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六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现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时,顺便送他的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途经湖口,游览了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为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写了这篇文章。
楚国辞赋家谁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国辞赋家是谁)
文章通过记叙对石钟山得名由来的探究,强调要正确判断一件事物,必须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在艺术上,此文具有结构独特、行文曲折、修饰巧妙、语言灵活等特色。
石钟山
作品原文:
《水经》云:“彭蠡(lǐ)之口有石钟山焉。”郦(lì)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qìng)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bó)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líng)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fú)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kēng)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一座石钟山在那里。”郦道元认为石钟山下面靠近深潭,微风振动波浪,水和石头互相拍打,发出的声音好像大钟一般。这个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它。如果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声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访求石钟山的旧址。在深潭边找到两块山石,敲击它们,聆听它们的声音,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重浊而模糊,北边那座山石的声音清脆而响亮,鼓槌停止了敲击,声音还在传播,余音慢慢地消失。他自己认为找到了这个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但是这个说法,我更加怀疑。敲击后能发出声响的石头,到处都这样,可唯独这座山用钟来命名,这是为什么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kōng)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mù)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qī)鹘(hú),闻人声亦惊起,磔(zhé)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ké)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guàn)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chēng)吰(hóng)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xià),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kuǎn)坎镗(tāng)鞳(tà)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zhì)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yì)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坐船到临汝去,大儿子苏迈将要去就任饶州德兴县的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而能够观察这座称为“石钟”的山。庙里的和尚叫小孩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间选一两处敲打它,发出的响声,我本来就觉得可笑,并不相信。到了晚上,月光明亮,我独自和苏迈坐着小船来到绝壁下面。巨大的山石在旁边耸立着,高达千尺,好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要向人扑过来;山上宿巢的老鹰听到人声,也受惊飞起来,在云霄中磔磔地鸣叫;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边咳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上发出,噌地响着像钟鼓的声音连续不断。船夫非常害怕。我慢慢地观察,原来山脚下都是石头的洞穴和裂缝,不知它们的深浅,微微的水波涌进洞穴和裂缝,激荡撞击便产生这样的声音。船绕到两山之间,将要进入港口,有块大石头挡在水流的中央,上面可坐百来个人,中间是空的,而且有许多窟窿,把风浪吞进去又吐出来,发出窾坎镗的声音,同先前噌的声音相互应和,好像音乐演奏。我于是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吗?那噌吰的响声,是周景王无射钟的声音;窾坎镗的响声,是魏庄子歌钟的声音。古代的人没有欺骗我啊!”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yì)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dài)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bó)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lòu)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凡事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根据主观猜测去推断它的有或没有(正不正确),可以吗?郦道元见到和听到的,大概和我一样,但是说得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愿夜晚乘着小船停靠在悬崖绝壁下面,所以不能知道真相;而渔人和船工,虽然知道却又不能用文字表达、记载。这就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石钟山得名由来)的缘故。而浅陋的人用斧头敲打石头的办法来寻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自以为得到了事情的真相。我所以记下以上的经过,是因为叹惜郦道元的解释过于简略,也嘲笑李渤的解释太浅陋了。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这篇文章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
张良(?—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政治家,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力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季父项伯,使得刘邦顺利脱身。凭借出色的智谋,协助汉王刘邦赢得楚汉战争,建立大汉王朝,帮助吕后之子刘盈成为皇太子,册封为留侯。汉高后二年(前186年)去世,谥号文成。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作品原文: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cù)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够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于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
张良像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jù)鼎(dǐng)镬(huò)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yí)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bēn)、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fèn)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在韩国已灭亡时,秦国正很强盛,秦王嬴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里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气势是不可以凭借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jīng)轲(kē)、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yí)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jù)傲鲜腆(tiǎn)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做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而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借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子房山上张良塑像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tǎn)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kuài)稽(jī),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fèn)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这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么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惊惧他和项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huái)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但是随随便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锋锐的战斗力,等到对方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kuí)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yú)!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外柔内刚,这就是张良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记游定惠院》是苏轼贬居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应徐大正之请而写的一篇记游小品。定惠院在黄冈县城东南,苏轼初到黄州时曾寓居于此,后又常往游。据其《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明日集之为诗,故辞无伦次》诗王十朋集注引《志林》,苏轼此次游定惠院为元丰七年(1084)三月初三日。
文中记述了苏轼与二三友人一天愉快地游赏,随物赋形,信笔抒意,以淡雅的笔触,将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渲染出一种清新隽永的意境。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作品原文:
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xié)客置(zhì)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复与参(cān)寥(liáo)禅师及二三子访焉,则园已易主。主虽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zhǐ)木,性瘦韧(rèn),筋脉呈露,如老人头颈。花白而圆,如大珠累(lěi)累,香色皆不凡。此木不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饮,往憩(qì)于尚氏之第。尚氏亦市井人也,而居处修洁,如吴越间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阁上,稍醒,闻坐客崔成老弹雷氏琴,作悲风晓月,铮铮然,意非人间也。晚乃步出城东,鬻(yù)大木盆,意者谓可以注清泉,瀹(yuè)瓜李,遂夤(yín)缘小沟,入何氏、韩氏竹园。时何氏方作堂竹间,既辟地矣,遂置酒竹阴下。有刘唐年主簿者,馈油煎饵,其名为甚酥(sū),味极美。客尚欲饮,而予忽兴尽,乃径归。道过何氏小圃,乞其藂(cóng)橘,移种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将适闽(mǐn)中,以后会未可期,请予记之,为异日拊(fǔ)掌。时参寥独不饮,以枣汤代之。
黄州定惠院东边的柯山上,有一株海棠,枝叶特别繁茂。每年花开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客人前去饮酒赏花,已经五次醉在这海棠树之下了。今年又和参寥禅师以及其他几个好友去访赏,然而那个园子已经换了主人。主人虽然是个商贾,但因为我的原因,他也稍稍地培育治理了这个园子。园子里有很多年老的枳木,木性瘦瘠而坚韧,树的筋脉都显露在外面,好像老人的头颈。花白而形圆,好似成串的珍珠,香气和颜色皆不平凡。这种树不讨人喜欢,主人本来想过一阵砍去,也是因为我的缘故,没有被砍掉。喝过酒之后,我们去尚姓人家休息。尚氏也是个平凡的人,但居住的地方干净整洁,好像江浙一带的人,他家的竹林和花圃都很讨人喜欢。我醉躺在小板阁上,一会醒了,听见客人崔成老弹奏雷氏琴,琴声像悲鸣的风、微亮的月光,铮铮有声,得到的享受是人间所没有的。到了晚上,徒步来到城东,买了一个大木盆,心想可以注入清水,浸泡瓜和李子,于是沿着小沟,走进了姓何与姓韩人家的竹园。那时何氏在竹林之间修筑大堂,已经把地方都腾出来了,于是把酒放在竹荫下。有一个叫刘唐年的主簿,送给我们一种油炸的小吃,名字叫“甚酥”,味道很好。客人还要喝酒,而我忽然没了兴致,于是直接回家了。路上拜访了姓何人家的小园子,跟他要了一丛橘子,移植到了雪堂的西边。客人徐得之马上就要启程到闽中去,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于是恳请我记下今天之事,作为以后的谈资。那个时候,参寥是唯一一个不喝酒的人,于是用枣汤代替了酒。
苏轼于嘉佑二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试于礼部,时年21岁,到嘉佑五年(1060年)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时间先后写有二十五《进策》、二十五《进论》,这些策论基本上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贾谊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贾谊像
全文紧扣贾谊失意而终展开,对贾谊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虚实结合、正反对比,用逐层推进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并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末段总结文章目的:劝说人君遇到贾谊这样的人才,要大胆使用,不要错过时机;劝解贾生式的人,要自爱其身,要善于自用其才。论证有理有据、层次分明。
作品原文: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jiǎ)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臣,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yáo)、舜(shùn),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yù)?”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hàn)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夫绛(jiàng)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guàn)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cí)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z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jù)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萦纡(yū)郁闷,趯(tì)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的规章制度,采用他的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的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ruì)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fú)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juàn)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jǔ),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呀,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世啊!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苏轼《墨竹图》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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