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反“围剿”跌宕起伏，务实获胜崇洋至败（上）

在中央红军实施长征之前，蒋介石先后五次调兵遣将“围剿”苏区，中央红军也由此进行了五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的务实理念与博古等人崇洋思想碰撞影响下，反“围剿”战役由胜利走向失败。

公秉藩简介（公秉藩照片）

然而，尽管毛泽东的务实理念成就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也并不都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我们不妨翻开历史记忆，探索五次反“围剿”的历史足迹。

第一次反“围剿”，罗坊会议激烈交锋，争出胜利法宝。

1930年10中旬，蒋介石在结束了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之后，调集了7个师又1个旅共计1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面对蒋介石重兵“围剿”的态势，仅有4万兵力的红军倍感压力。10月25日，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镇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反“围剿”事宜。会上，毛泽东依据红军的兵力与根据地的现实状况，务实地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即：在根据地内选好战场，放敌人进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但毛泽东的方案，遭到了时任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等人的坚决反对。虽然当时中央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但因为当时的通讯问题，尚未传到苏区。所以，李文林等人坚持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是保守主义，红军“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同时，他们认为“哪有把敌人引到家里来开战的道理？这样岂不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得稀烂？使苏区的人民受到重大损失？”李文林等人在发言中振振有词地以“不使苏区人民遭映”为理由，主张用“夹江而阵”的战略应对敌人。

李文林的堂而皇之的观点，获得了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相当数量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红三军团司令彭德怀、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等重量级人物。面对这些人的反对态度，毛泽东内心很是气恼，但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些人的愿望并非恶意，只是受到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太深，需要慢慢引导说服。于是，拥有伟人度量的毛泽东，非常冷静而又耐心的陈述己见：

“这次蒋介石调集十万重兵大举来攻，目的是把红军引入白色区域，利用他们的实力来个速战速决。这是敌人的毒计，我们看明了就不能自动往里面钻，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主动的地位来确定战略。这就是撒开两手，东渡赣江，把敌人诱入赤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展开山地运动战，瞄准机会消灭敌人。敌人的主力在赤区被消灭了，他们的碉堡工事也就用不上，南昌、九江也就不攻自破！这是我们打破敌人‘围剿’的唯一正确策略。”

毛泽东合情合理、逻辑清晰的阐述，让在座的许多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尤其是朱德、黄公略、林彪、罗荣桓、何长工等一批红军将领，旗帜鲜明地反对“夹江而阵”，支持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在这种情况下，起初并不赞同“诱敌深人”的彭德怀、周以栗，也改变了看法，转而赞同了毛泽东的意见。至此，李文林、袁国平等人便成了少数派，不得不同意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罗坊联席会议作出“诱敌深入”的决策意义深远，它彻底摆脱了“左”倾冒险的羁绊，成为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胜利的法宝。

然而，尽管罗坊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但在具体落实战斗时，又出现了新的波折。

11月2日，南昌行营主任兼“剿匪”第九路军总司令鲁涤平，指挥“围剿”大军兵分三路开始向中央苏区推进。紧迫的时局，迫使红军尽快做出反应。毛泽东召开总前委会议，依据“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决定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在回旋余地较大的赣东区域寻机歼敌。但在推行实施时，又遇到了来自红三军团的阻力。由于红三军团中大部分官兵来自平江、浏阳、阳新一带，被一些有狭隘地域观念的团级干部利用，坚持留在赣江以西，不愿过江。关键时刻，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宣布执行总前委的决定，并在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形势之后说：“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时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由于彭德怀的明确姿态，红三军团不愿过江的官兵放弃了杂念，接受了命令。

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规模的进入苏区，开始向赣江东岸推进。而此时红一方面军已转移至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苏区四处寻找红军主力未果，其部队渐渐地被拉开，形成了一个从江西万安、泰和至福建建宁长达400公里的战线。毛泽东、朱德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将敌军分割成两端，然后各个击破。

12月28日，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其部外加一个旅的兵力，向龙岗区域孤军推进。龙岗，是一个狭长的盆地，非常适合打伏击。中央红军抓住机遇，于29日在此悄然设伏。30日，当张辉瓒的部队进入伏击区域后，红军离开展开全面攻击，当日就将其全部歼灭，并活捉了张辉瓒。随后，红军又移至东韶附近，突然向国民党谭道源的第50师发起攻击，歼敌3000多人。两次干净利落的战斗，迫使国民党其他各部退出了苏区，从而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自制草图，仅供参考。

第二次反“围剿”，毛泽东利用会议，力排“左”倾干扰。

1931年3月，蒋介石委任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调集了18个师又3个旅共计20万兵力，组成一道700余里长的战线，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新战术，向中央苏区推进，准备发起第二次“围剿”。面对如何破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再次面临挑战。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左派人物项英来到了苏区，按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出任代理书记。随后，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同时取消了总前敌委员会。先于此时，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力推荐下，王明走上了前台，成为了中共的掌舵人，“左”倾教条思潮开始影响中共方向。

四月下旬，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兵压境，苏区中央局召开了会议，就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反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之声更为强烈。其原因，与四月上旬到达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所带来的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补充指示》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指示，一方面同意“诱敌深入”是可以采用的战略，另一方面又建议面对强敌，红军应该撤退，撤到湘南、粤桂北建立新根据地。这个指示，带有明显的米夫色彩，是王明不折不扣执行米夫（共产国际中国代表）旨意的教条指示。

教条的指示，恰好遇上教条的人物。项英以此为依据，坚持将红军主力移出根据地，主张“分兵退敌”，也就是所谓的“消萝卜”战术，即红军化整为零，遇到小股敌人就打一下，以便避免被敌人围剿。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依靠根据地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但当时赞同的人仅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干部，因而毛泽东的意见被会议否定。

鉴于作战方针对反“围剿”胜败至关重要，毛泽东没有放弃努力。他建议召开扩大会议，让更多的军事干部参加。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获得苏区中央局同意，与会人员扩大到了各军军长、政委及参谋长。

在扩大的会议上，毛泽东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评估了反“围剿”取胜的可行性，因而获得了与会大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赞同。而原先主张“分兵退敌”的人也做了让步，同意先打一仗看看再说。

就在作战方针获得通过后，围绕如何作战又产生了争论。林彪等人以啃下硬骨头为由，主张先打敌蔡廷锴的第19路军，但毛泽东坚决反对。毛泽东认为，在围剿的敌军中，十九路军实力最强，没有绝对取胜把握，且由于赣江区域限制，回旋余地太小。而把红军主力拉到福田、东固一带，避开强敌，先打弱敌孙连仲、王金钰部，削弱围敌势力，然后自西向东，各个击破。由于毛泽东的分析逻辑缜密，与会者变成了多数人支持毛泽东。关键人物中央代表团的代表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在听取各方意见后，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主张，最终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从而奠定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

5月中旬，国民党军王金钰部的第28师师长公秉藩，率其第28师和第27师的一个旅，在何应钦的督促下，率先从福田向东固推进。中央红军很快从电台截获了这一重要情报，毛泽东与朱德抓住机会，迅速作出具体部署：红一军团红3军在距东固16里的地方构筑阻击阵地；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及红35军主力，秘密穿过驻防龙岗头的敌60师与驻防上方镇的敌43师的防御间隙，绕到敌公秉藩部的右后，实施包抄；林彪率领红4军及红12军31师，则穿插绕到公秉藩部的左后；黄公略则率领红12军32、33师秘密完成正面穿插，占领敌28师与敌47师之间的高地，准备直捣28师师部。

5月16日，当敌公秉藩部完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后，集中了优势兵力的红军立刻发起总攻，开始围歼公秉藩部。林彪率部迅速扎紧了口袋，彭德怀率部从敌后发起攻击，而黄公略、罗炳辉、谭震林等则从敌中间攻击，不久就将公秉藩部全部歼灭。

随后，红军乘胜追击，从赣江之畔由西向东，将敌军师旅分别逐一横扫，势如破竹，先后围歼了敌高树勋的27师主力、池峰城的81旅大部，并于27日围攻广昌，29日进军武夷山下，31日攻占建宁。半个月之间，五战五捷，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完美胜利。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毛泽东亲自掌舵，打得顺风顺水

连续两次“围剿”失利，蒋介石心有不甘，亲自披挂上阵，自任“剿匪”总司令，并任命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了30万兵力，于7月份就展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此时，刚刚经历了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中央红军，正在建宁一带休息，距离中央苏区的中心较远。正是源于这个客观因素，苏区中央局不便随军行动，便在5月下旬就重新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朱德、彭德怀、林彪、黄公略、谭震林、周以粟等为委员。因此，第三次反“围剿”就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负责组织指挥作战，也就使得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没有受到干扰，得以顺利实施。毛泽东、朱德率领主力千里会师到赣南兴国一带，利用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灵活机动的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从8月初到9月中旬，先后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六次突袭围歼战斗，歼敌3万，使得国民党军队“围剿”的围攻势头锐减，逐步退出进攻区域。也就在此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主要城市纷纷沦陷，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离开南昌返回南京应对事变，同时撤回了“围剿”部队，第三次“围剿”宣告结束。

第四次反“围剿”，朱、周巧用“诱敌深入”获取胜利。

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苏区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而暂时的连续胜利，不仅使得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而且也使苏区中央局的众多干部盲目自信、头脑发胀。毫无疑问，这些倾向为“左”倾盛行提供了温床。

也就在这个时候，年仅24岁的博古，在王明的支持下走向前台，出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这位充满激情却又理想化的年轻人，号称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非常崇尚共产国际，遵从王明，因而也就为他的教条、僵化与固执埋下了隐患。

1931年11月，在临时中央代表团的主导下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批评与指责。毛泽东的作战方针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游击主义”等等。在免除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取代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和总前委，意味着中革军委直接领导中央红军。

尽管毛泽东的影响被严重削弱，但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及根据地的扩大，中央红军还是发展到了6万余人。也正由于军队有所发展，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推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选胜利的决议》，由此红军开始向南昌、赣州等中心城市进攻。针对中央这些决定，毛泽东持坚决反对意见，并依然力主扩大农村根据地，但毛泽东也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了沉重代价。10月上旬，在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占主导地位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彻底被解除了军队职务。

1932年底至1933年3月，蒋介石再次调集了40万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四次“围剿”，试图彻底消灭红军。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被排除在军事指挥权外，但由于博古、项英之类的人不懂军事，因而中央红军的实际指挥权还在周恩来、朱德等人手中，因而中央红军在周、朱的指挥下，依然按照前三次反“围剿”所采用的作战方针，运用部队机动特点，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敌军。

1933年2月，洞悉博古的蒋介石判定毛泽东必将靠边，亲自兼任江西“剿匪”总司令，由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由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由粤向赣挺进；由陈诚为中路军，集中中央军12个嫡系师担任主攻，向红军新开辟的黎川、秦宁、建宁、广昌各点发起攻击，由此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拉开帷幕。

2月下旬，陈诚获悉南丰附近有红军主力的情报时，一边用其第8师坚守南丰，并令其24师驰援，以吸引红军决战，同时安排其他部队分三路迅速南下实施合围。

面对严峻敌情，周恩来与朱德商量：“先斩后奏，隐真示假，立即撤走。”朱德同意道：“好，也可以边斩边奏，拿不到屠宰证不要紧，反正毛泽东早开了票。”于是，周恩来、朱德13日致电瑞金，不等瑞金方面回电，就留下少量部队继续佯攻南丰，令红11军伪装成红军主力，由里塔圩、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方向激进，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敌右翼的南丰西南东韶、洛口等地隐蔽，待机歼敌。

陈诚果然误以为红军东去，立刻禀报蒋介石，然后调兵分三路向广昌围攻：

一路由敌52、59师组成一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击广昌、宁都；

一路由敌第4军吴奇伟的第90师，李默庵的第10师，周至柔的第14师，郭炳生的暂编师组成二纵队，由南丰向东推进；

一路由敌第八军周浑元的第5师、周嵒的第6师、李延年的第9师、王锦文的第79师等组成三纵队，由金溪出黎川，向南激进。

自制草图，仅供参考

2月25日，红军总部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朱德依据情报查看地图，发现敌52师、59师向东韶、黄陂前进，已暴露在我军面前。两敌之间被摩罗嶂大山阻隔，且必须经过一条起伏不平的干峡谷，而敌第二、第三纵队与此相距较远，难于接应。因此，这是伏击两敌的绝好机会。于是，朱德提出先伏歼敌52、59师。周恩来表示赞同：“好，先打这两支贪狼！”决定一下，时任参谋长的刘伯承迅速安排了作战计划：以红一、三军团及红21军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滕代远、林彪、聂荣臻指挥，从苦竹、玉都一线分别平行北进，侧击敌人；以红5军团及红12、22军委右路纵队，由董振棠、朱瑞、罗炳辉、陈毅指挥，经东陂、黄陂向霍源围敌；独立第4、第5师负责牵制敌11师，保障右翼安全。

27日拂晓，当敌李明的52师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并很快就歼敌大部。而陈世骥的59师前卫团进至霍源与红军交火时，陈时骥还误以为是游击队，恃勇紧追，使其主力也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经过两天的激战，敌第52、59两个师基本被歼，敌52师师长李明在被俘的路上死亡，敌59师师长陈时骥也被俘成囚。

敌一纵被歼之后，陈诚只好调整部署，改分进合击为一路挺进的中间突破战法，吴奇伟指挥第10、14、90师为前纵队，罗卓英指挥第5、9、11师与59师残部175旅为后纵队，一前一后交相掩护，一路向广昌搜索前进。3月18日，敌9师到达东陂，11师到达黄陂。

周恩来、朱德闻讯后，决定“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朱德命令红11军赶到敌前纵队正面诱歼敌人，沿新丰、甘竹向广昌快进，务必使敌人两个纵队之间距离拉开，造成彼此难以接应之态势，随后命红军主力迅速北上，秘密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伏击敌军。

果不其然，3月20日时，敌前后两个纵队前后长达上百里，敌后纵第11师、175旅正进入草台岗，敌第9师尚远，第5师则正加速前进跟进前纵。21日拂晓，待敌第5师前出离开之后，红军发起了迅猛攻击，歼敌第11师大部、敌第9师一部，俘敌6000千余人。接着，红军乘胜围攻永丰、乐安，一度推进到崇仁西南的公陂、龚坊地区。

草台岗大捷，宣告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取得了胜利。中央红军兵力也随之增加到了7万余人，地方武装则增加至5万余人，使得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2022.05.20（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