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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之前用好几期讲了突厥，之所以要讲突厥是因为，西突厥和后突厥是唐蕃争霸这盘大棋里的重要变量。

唐蕃争夺西域的过程中，突厥势力的亲疏向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后突厥和吐蕃则是一南一北，分散瓦解了唐朝的国家力量，虽然这两个政权，从始至终也没有明确联合过的迹象，但它们实际意义的联动，确实造成了唐朝的顾此失彼。

租庸调制是哪个朝代的（租庸调制是什么意思）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不了解突厥存在的意义，来探讨唐蕃关系是不完整的。

不过在讲西突厥的时候，它的成立、崛起、分裂讲得比较清楚，中后期讲得比较简单。这么讲主要是因为，后面这段和唐蕃关系联系紧密，咱们会单独讲一下。

唐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年年来串门，每次都不空手回去。这把唐朝君臣给挤兑的，都出来迁都避祸的动议了。据说李渊也曾经一度很心动，派人去秦岭以南找地方做准备。

这时候，据说又是李世民站出来反对，他说：“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

当然了，之后李世民是咋回事儿，咱都知道了。

这个天子守国门的唐朝版，是不是他的提议，其实也不一定。

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得出来，东突厥所代表的北方边患，一直都是唐朝的核心问题。

西边的问题，能解决当然最好，要是解决不了，能按住北边，也算是退而求其次。要是北边的问题一直没解决，西边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这时候的问题，就变成了往哪儿跑最合适的问题了。

所以，唐朝边防的核心点，始终都是北方，西方和西南方向，一直都是从属性的问题。

也是唐朝运气比较好，突厥、大唐、吐蕃三方一直在错峰运行，给了唐朝君臣一个辗转腾挪的空间。

东突厥鼎盛的时候，唐朝才刚刚成立，吐蕃还在高原上深耕；

等唐朝运行到第一个高峰，东突厥垮了，西突厥的精力都放在了西边，吐蕃才刚刚冒头；

等吐蕃崛起了，对吐谷浑打出了收割局。

这时候的唐朝，运行在两个高峰之间波谷里，西突厥同样过了巅峰期，也在波谷里挣扎；

等后突厥崛起了，吐蕃也过了第一个高峰期，开始进入波谷。

唐朝虽然还在波谷里，但至少不用同时面对两个强势对手的南北夹击，西突厥则陷入了内讧，变得愈发弱势；

等唐朝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吐蕃、后突厥、西突厥全都陷在了波谷里。于是唐朝在三个方向上进行了收割，其中后突厥直接崩了盘；

等到唐朝过了第二个巅峰期，发生了断崖式的跌落，吐蕃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期，对唐朝和西突厥进行了收割，打得唐朝缩在关中平原不敢冒头。

等到唐朝缓得差不多了，开始从关中冒头了，吐蕃又过了巅峰期，开始走下坡路，直到国内矛盾激化，最终崩盘。

从这几条此起彼伏的曲线上看，唐朝和吐蕃都走出双高峰的曲线，而三个突厥汗国都是单曲线。另外，每个政权的崛起期，都是和别人错开的，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算是运气不错，因为任何一方其实都没能力，同时对付两个强势的对手。

这种错峰的曲线，导致唐朝运作了一个完美的节奏，可以集中力量先后干掉了东突厥、西突厥、后突厥。

说实话，要是东西突厥从两个战略方向上一起施压，李世民就是再英明神武也扛不住。

就单从西域来说，唐朝的节奏也堪称完美。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李世民集全军之力，打垮了东突厥。

贞观四年（630），唐军西出阳关，在新疆哈密置西伊州。

此时，西突厥内部的达头、阿波两个王系矛盾陷入白热化，强横一时的统叶护可汗被自己的伯父，属于阿波系的莫贺咄所杀。

统叶护可汗的死，代表着西突厥两厢势力矛盾的公开化，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强势岁月，也就此终结。

唐朝正是趁着西突厥内讧的机会，将触角伸到了西域，在离敦煌（沙州）最近的哈密，打上了第一个钉子。

贞观六年，李世民将西伊州的“西”字去掉，称伊州，开始了郡县制的改造。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攻破高昌国，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贞观十八年（644年），讨焉耆国（今新疆焉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郭孝恪[kè]平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把安西都护府从高昌迁至龟兹。

至此，龟兹、于阗、焉耆、疏勒的四镇结构初具模型。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平阿史那贺鲁之乱，将安西都护府重新迁回龟兹，并升格为安西大都护府。

同时，李治在突厥故地分设蒙池、昆陵两个都护府，并在附属小国设置羁縻州府，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

从这个历经两代君主，耗时27年的节奏上，明显能看出唐朝步步为营、先东后西、先北后南，逐次推进的节奏。

这个步步为营的大战略，是以河西走廊为前进基地和补给线。然后在天山北麓设西、伊、庭三州，作为核心区控制，形成拱卫河西走廊西大门的屏障。

然后以南疆的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四镇，构成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控制区。

再然后是越过葱岭的吐火罗道十六羁縻都督府，以及中亚的昭武九国。

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非常明确，出河西走廊后，先拿下伊、西、庭三州，首置安西都护府，并留兵镇守。

稳定了北疆防御后，再向西南拓展。

以设安西四镇的方式，分片镇抚葱岭以北的沙漠绿洲区，瓦解西突厥在这里的传统控制，进而达到经营整个西域的目的。

至于吐火罗和中亚，实在是离得太远，唐朝有心无力，只能算是影响力的边缘化区域。

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唐朝对西域的管控始终都是防御性的。

这话说出来，可能会有人不太同意，因为唐朝的版图一直在向西扩张。一边扩张版图，一边说是进行防御，确实给人一种驰名双标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榜首大哥。

但从战略目的上看，西部从来也不是唐朝核心区域。

唐朝向西部投送国家资源，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原的安全，也就是汉武帝“断匈奴右臂”计划的唐朝版本。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唐朝承受不了西、北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承压的后果，所以在西域的拓展，其实是在构建一个缓冲区。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缓冲区也是有明确层级的：

以中亚、吐火罗做缓冲区，保证南疆的安全；

以南疆为缓冲区，保证北疆的安全；

以北疆为缓冲区，保证河西诸郡的安全；

以河陇为缓冲区，保证关中心腹的安全；

因此，唐朝在西域的行政体制上，设置了三层级管控机制。

第一个层级是伊、西、庭三州，这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发起点和基本盘。

唐朝在北疆三州，推行了州县乡里制，保存在日本的《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里有这么一句话：“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1]

这话的意思挺好理解的，说白了就是，在高昌设立的州县，和中原一模一样。

实际情况也确实和诏书说的一样，伊西庭三州的州里有刺史，县里有县令，乡里有乡长，里设里正，全都是流官制。

治理方式也与内地一样，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官府计口授田，民众缴纳赋税，承担徭役。[2]

但是新疆地区的特殊性，也让当地的政策有别于中原，这种区别表现在混合性上。

首先是军政管理上的混合。

安西都护府初设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最初的驻扎地在高昌故城。

到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陷龟兹后，才从高昌迁走。之后每次唐军守不住安西四镇，都护府都会迁回高昌。

在最初的几任安西都护里，至少有两个人身上，明确带有“使持节（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的职衔。

这说明，伊、西、庭三州的管理，是一种行政分职、军事合一的体制。

其次是行政管理上的混合。

虽然唐朝在西域推行了屯田，但新疆的自然环境毕竟不同于中原，在州县乡里制的同时，也有羁縻州府制度并行。

所以在行政管理上，北疆一种镇抚结合，以镇为主的混合型状态。

第二层是安西四镇的羁縻制。

就像唐朝君主身兼皇帝和天可汗两个头衔一样，西域羁縻制度下的各部落首领，既是酋长、小邦国王，又是唐朝官吏。

基于这一特点，唐朝的西域羁縻州，首要任务是维稳。

各羁縻州均在唐朝律令下运转，矛盾由上级管理机构协调，使其不至互相离散攻杀。

其次，各羁縻州府均指定由某地都督或都护统领。

羁縻州的刺史、参将等职官，均由各部落首领担任，均世袭罔替，但必须由唐朝政府任命。

再次，西域羁縻州府未见得均有户籍管理。

即便有户籍，羁縻州属民的徭役税赋也远比中原轻。没有户籍的，干脆就是逐水草游牧的状态。

需要注意一点，以前有人认为唐朝在安西地区不征税，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唐朝也征税，只不过征得比较低。

因此有学者认为，安西四镇是介于道（府）、州、县管理体系和小邦国王间的结合部和过渡形式，是“胡汉并存”统治方式的具体表现。

从军事角度上说，伊、西、庭三州很早就有唐军驻守，但安西四镇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唐军驻守的。作为唐朝“上镇”的管理层级，一般来说只有五百人的军队定额，并有镇有将一人，镇副二人，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

这点唐军数量，说是军队，还不如说是警察。能把驻镇管好就不错了，其他区域根本鞭长莫及。

所以，安西四镇的职能只能是“镇抚结合”。

以“镇”的形式，向周围诸绿洲王国、部族势力宣誓唐朝的管理存在；以“抚”的形式联系各周边势力，当有军事行动出现，尚需借助征召当地部落兵将来进行征讨。

可如果当地部落与入侵者结盟，安西四镇马上便将岌岌可危，这就是唐初四镇屡废屡建的根本原因。

第三层是帕米尔以外的羁縻府州。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在帕米尔西南设置了吐火罗道十六羁縻都督府。

这些都督府其实就是归附于唐朝的小国家，国都就是都督府所在地，国王就是都督府的都督，一共设了88个州、110县、126军府。

唐朝对这些都督的控制力度更差，基本聊胜于无，但这些归附的国家必须对唐朝尽一定的义务，主要表现在朝贡和军事征召上。

这些都督府每年向唐朝进贡方物土产，唐朝则回赠非常丰厚的赏赐，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朝贡贸易。很多人对这种薄来厚往的朝贡关系颇有微词，但其实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运行方式，或者直白点说，就是已经达到了力量投送的极限状态，自己派人派枪管理，实在太费钱，承受不起。

这种更加松散的羁縻州管理方式，也称为遥领羁縻州府。

唐朝对这些遥领羁縻州府，也承担一部分国家义务，如果这些州府遭到了外国的进攻，理论上说唐朝有义务出兵援助。但实际上，当这些州府被大食进攻时，唐朝基本上没实施过有效的协助。

这就可以看出，帕米尔以南的地区，已经超过了唐朝力量投送的能力。

对于这种关系，白寿彝先生在书中写道：“（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对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时，安西都护府是会代表唐政府执行讨伐责任的。”

如果您觉得白寿彝先生说得不够通透，其实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唐朝更在意的是，这些羁縻州不要倒向对手。除此之外的事情，唐朝不想管，也管不了。

这种影响力递减的层级关系，如果放在费孝通先生的结构体系里，就是“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里，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时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中，会出现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外推开，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从而形成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格局，而且它会随着所处空间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圈子。”

这个理论放在国家管理的模型里，就是国都、直隶、郡县、羁縻和四夷。而唐朝在西域的管理结构里，天山北麓是郡县、安西地区是羁縻、再往外的遥领羁縻州，其实和四夷也没多少区别了，基本属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那么在西域的这个管理结构里，哪一层最重要呢？

当然是安西地区！

因为安西地区，不但是个承上启下的位置，还是唐朝垫垫脚尖，就能够着，但国家力量又很薄弱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吐蕃才会在安西下手，跟唐朝在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安西四镇在二十二年里六度易手，最后唐朝被迫在四镇大量驻军。

这一期咱们讲的内容，主要是在梳理宏观结构。

这个从李世民手里开启，到李治手里成型的管理结构，历经了二十多年才彻底成型。在此期间，唐朝表现出来的完美节奏，都是在有计划的实施这个管理模型。

大家弄清楚了西域政策的基本点，咱们就可以结合具体案例，来讲唐、西突厥和吐蕃的西域之争了。

参考书目：

[1]、《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_梁振涛；

[2]、《唐朝如何经略西域》_杜文玉；

[3]、《唐金山都护府钩沉》_薛宗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