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她在抗日战争期间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叫《牺牲》。

邓发简历（邓来发工作简历）

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极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确实触目惊心。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张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龇牙咧嘴，相当惨烈，想当恐怖。

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更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

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知识女性。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做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更有怕死的一面。堡垒户王寿云的孩子说：当村里一有狗叫时，杨沫就很紧张，我母亲就安慰杨沫：不要怕，有我就有你，敌人来了咱能对付。

因为她对死极端敏感，所以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中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

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都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

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至于犯了一场心脏病。

王若飞空难飞机

连根据地的地主也那么忘我，那么爱国！

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别有用心时，他一时冲动，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王汉秋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了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危险、最残酷、最紧张、最艰苦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母亲却说：

多少年过去了，可是，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却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22)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

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内心很压抑。

当时，报社内一些做文字工作的同志都不太安心，觉得这工作没多大出息，不被人重视，不如干群众工作或政权工作，又可深入实际，又受人尊敬。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

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

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跟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打交道，一个炕头睡觉，与农民们耳鬓厮磨，养成了她平易随和，甚至有几分憨厚的气质。让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都有些土里土气。

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毫无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她的同事吕果说：“1949年5月我调到北京市妇联宣教部，为的是创办妇女刊物。因此得以和杨沫共事。起初，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是文化人，竟以为她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皮肤黑中透红，胖胖的，戴一顶八角帽，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列宁服。大大咧咧，憨厚随和，满口老百姓的京白，用语也不严谨。平易爽朗，很少当时某些干部的那种浓重政治色彩。”

不止吕果，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的情绪不高。

母亲对职务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当革命眼看就要胜利，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时，任何人都会随大流参加革命，根本不需要什么觉悟。

谁势力大投靠谁算觉悟吗？这些随大流的，跟母亲那些在革命还很危险，却冒险投身革命的人没法比。

解放后，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待遇上好一点，职务上高一点理所当然。所以母亲对工作安排上的不满，也算不上斤斤计较。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呵斥，让母亲难以忘怀。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订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

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呵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自到妇联宣传部后，母亲似乎被当成一个打杂的，给人抄过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下被服厂了解女工情况……从没有一个固定工作。领导和同事们都认为她动过几次大手术，百病丛生，身上的好零件寥寥无几，也不指望她干多少工作。

母亲对妇联失望了，后悔了，觉得还是搞自己的报社编辑好。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1949年7月因剧烈腹痛，检查出是宫外孕，母亲在市立第三医院动了手术，把子宫、盲肠全都割掉，连右卵巢也割掉。

手术后一段时间，她经常全身疼，还总失眠，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她才35岁，就开始秃顶了，所以她常年戴一顶帽子，不管上班还是回家。她照的相片中也大都戴着帽子。

所以，母亲的心绪极坏。不过养病期间，她没闲着，修改好描写抗日战争一段经历的稿子《苇塘纪事》。于1950年7月正式出版。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它的出版给了母亲一丝安慰。

那时还是供给制，每月的钱很少，她连个刷牙缸子都没有，为省钱，特地到东单的集市上买个旧的。

有一次，得了几块钱稿费，把父亲高兴得大笑，竟笑出了眼泪，因为能买点好东西吃了。尽管母亲有公费医疗，很多药还是报销不了，如当时的中药就无法报。她的肝、胃、子宫、关节、眼睛、神经……都有问题，还有一些没搞清楚的病。要彻底治愈，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可哪里有钱呢？正忐忑不安时，母亲的妹妹白杨听到了她的情况，热情邀请她到上海治病，一切费用由白杨来解决。

于是，绝望的母亲赶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