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谙达的意思是什么（谙达是什么人）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

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39—40），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首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

在55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自崇德至顺治，直至康熙年间，原索伦部所属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夺，受到战火的破坏，被迫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居住在黑龙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间。

清廷把迁来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理，“布特哈”即满语“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总管衙门。

鄂温克族共有五个“阿巴”（围猎场），成为打牲部的主体，由理藩院任命“达如汉布勒”、“扎木苏”等人为头领，授以副都统衔。达斡尔族分为：都博浅、莫尔登、讷莫尔等三个扎兰，由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洪吉等人，会同满族官吏，驻齐齐哈尔屯管理本部政务和军务。

对鄂伦春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发罕鄂伦春。“摩凌河”是“马上”的意思，“雅发罕”是“步下”的意思。雅发罕鄂伦春有布特哈五官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毕集，奉命惟谨，过此，则深居不可寻踪。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长治久安之策。加强东北边防，指示黑龙江将军衙门，规定旗色，在原有鄂温克族五个阿巴，达斡尔族三个扎兰的基础上，将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壮丁正式编成“布特哈八旗”（亦称打牲八旗）。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温克族四十七佐，达斡尔族三十九佐，鄂伦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长由满洲人担任，副旗长由本地各族担任。旗下设牛录（佐），头目叫“牛录达”，亦叫“章京”（佐领）；佐领下设“哈朋”，即骁骑校；“哈朋”下设领催（宝西呼），佐下各村还设“嘎思恩达”（村长），村长由大家选举产生。佐领和骁骑校在平时监督各族猎手猎取貂皮，按时向清廷进贡，战时率领兵丁打仗，并担负着边境线上的巡逻和驿站的工作。

从此，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开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布特哈八旗对于清廷承担着贡貂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交纳貂皮一张，定制也”。这种制度原出黑龙江将军衙门，即竖五尺之桩，每隔四年测量一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身与桩齐者或高出者，为纳貂之民，并开始担负各种公差。

进贡貂皮，初由布特哈总管收齐后，特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各一员，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热河避暑官。乾隆四十九年，经黑龙江将军衙门启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办法，改由将军衙门乘入贡之便代送。每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由于代送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复了旧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贡至热河。

布特哈官兵除担负贡貂差役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参加马步枪箭较射等军事操练，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温克士兵，七百三十名达斡尔，三百五十九名鄂伦春等族士兵携带眷属，共三千名移驻呼伦贝尔草原。共编成五十个牛录（佐），分隶八旗，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带游牧。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卡伦，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部队戍守；呼伦贝尔地区设十六处卡伦，东六卡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布特哈八旗官员担任固定卡伦外，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边制度。

清廷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养满族化的军队，康熙三十四年（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分别在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中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每佐领下一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文化教育的开始。

清朝皇帝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养成一支亲信部队，规定佐领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见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时间接见各族的佐领以上的军官。而且每年在木兰围场打猎时，也都要选布特哈八旗的优秀猎手来京陪同乾隆帝围猎。

满族统治者一向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语言与满语相近，对他们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驯服效命，如派满族军官训练布特哈八旗，灌输满族的礼俗，他们的待遇也接近满族官兵，通行满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逐渐接近满族，尤其各族的上层的习俗基本和满族相似。鄂温克、达斡尔人上层知识分子多熟通满文、能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语。

鄂温克清统治者对于布特哈八旗鄂温克、达斡尔族的氏族上层官吏副都统、佐领、骁骑校等，给以高官厚禄和各种特权。他们利用权势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劳动，产生了剥削，形成了贵族阶层，同时还产生了作为家庭内使用的奴隶，形成了家长奴隶制形态。鄂温克、达斡尔人都把奴隶叫“包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俘虏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许多免死的罪犯给鄂温克、达斡尔族当奴隶，第三个来源是买进的奴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价值一匹马或一个银元宝。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隶数目，据记载：布特哈东路有四百七十六户奴隶，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数目也不相上下。

奴隶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隶和奴隶主吃一锅饭，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有的主人年老病故，无人继承家产，就由奴隶办丧和继承家业。主人出去打猎，猎回来的肉与奴隶同吃，个别人也把珍贵猎品分给奴隶一份。奴隶主也参加狩猎生产，但奴隶只能参加田间劳动，无权参加狩猎活动。奴隶有赎身权，如不愿在原主人家，可以脱离另找新主人，从新主人那里将身价交给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脱离主人的奴隶，必须找一个自由民做保护人，表现好的，主人（佐领）可以取消其奴隶身份，可给予参军权。

鄂温克族一部分人从事狩猎生产，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已转向游牧生产。牧区的社会组织，与猎区一样保留着氏族“哈拉”，每个氏族下分若干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孙所构成，一般多则十一二户，少则七八户居住在一个村落里。“毛哄”是进行集体狩猎生产的单位。一个或几个“毛哄”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围猎活动。除在生产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间也有代偿债务和抚养孤儿、老人的义务。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间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绝对禁止通婚。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达”（族长）和“嘎思恩达”（村长）各一人，管理和领导家族的事务。族长是维持习惯法的支柱，清朝发给每一族长一条黄带子，但办事必须公道。

在牧区，“毛哄”要在祭敖包时开会，由老年人轮流主持，会议的开支与其他公共费用，由家族负担，牧民每户出一只羊，富户可多至三四只羊。一般被开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请参加其他“毛哄”。如有杀人者，“毛哄”举行会议，将凶手处死在河边，如是误杀，则由犯罪人用两头好牛做为命价，由死者家庭享有。“毛哄”内男人死后，如无子，其财产由“毛哄”内的近亲继承。每个“毛哄”都必须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萨满（巫师），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动。每逢年节，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举行盛大集会的日子，鄂温克语叫“奥米那楞”，萨满用皮绳将全“毛哄”的人围住，检查“毛哄”人口增减，并为全族祝福。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对自然界和动物加以崇拜，相信万物有灵。他们还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动物。鄂伦春人也有相类似习惯。鄂温克人对山、川、日、月、星、火等都进行崇拜。特别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构成其信仰的核心。每个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为女性。

鄂温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体现在萨满身上，得重病时，都要请萨满跳神。如请萨满治病他不去，按习惯可用皮绳把他捆起来强迫他跳神，因为萨满是属于氏族的。萨满不仅是氏族巫师，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萨满也是氏族头人之一。一切鬼、神、吉、凶和疾病的来源，都由萨满解释。

鄂温克民族讲究礼节、好客。长幼之间恪守着严格的礼节，老人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当年轻人见到长辈时，总要施礼问安和敬烟等，如果是骑在马上还要下马问安。通行屈膝、侧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礼节。屋内的座位，床铺，也有长幼之分。

鄂温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与“姑舅表婚”，绝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早婚现象很普遍。有的青年男女相爱得不到父母的允许，便双双逃走，被抓回后，男人无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给别人。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后，把男子押起来，女人交给原丈夫或由佐领把女人定价出卖。

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相互通婚的历史较长，也很普遍，被称为“亲属民族”。

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它们反映了鄂温克族早期的历史。如“人类来源的传说”、“英雄猎人的故事”、“金鱼姑娘”、“兴安岭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丽感人的故事。汉族的故事如《三国演义》等在鄂温克族中也得到广泛流传。

鄂温克族每逢庆祝节日或举行婚礼的时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达斡尔

达斡尔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车”，享有盛誉。又名“大轮车”，也叫“草上飞”。过去运输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轮篷车。大轮车适合于山区荒原和沼泽地带，具有轻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点。

达斡尔族保有部落“毕日基”组织，分为“乌力斯”、“都博浅”、“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彦浅”等五部落。从黑龙江迁来嫩江之前，达斡尔人分别属于上述五个“毕日基”之内。“哈拉”是氏族组织，直译为姓氏，十八世纪前后，达斡尔族有十八个“哈拉”。

每个哈拉是由两个以上的“莫昆”组成。“莫昆”是大家族组织，从血缘关系上说，莫昆是比哈拉又进一层的血缘团体。因此，莫昆这一家族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也就大于氏族。每个莫昆都住在一个村落里。达斡尔族保存几代人的家庭，有的多达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职能：（1）严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谱，每隔若干年召开一次祭祖修谱会议，打开族谱登记增加的男性成员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笔填写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笔写之；（3）处理氏族内违法者；（4）组织哈拉之间的射箭和联合围猎等项活动。

“莫昆”每隔数年，召开一次祭祖会，填写增减的人口。莫昆其他职能有：（1）管理公有财产（林地、河边柳条通）；（2）集体割所需柳条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渔场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5）维护成员，扶养鳏寡狐独；（6）办故后的丧事；（7）干预女子继承家产，必须由儿子继承；（8）公祭莫昆祖神；（9）每年举办莫昆之间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赛，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张贴对联、年画、放爆竹，在大门外燃放烟火，妇女们夜间聚集在某一家较大的屋子里，在苏油灯光下，跳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路日给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贝阔”（曲棍球）。

达斡尔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本人除再婚者外，无权过问婚事。婚姻程序较繁琐。

达斡尔族的丧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难产等死亡的，则风葬或火葬。殉葬品除寿衣外，还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杀马殉葬的遗风。死者的晚辈按亲疏远近服孝一个月到一百天。

达斡尔人迷信鬼神，信仰萨满教。以自然为崇拜对象。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龙、鹿、布谷鸟、猫头鹰等等。他们供奉的“霍列力巴尔汗”，包括十七种神，是由五十八个生物和物件组成的。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在他们的观念中，神鬼是**福的主宰，生产的丰欠和人口兴旺与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结果。因此，一旦生产不利或发生疾病，即请巫师（萨满）祭祀，祈求消灾赐福。

鄂伦春

当猎获野兽后，家族公社（乌力楞）的全体成员，在“仙人柱”前，围成一个圆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妇女担任，老年妇女是采集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由她率领家族公社的女成员，也包括儿童进行采集，储备野菜。捕鱼也是重要生产，黑龙江和嫩江流域，鱼类资源丰富。用“挡筛子”捕鱼是常见的方法。叉鱼也较盛行，他们用三齿或四齿的铁叉，乘坐桦树皮船叉鱼。野兽皮和桦树皮是他们加工的主要对象。兽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熟兽皮，制成各种兽皮衣、裤、鞋、帽和被襦，数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缝制皮衣的线，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桦皮制品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日用的家具、容器、船只以及覆盖“帐幕”的围子都是桦树皮制成的。

鄂伦春人的“乌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几个到十几个“仙人柱”（帐幕）构成。“仙人柱”是鄂伦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称“撮罗子”。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圆锥形的构架，夏天以桦树皮围盖，冬天以野兽皮围盖。“乌力楞”，鄂伦春语的含意是“子孙们”，指同一祖父所传的几代后嗣。“乌力楞”是鄂伦春父权制社会的基本细胞。

“乌力楞”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其经济基础是猎场和主要生产工具，如驯鹿、马匹的集体所有。狩猎是以“乌力楞”为单位集体进行的。在春、夏、秋三季出猎时，往往举族出动。“乌力楞”亦随着迁涉。冬季出猎时则主要是男猎手参加，老弱妇孺留在宿营地。“乌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每次出猎时，都要民主推举一个“塔坦达”，负责领导个狩猎生产。“塔坦达”一般是猎组中年龄最大，辈份大，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人，他经常研究和介绍经验，分配猎品。他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特权。分配制度是以“乌力楞”各户为单位，按户将肉分成若干份，平均分配，但猎获野兽后，要把头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头等肉煮熟，由全“乌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伦春人没有文字，但满文于康熙年间已传入，有少数鄂伦春人掌握了满文。但他们的文学主要是口头创作，通过口耳相传，成为鄂伦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头创作的最早形式是关于鄂伦春族的历史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有许多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以动物为主题的童话故事占较重要地位。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也是口头创作的主题之一。

鄂伦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不论节日里、婚宴上，还是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调都是比较固定的，歌词都是即兴之作。鄂伦春人的舞蹈是与歌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载歌载舞。“黑熊搏斗舞”，“野猪搏斗舞”和“树鸡舞”都是模仿这些飞禽走兽的动作或吼声而创作的舞蹈。另一类是直接表现劳动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现猎人打到野兽以后，高兴地把猎物往马背上驮的情景。红果舞表现了妇女采集红果的劳动。“鲁力该嫩舞”是大闹场的意思。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左右跳动，身体稍向里弯曲，有如他们所住的“仙人柱”，鄂伦春人的舞蹈都是来源于他们生产劳动和生活。

图腾信仰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在长期狩猎中。他们逐渐把某些动物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相信这些动物与他们的氏族集团有关。熊是鄂伦春人崇拜的动物之一。他们认为熊与自己存在一种血缘亲族关系，在称谓上，把熊称为“太帖”（祖母），“阿玛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们认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猎取。

鄂伦春人也崇拜火神，每当吃饭时，要向火里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对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树上画一脸形，路过时要叩头。在家里吃饭、饮酒前，将酒杯、饭碗举起向空中绕两圈，表示先让山神尝，据说山神能保佑多打野兽，他们也崇拜太阳神和月亮神。

萨满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巫师。萨满的跳神仪式充满浓厚的神秘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