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秀峰区秀峰街道东华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在三烈士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位于市逸仙中学校园内的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烈士牺牲处。

八一九事件（八一九事件如果成功了）

张海萍(前左)、苏蔓(后)、罗文坤（前右）合影（记者翻拍）。

现藏于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油画《用生命向党报警》，再现了当年三位烈士牺牲前的情景（记者翻拍）。

桂林日报记者陈静实习生谭蒙朦文/摄

矗立在尧山西麓的苏蔓等三烈士纪念碑，碑身通高24米，正面刻着“苏蔓罗文坤张海萍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显得庄严肃穆。这里是我市首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之一。临近清明，不少市民来到这里缅怀先烈，了解到苏蔓、罗文坤、张海萍3位烈士为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无不被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三个进步青年投身革命

苏蔓，原名苏裕源，1914年7月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多贤乡一个书香家庭。1930年在苍梧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935年夏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肄业。同年7月，苏蔓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大学，一年后获社会学学士。1936年6月在日本由林路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形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形势下，苏蔓回到上海，受党组织指派在上海全国学联工作，并先后负责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中法大学和青年救国服务团中共支部工作，积极领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被分配到广东从事党的工作。1939年秋至1940年5月，受中共广东省委委托，先后在曲江、南雄举办赣南党训班。1940年5月，党训班遭国民党顽固派围捕，苏蔓化装脱险。

罗文坤，原名罗娴，1916年生，广西苍梧县人。上世纪30年代初，在苍梧县立中学毕业后，随家迁居广州，考入洁芳女子高级中学就读，此时结识苏蔓。1935年春，她与苏蔓结为夫妻。同年7月，夫妇俩一起东渡日本，进东京大学读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回到上海，与苏蔓并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学习结束后，由党组织派回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干事。1940年协助苏蔓举办赣南党训班。

张海萍，原名张妙灵，1917年秋生，广东东莞县人。她自幼随父亲到广州读书，后考入广州女子师范学校。1936年冬在广州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国青年同盟。193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广东抗日先锋队，从事公开的抗日宣传活动，先后担任广东学生军军事训练总队中共女生支部委员、广东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中共女生支部书记。1939年6月到广东省妇女会从事妇女救亡工作。

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至今保存着苏蔓的自传。从这份1938年3月苏蔓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所写的自传中可以看到，苏父在广西的人脉涵盖白崇禧、黄旭初及财政厅长等国民党高层人物。苏蔓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长，舅父曾在李济深的部下当过参谋，此外，“亲戚做军官及做官和警察的都有”。他的妻子罗文坤也出身“殷实的家庭”。

为了心中崇高的信仰，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放弃优渥顺遂的生活，投身无比艰难、充满荆棘的革命事业。

三人在桂林以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1940年8月8日，26岁的苏蔓和24岁的罗文坤夫妇受上级委派，到桂林秘密筹备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与此同时，张海萍也受派遣来到桂林，任中共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这一年，苏蔓被任命为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罗文坤任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在国统区的中共组织处于危险形势之中。广西，尤其是桂林被白色恐怖的阴云所笼罩。为避开敌人的注意力，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于当年9月到逸仙中学任教，以教师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一边教书，一边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党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在广西大学、医学院、桂林高中、两江师范、妇联会等学校、机关、团体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和苏蔓研究决定并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党员干部培训班，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罗文坤担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长、中共桂林市委书记期间，积极领导妇运工作，派遣女党员和进步妇女工作者领导和参加妇女救亡团体，使桂林妇女组织得以在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张海萍到桂林后，打入广西省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工作，担任训练组组长，以公开的妇女工作掩护党的秘密工作，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文化教育活动，开展募捐、献金、劳军运动，举办各种妇女训练班等。

他们用生命保存了党的力量

在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收藏着这么一幅油画——《用生命向党报警》，表现的是1942年7月12日晚上三位烈士牺牲前的情形：苏蔓蹲在地上，低着头，紧握着妻子罗文坤的双手，内心的痛苦跃然纸上；坐着的罗文坤面色静漠，双手紧握着腿上的白绫；身后的张海萍已将白绫搭在房梁上，扭头观察着窗外，既似警觉敌特，又如遥望光明。

三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结束年轻的生命？记者为此查找了大量的资料，还原了发生在79年前的这段悲壮的历史。

记者在《丰碑桂林红色记忆》一书中读到了对当时局势的一段描述：“1942年5月中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郭潜抵桂，领取中共中央南方局汇给南委的活动经费，并检查广西党组织的工作。5月20日，郭潜离桂，26日在广东韶关被捕，随即叛变，供出了中共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领导人名单。南委机关被郭潜带特务破坏后，广西省工委失去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立即着手破获中共广西组织。7日，国民党江西中统局特务庄尚之、叛徒郭潜等6人到达桂林。”

7月7日，中统特务庄尚之带着叛徒郭潜从江西赶到桂林。7月9日，特务们拿着黄旭初签署的“行动命令”，上午11时到逸仙中学逮捕苏蔓、罗文坤、张海萍。逸仙中学校长刘嘉伟带着特务到苏蔓宿舍时，苏蔓、罗文坤、张海萍正在吃午饭。特务们当即把他们逮捕押上汽车，送往社会服务处二楼的临时拘留所。当天，国民党中统特务在桂林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共7名，其中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张丽贞、梁耀宝5人都是郭潜直接出卖的。这就是桂林历史上的“七九事件”。

特务们为达到“予以一网打尽”的目的，9日晚上对逮捕的共产党员轮番进行刑讯逼供。特务对苏蔓施以“老虎凳”酷刑，并把罗文坤带到备受摧残的苏蔓跟前，企图以夫妻之情摧毁这对革命夫妻的意志。持续几个小时的残酷审讯，他们3人在沾着自己鲜血的刑具前仍没有出卖一丝机密，以至于特务在审讯报告中无可奈何地写道：“通宵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们仍颉颃不认，亦不悔悟。”

僵持了两天，7月11日早晨，特务改变策略，采取假释的方式以图“放长线钓大鱼”，诱捕其他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此时，在逸仙中学宿舍区周围，早已布下了严密的监视网。苏蔓、罗文坤、张海萍清楚这是特务的阴谋，焦急万分。

这时有特务闯进来传话，之前签署逮捕令的国民党高官邀请三人赴宴，“以表歉意”。三个年轻人予以拒绝。特务掏出3张“自新悔过书”扔在桌上，扬长而去。种种暗示表明，他们完全有“机会”活下来。苏蔓在7月12日尝试叫妻子罗文坤外出报信，但由于特务跟踪，没能成功。

为了严守党的机密，不使党组织再遭受更大的破坏，在特务监视无法脱身的情况下，7月12日晚，苏蔓在桌上留下亲笔写的“不自由，毋宁死”纸条，压在3张空白的“自新悔过书”上。张海萍则给其在韶关的哥哥写下绝笔信，信中引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她为革命事业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临行前，决意成仁的三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如往常一样，细心批改了学生的期末试卷，在毕业生的纪念册上题字留念，甚至整理好了屋中的书籍和衣物。随后，三人在逸仙中学宿舍内自缢，以牺牲他们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发出危险信号，暗示尚未暴露的中共党员赶快撤退。当时，苏蔓28岁、罗文坤26岁、张海萍25岁。

敌人没想到，三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竟然如此刚烈，诱捕之计落了空。为掩盖其反共暴行，并蒙蔽中共地下党组织，国民党军统主办的《扫荡报》发布消息，谎称此次事件为因“三角恋爱”而自杀的“桃色事件”，希望藉此引导社会舆论、欺骗广大民众，掩盖国民党特务和广西当局迫害共产党人的血腥罪行。但国民党方面很快发现他们做了一件相当愚蠢的事，即这则新闻无形中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通了风报了信，于是他们又立即收回了那些发出去的报纸。

在《桂林抗战文化遗产》一书中对“七九事件”的影响有这样的描述：从7月9日到9月1日，将近60天的时间里，广西省工委、桂林市委所属党员先后共有30余人被捕，在桂林的部分党组织遭受破坏。幸亏在“七九事件”发生前的5月，尚在外地开会和部署工作的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没有与郭潜会面，当时正在回桂林的途中。所以当郭潜在桂林召集广西省工委人员向他汇报时，他所了解的范围还不算太大，否则广西和桂林的地方党组织将遭受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也正是因为苏蔓三人的示警，让钱兴得以立即采取措施，将大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及时撤退转移，使所受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桂林的广西地方党组织因此次事件，基本上都撤离到市区的外围，有的转移到农村活动。只有桂林被服厂、飞机修理厂等少数党支部因属单线联系，未受影响，就地隐蔽。广西省工委机关也迁至农村，此后广西地方党的工作重点也转向农村。留桂的外省党组织未受影响，继续在桂林活动。一部分与广西省工委保持联系。

“七九事件”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离后，广西地方党组织遭受的一次比较重大的损失。同时，“七九事件”对广西地方党组织和桂林地方党组织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且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考验。

桂林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83年3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将苏蔓等三位烈士遗骨起出火化，骨灰从桂林移至南宁革命陵园安放。1989年在桂林尧山修建苏蔓、罗文坤、张海萍革命烈士纪念碑。当年7月9日，在三烈士牺牲47周年之际，纪念碑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且被确定为桂林市首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为纪念三烈士，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87年在逸仙中学烈士牺牲处立碑。在接受采访时，逸仙中学师生告诉记者，多年来，校园里的“三烈士牺牲处”一直是该校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每年新生入学，老师都会给学生讲解纪念碑的由来和背后的故事。每年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位于尧山脚下的三烈士纪念碑开展祭奠活动，缅怀三位革命英烈。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3月29日，秀峰区秀峰街道东华社区组织辖区党员代表来到尧山西麓祭扫了三烈士纪念碑，为烈士送上一朵小白菊，默哀行注目礼，在鲜红的党旗前，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当年他们牺牲的时候还太年轻，真的是太可惜了，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世代相传。”读着纪念碑上三位烈士的生平，今年86岁的老党员李贤相非常感慨。三位烈士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桂林人民心中。