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鲁迅弟弟周作人在文集中写下的一段话，看得出，周作人对生活还是很有自己的讲究的。

然而到了晚年，由于众所周知的投靠日伪的经历，周作人的人生晚景可谓黯淡凄凉。

1940年周作人在书房留影

周作人作品集（周作人作品风格特点）

1938年春天，北京饭店，由日伪政权组织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在此召开，周作人等文化名人突然出席，引得举国舆论哗然，文化界抗敌协会更是发出全国通电，谴责周作人等人的行为。这便是他投敌的开始。

到了这年秋天，作为北平声望最高的作家之一，周作人出任伪政权东亚文化协议会委员，“半只脚落水”，周作人这一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

1939年元旦，国民党军统势力暗中支持的“抗团人士”，在北京八道湾11号周作人家中试图用手枪刺杀周作人，侥幸的是子弹恰好打在了纽扣上，周作人仅受轻伤。事后凶手逃脱，而日本人却借着调查和保护之由频繁出入周家。

遇刺后周作人的留影，箭头为子弹击中处

这次枪击事件给周作人带来很大的惊吓，他从此陷入恐慌不安。日常生活开支带来的经济压力，人身安全又带来另外一种压力，让周作人开始恐惧出门，甚至连去燕京大学教书上课都胆战心惊。何况家里还有一位“会生活”的日本太太，这也使得他的生活变得日趋窘迫。

审时度势之下，此刻也只有日伪政权能够让他过上富足安宁的生活，周作人决定出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1年元旦，周作人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由著名文人变成了汪伪政权的文化官员，可以说是完全下水了。

1935年周作人与妻子羽田信子在北平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周作人的投敌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日本人也借机对此进行着重宣传，周作人成为日本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的旗帜人物。

1945年，抗战胜利，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在众多文人的奔走呼吁下，周作人被李宗仁下令释放。此时尽管有胡适等人奉劝他去往国外定居，但他因怀念在北平的生活婉言谢绝。8月，他从上海返回北京定居。

1945年，周作人在卫兵押送下受审

周作人不但是散文大家，而且精通日文、英文、世界语、古希腊文等语言，解放后经毛主席特批，国家安排周作人继续他的翻译工作，于是他用“周启明”和“周遐寿”等笔名翻译了众多经典作品，留下了400万字的翻译作品。

1910年前后，周作人与妻子羽田信子、大舅哥羽田重久

这些翻译工作既是出于创作兴趣，也是谋生的工作。周作人每个月按时向出版社交稿，出版社最初每月向他支付200元高稿费，1960年又增加到400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菲的稿酬，但好景不长，四清开始后，他的稿酬再次被降回200元。

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平凡而安定。除了完成固定的翻译工作，便是和一些北平旧相识唠唠往事和家常。

周作人

1966年风云突变，一场巨大的运动席卷而来。这让出版社国外译著工作陷入瘫痪，同时也断绝了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本来每月按时预付的稿酬被停掉了，于是全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微薄收入来支撑。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人闯入周家，砸毁了周母鲁瑞的牌位，紧接着又查封了周家位于八道湾的宅子。周作人此时已是80多岁的老人，还是被拉了出来，羞辱和鞭打之后被喝令住在屋檐下面。

在儿媳张菼芳的再三央求下，那群人看老人也确实经不起折腾，才同意将周作人挪回厨房打地铺休息。

周作人

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也被关进了所在单位的“牛棚”，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再三请示报告下，他们为周家重新制定了生活标准，并且向粮店声明，只许卖给周家粗粮。周作人此时衰老的牙都没剩几颗了，每天的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营养不良再加上长期在幽暗禁闭的厨房空间内生活，周作人的两条腿很快浮肿起来，行动也变得困难起来。

期间周作人委托儿媳两次写信给派出所，请求准其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鄙人已年过八旬，再活下去只是给家人徒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

一个80岁的老人想自杀，难道还需要请示公安机关吗？周作人写这样的信还是有老式文人的做派，他或许还是希望有人能关注到他。然而两封信送出之后，全都石沉大海，在浩大的风波之中，还有谁会注意他这样一个“文化汉奸”呢？

1965年周作人最后一张留影

1967年5月6日早晨，儿媳张菼芳像往常一样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急忙上班去了。

到了下午，住在同院的邻居路过周家窗前，隔着窗户往屋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奇怪，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当张菼芳赶回家时，82岁的周作人已浑身冰冷，去世多时。邻居们分析，周作人可能是要下地解手，这时突然发病去世的。当时的处境，也没办法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无奈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之后连骨灰盒都没敢拿回来。

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进步文人，到与哥哥鲁迅的失和，再到卖国投敌的汉奸，以及暮年的昏沉惨淡……不禁让人感叹造化弄人，戏剧冲突在周作人身上一幕幕上演，作为一个个体，命运的“悲苦”几乎伴随了他的半生，而投敌叛国的经历，已将“文化汉奸”这一标签烙印在他所有身份的前面，不但为后人耻笑，也成为他难以洗刷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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