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是新中国的一员猛将，从操枪架炮到造枪造炮，他屡建奇功，战功卓越；从战火纷飞的战场到军事科研的阵地，他身先士卒，从而载入史册。

在他的一生中，创建和巩固鄂豫皖苏区是重要的一项贡献，因此他也被称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

图|周恩来

杨烁个人资料介绍（杨炬凡）

1974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来看望病重的王树声。他作为代表，高度评价了王树声的一生：“王树声同志，党中央和毛主席都了解你，你是一个好同志，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你是鄂豫皖的创始人之一......”

说起鄂豫皖，首先我们要明确鄂豫皖根据地的范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由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三省边界创建的一片红色革命根据地。

因此按照地理位置来说，王树声革命的起点便是在鄂豫皖苏区。

受到家里弟弟和妹妹先后参与革命的影响，他经过他人的介绍，也毅然投入革命潮流。从此，麻城县在王树声的掀动下，爆发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成立农民协会。

为了表示革命到底的决心，响应党的号召，他大义灭亲将鱼肉百姓多年的地主舅公丁枕鱼逮捕，还将外号狗老八的恶霸地主大舅抓获，先后处决。亲眼目睹的百姓们，无不为王树声的举动感动。

四一二政变后，逃到河南的丁岳平，集合反动派一万多人，包围麻城县，大肆毁坏百姓的庄稼和房屋，甚至抢劫百姓，血洗好几个村子，制造麻城惨案。

面对敌人的暴行，王树声组织逃难的百姓，守城迎敌。只见他举枪直射，一枪击毙了狂妄的师爷，当场揭露红枪会刀枪不入的鬼话。历经激战，王树声守住城门，打得丁岳平仓皇后退好几里。

不过虽然敌人后撤，但是麻城县依旧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因此为了解围，王树声请命去省城请求支援，最后队伍不仅打垮反动武装，还打散了包围麻城的红枪会。

1927年9月，王树声参加麻城县委会议，决定在麻城举行农民暴动。他勇挑重担，先后带领农民取得黄安和麻城两县暴动的胜利，揭开黄麻起义的序幕。11月，在祝捷大会上，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王树声担任分队长，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名指挥员。

然而工农革命军的成立，很快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王树声几经生死，才从虎口脱险。1928年，王树声找到战友，一起建立武装队伍，后跟随徐向前参与多个战斗，屡建战功。

图|王树声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王树声担任师长，成为总指挥徐向前的第二把手。黄安战役中，王树声死守桃花镇，亲自带领部队打退敌人多路援军，还在红军列宁号飞机的援助下，打下黄安县城。

之后的商城，潢川战役中，王树声灵活指挥，首先围攻敌军一个团，再配合友军一起包抄，切断敌军的后路，最后再以不可抵挡之势，向敌军发起全线进攻。这一系列战斗，成功让敌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打出红四方面军的威名。

而红四方面军是属于鄂豫皖苏区的主要战斗力，王树声在红四方面军处于副总指挥的位置，因此总的来说，王树声确实称得上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

至于当时王树声流泪摇头，称自己不能算，大概是谦虚的说法。纵观历史来说，王树声从闹革命开始，到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副指挥，确确实实为鄂豫皖苏区的创立和巩固作出重要贡献。

紧接着，他又和其他部队一起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突破敌军的三路围攻，大获全胜。敌军发动六路围攻时，王树声胸怀大局，三次收紧阵地，彻底粉碎敌军的围攻计划。

强渡嘉陵江时，王树声指挥战士强渡成功，一举占领要地，击败敌军。再和其他部队一起，攻克天险剑门关，取得战斗的胜利。这一系列的战果，成功为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添上辉煌的一笔。

西征路上，王树声率领部队，在没有任何条件的支持下，取得部分胜利。可惜由于当地马家军阀实力雄厚，盘踞已久，而红军势单力薄，长途跋涉，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

1936年11月，经过中央军委的整顿，王树声跟随徐向前再次踏上西征。一路几经征战，西路军损失较大，后在茫茫无际的大沙漠中，董振堂和援军骑兵师师长，政委先后壮烈牺牲，西路军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王树声率领的第九军也被敌军重重包围，处境不容乐观。为了突出重围，王树声率领部队几经攻守，使得西路军暂时转移到安全地带。考虑敌众我寡，决定将西路军分成三个支队，就地进行游击战。

从此，王树声进行长期游击战，遭遇战，一路历经艰辛才回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安排他进入抗大学习，并于毕业后来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

抗日战争中，王树声先后担任副司令员，司令员，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1944年，王树声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一路翻越中条山，来到黄河岸边。看着滔滔不绝的黄河河水，他们选择乘夜迎着寒风过河，被人称为飞渡黄河。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中央命令，王树声率部来到中原纵横驰骋，接管不少要地。解放战争时，王树声创建鄂西北军区，有力支援西北和华北战场，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1949年，武汉解放，王树声进驻江城，开始剿匪生涯。仅仅用时三个月，王树声就打开大别山的剿匪局面，基本上消灭大股和重要土匪势力。次年，王树声升任司令员，担负起全省的剿匪任务，用时将近一年时间，彻底肃清全省的匪徒。

此后王树声担负起全省的重任，领导着各个地区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发展。但是他更想直接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新战线，做一个向前冲锋的冲刺兵。

很幸运，不久中央对他的工作有了新安排，彭德怀亲自点将，将他调任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接到命令那一刻，王树声又惊又喜，脑海里不由浮现昔日红军缺少枪弹的情况。

特别是在西路军与宁夏军阀马家军作战期间，王树声领导的部队就是因为缺少枪支弹药而失去有利时机。如果那时候红军的武器更先进一些，可以配备火炮的话，马家军就是再来多一倍的人，红军战士都不会怕的。

想到这些，王树声的心里感慨万千，那种窘迫的情况，更是让他刻骨铭心。既然中央将军械的重担交给他，他一定要努力奋斗，义无反顾去迎接新的挑战。

对于新中国来说，总军机械部是一个全新建设的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习惯，处事方法都不同，导致上下级的关系错综复杂，以致工作难以开展。所以彭德怀才会调来一名大将，理理这些关系。

据他了解，这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没有在一起工作过，经历不同，作风不同，习惯不同，水平也不同，缺乏相互理解，一时间调配在一起工作，很容易形成隔阂，扯皮较多。

解决了工作人员的配合工作问题，再就是发展新中国的军械工业问题。

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军械工业几乎是白手起家。当时虽然苏联曾经给予我国一定的帮助，但是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大家的看法各不相同。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学习苏联固然可取，可是一旦发生问题，必然会受到上级批评，所以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而王树声却不怕挨批评，决定根据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不久，他就因在何处修建一个靶场掀起一场争论。靶场的设计是由苏联专家提出的，总军械部建议将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地，但有一位副部长提出应该修建在东北某地。

他认为，华北那边的人群密集，工厂密集，如果修建靶场，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并且该处的射程只有八九公里，水网交错，出入非常不便，并不适合。

部长王树声则没有第一时间表态，而是拉上彭德怀一起乘坐飞机，在空中进行实地考察比较后，决定将靶场修建在东北地区。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没有做错，不仅可以在陆地上试射武器，还可以在空中进行飞机投弹试验。

况且苏联进口的材料缺点也很明显，虽然制成炮管威力很大，但是打的时间不长，炮管就会变得滚烫，必须更换。因此，每门大炮需要配备三个备用炮管。

这意味着，如果我军大量投入生产这种材料，那消耗数量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无疑给国家增添更大的负担。想到这里，王树声决定用进口材料和中国自制材料，来一个对比，看看到底谁优谁劣。

很快一声令下，两种材料制成的炮管像打雷一样，轰轰地发出响声。打到一万发时，苏联进口的材料果然发红，必须更换。而中国自制的材料，却仍然斗志昂扬，一直打到两万发才发红，并冷却后还能继续打。

事实证明，中国自制的材料获胜，全场发出欢腾的欢呼声。从这件事，王树声也得到启发，要建设一支强大的队伍，仅仅依靠别人可不行，必须要依靠自己才能更加强大。

1959年，王树声离开军械部，调任到军事科学院，主要负责筹建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之后的日子，他依旧忙碌在国家发展战线上，为国家的建设做贡献。

多年来，人们经常用祸不单行来形容灾难对人们的打击，然而对于王树声的晚年来说，又何止是祸不单行呢？简直是多灾多难。

1972年12月26日的清晨，王树声的大儿子王鲁光，照常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去上班。正好逢上那天的天气不好，大雾弥漫，地面结冰，他也谨慎了些。

可没想到，就在他刚刚骑出大门，转向马路那一刻，冷不防被一辆无轨电车擦倒了，又因为电车来不及刹车，将他挤压在马路一旁。

当王树声得知消息后，王鲁光已经躺在医院的抢救室里。他一看到父亲到来，就嚎啕大哭，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事后为了纪念这件事，他特意给孩子取名为王鲁光，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德才兼备，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些年，王鲁光一直很争气，确实品学兼优，是全家的骄傲。

可谁都没想到，王鲁光在刚毕业即将走向社会，并即将完成婚姻大事时，突然遭此劫难，脊椎骨被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

老年遇上孩子出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打击。但是王树声历经多年生死，信念如钢铁一样强硬，因此他依然可以照常上班，工作。只有投身工作，他才能暂时忘却这难以忍受的痛苦。

一旦有空暇时间，他才会来医院看望儿子，鼓励儿子不要灰心，不要丧失斗志，要勇敢地与残疾作斗争，积极生活。

原来早在去年，王树声便因胃病发作，住进医院。当时医院的医疗设备并不好，所以医生都把他的病情当成胃病治。直到三个月后，经过北京医院胃镜检查，王树声患上食道癌晚期。

妻子杨炬听后，不禁感到晴天霹雳。为了不影响到王树声，她选择暂时隐瞒病情。可久经沙场的王树声怎能被轻易蒙蔽，很快明白了自己的病情。

他平静地说：“癌症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多老战友都走了，我也该走了。那么多年征战，我不怕死，我已经死过好几回了。”说着，他抹了抹眼角的泪水：“我就是放心不下这个家，对不起你啊！”

他很清楚，一旦他去世，家里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妻子的身上。那么多年的南征北战，妻子一直跟着他四处跑，现在老了，还要独自担负家庭，内心不忍。奈何现实也没有办法。

渐渐地，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癌细胞每一刻都在向他的身体发动进攻。而每一天，他就像打仗一样，坚持不懈与癌细胞作斗争。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又难受。

即使如此，他依旧乐观地说：“癌症算什么，我要抗争它，党和国家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呢！”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快王树声的妻子和三儿子也分别都因低烧不退，神志不清，接连住进医院。就这样，王树声一家几口人，几乎都病倒了，住进医院。

然而在这艰难的日子里，王树声第一想到的不是家庭，而是国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王树声晚上住院治疗，白天则振作精神，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央会议，党的十大，国庆纪念活动等。

王树声的主治医生们，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决定为他大量输血。消息一传出，众多下属争先恐后要将鲜血献给他。

他深深懂得人类生老病死的规律，到了他这个份上，什么救治都是枉然的，改变不了太多。于是他宁愿躺在病床上，疼得四处翻滚，也不愿意按一下门铃，要医护人员抢救。

亲人得知后，纷纷数落他，责怪他不该这样折磨自己。他却说：“他们也很辛苦了，再说，还有很多病人等着他们去抢救呢！”听到这话，亲人也不知说什么好。

时光匆匆，王树声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天，他明显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弥留之际，他真诚地对妻子说：“我死了以后没有其他要求，申请把我的骨灰撒在麻城，让我每天陪伴家乡牺牲的亲人和战友。”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因病去世。就在他去世前的第五天，周恩来代表党组织和毛主席，看望病重的王树声。看望中，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表达党中央对他的肯定。王树声听后，也不禁眼含热泪。

1987年，家乡的亲人按照王树声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他的妻子在坚强地活着，扛起家庭的重担。大儿子瘫痪，次子去世，让她心力交瘁，但是为了支撑起家庭，她强忍疼痛，用尽全力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