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毛泽东

红妆素裹（红妆素裹与红装素裹哪个正确）

蝶恋花，又名踏鹊枝，是一个双调词牌，六十字，一个仄韵到底，上下阕格调相同。前人词作中最著名的当属柳永的“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有苏轼的“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然而不论是苏轼、晏殊，还是欧阳修、李清照，用此词牌的时候风格都是偏向于婉约的，毛泽东却不同，他把自己此时舒畅的心情融入到词牌中来，赋予了词牌一种不同于前人的豪迈。这是一个创新，也说明了词无定调，关键在于词人能否活用。

从用词上看，《从汀州向长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更像是《清平乐·蒋桂战争》的风格。拿“天兵”与“腐恶”相对也没有特别的新意，无论是长缨缚鲲鹏还是直捣湘和鄂都不能算是非常出彩的句子，反而有一种宣传标语式的直白。前面提到，柳永苏轼等人写的《蝶恋花》是比较婉约的，毛泽东写的是比较豪放的，婉约与豪放的区别从形式上看就在于对节奏快慢的把握，节奏较缓反复吟咏的一般都是婉约，节奏明快一气到底的一般都是豪放。另外就从立意上看，从此看到彼的一般都是婉约，从上看到下的一般都是豪放，或者说婉约更注重个人的感受，豪放更注重历史的全景。事实上，婉约与豪放不能截然两立，像苏轼也会在唱了大江东去的最后叹一声人生如梦，辛弃疾在高呼醉里挑灯看剑的最后叹一声可怜白发生。过分追求豪放丝毫不收敛就会把诗人自己的感受给吃掉，读来就缺少了一分烟火气。我们常说毛泽东的诗词风格多是豪放的，而其彰显豪放风格的手法却不同于苏轼辛弃疾，他更偏重于使用标语式口语化短句，用牺牲婉转的诗意来达到一气呵成的通畅，用大量白描的直述来实现短平快的节奏。这样的结果就使得诗词缺少情感上的变化，缺少一咏三叹的婉转，缺少层峦叠嶂的惊艳，只适合读一遍，再读时就会觉得索然无味，尤其对于那些强调诗情画意的人来说，毛泽东的这种豪放手法是值得商榷的。清人许印芳在《与李生论诗书跋》中说：“功候深时，精义內含，淡语亦浓；宝光外溢，朴语亦华。”能够担得起这种诗词极致的，我认为只有杜甫一人，他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都是把平淡用到了极致。毛泽东用的口语却不是这样，这些口语缺少变化和想象力，尤其是像“征腐恶”、“缚鲲鹏”这样的表述，既不是日常口语，也不是正规书语，所以读来就难以产生平淡见深功的赞叹。

《从汀州向长沙》写的是红军作战之事，用公木的话说是“发自闽西，越过汀江，席卷全赣，直捣湘鄂。健笔豪情，意气纵横”，“气象如此宏大，意境如此雄伟，其可算是绝无仅有的了。”然而公木不肯承认的是，这首词所谓的宏大气象和雄伟意境，事实上缺少一种内在的撑力，也就是说只有外形上的豪迈，缺少内在的妙趣。长缨缚鲲鹏也好，直捣湘和鄂也罢，都只是事件的堆砌，没有《减字木兰花》中“雪里行军情更迫”的生动和“赣江风雪弥漫处”的隐趣，就像是爽口的雪碧，初入口时觉得很解暑，等到回味砸吧砸吧了就觉得舌头发涩，还不如喝一碗粗茶来的实在。只是最后那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可以好好玩味一下，但也不是从诗句本身出发。从诗句本身来看，这也是平平无奇，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在毛泽东诗词中，直接使用与国际共产运动相关的词语仅此一处，强调自己率领的“百万工农”与“国际悲歌”的密切关系，把狂飙天落说成是国际悲歌的功劳，可能是毛对古田会议前中央九月来信的回应，也可能是对共产国际为他发了一千字唁电的感激，更可能是对当时中央关于江西苏区“农民党”问题担忧的回应。把革命狂飙与国际悲歌联系在了一块，在后来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中看不到，在“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也看不到，可能只有在1930年的夏天，毛泽东才会愿意把这二者连在一起写进自己的词中吧。

毛泽东

最后再说一个与词意无关的小插曲吧。毛泽东词中说“偏师借重黄公略”，当时身在赣西南的黄公略是红六军军长，1930年7月份编入红一军团后改成红三军，8月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就一直随彭德怀部行动。在从汀州向长沙的作战行动中，黄公略率部取得了文家市歼灭战的胜利，确实当得“借重”二字。到了1930年底的富田事变中，红二十军谢汉昌等人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试图挑拨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关系。据彭德怀回忆，他当时就看出了这封信是伪造的，认定这是“分裂的险恶阴谋”，并迅速起草宣言，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的领导。只是黄公略的态度就比较暧昧了，同样根据彭德怀回忆记载，“我讲这段话时（指彭分析《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是伪造的假信）黄公略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嘛？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如此看来，在富田事变的危急时刻，毛泽东能够偏师借重的却是彭德怀，而借重不了黄公略了。估计这也是写诗时候的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在赣南东固行军时遇敌机空袭，被低空盘旋的敌机扫射击中腹部，因失血过多于当夜牺牲。今日再看后来的波谲云诡的纷争，对于黄公略来说，六渡坳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