极落实这件事。

革命年代，牺牲是那样的普通又是那样的伟大并值得敬重的，即便岁月的流沙掩埋了些许过去的痕迹，但有些记忆将永远鲜活。

忆劳山枪声，念壮士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